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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记忆之莲-第19部分

小说: 记忆之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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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她解开连衣裙前襟的扣子,走进他两腿之间。
  Esther知道自己并不喜欢Lance,并且痛恨他的故作姿态,他做出来的犹豫和内疚丝毫没有让他在床上少干她一次。她在心里反复玩味着一个念头——她只是需要他的乐观、外向,以及他的平庸,和Lance Osler做爱对她来说就像是做SPA。
  她故意把那些酒店账单留在门厅的桌子上,把Lance送的花带回家,到处留下可疑线索,但Han始终无知无觉。而她越是背叛,就越是发现自己有多爱Han。他是无可取代的,虽然他可能根本就不在乎她。
  和Lance Osler的午间偷情很快变得索然无味,Esther决定结束。
  八月的某个下午,她坐在床尾的软塌上穿鞋,Lance站在一旁看着她。
  “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她这样对他说道,听起来像是单方面的通知。
  一开始,他以为那是个玩笑,暧昧的笑着问她:“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当然,”她站起来,低头抚平裙子,没看他,“我们住的很近,而且还有Han,免不了会遇到的。”
  Lance发出一声尴尬的笑,“你觉得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我跟Han还有可能做朋友吗?”
  “我无所谓。”Esther回答。
  他愣了一会儿,低声说:“我受够了,我会告诉他一切。”
  她默默的穿好衣服,抬头看了他一眼,冷笑道:“这算是威胁吗?随便你,我已经说过了,我无所谓。”
  Esther头也不回的离开那间酒店,等着Han发现她的私情。她想象那个场景的每一个细节——他会站在起居室乳白色的镶板墙壁前面,质问她:那个人是谁?当他知道是Lance Osler,便会勃然大怒。然后,他可能会变得有些哀伤,想知道那是一时冲动,还是当真出于爱情。
  但是,好几天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Han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
  直到八月末的一个傍晚,他回到家,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Esther走到他身后,感觉到一阵近乎于兴奋的惶恐,她用颤抖的声音问:“你在干什么?”
  “去巴黎演出,今晚的航班。”他没有回头,继续装他的东西,放进箱子里的衣服远超过一次两周的旅行所需。
  “怎么没听你说过?”Esther问。
  “对不起。”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却又像是欲言又止,然后,就走了。
  Han离开的那几天,Esther感觉自己被遗弃了,而且已经很久了。他始终没打电话给她,她想要跟他谈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摊牌决裂,还是求他原谅,或者就这样装下去?她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却也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一下他们两人之间的将来和过去。她奢望能赢回他的心,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赢回来。
  一周之后,Esther突然接到一个法国打来的电话,她起先以为是Han,结果却是Lance Osler。
  她戒备的问他:“你想要什么?“
  “Han出了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Lance的回答也很冷淡,把Han在巴黎的情况告诉她,“他几乎什么都不管,就为了找那个女人。”
  Esther试图在Lance说话的语气里找到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却没有成功。他听起来也很忧虑,不知道是为了Han,为他自己,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九月七日是芭蕾舞团原定返回纽约的日子,凌晨时分,她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又是Lance,告诉她,Han没有去机场,不在酒店,也不接电话,到处都找不到他。
  她默默地听着,直到Lance问她:“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她回答说:“不用了,随他去吧。”就把电话挂了。
  Esther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疲累和绝望,她终于知道在Han的心里,自己永远也不能跟G相比。一直以来,她以为Han有许多心结,以至于不能毫无牵挂的爱上一个人,但是现在她不得不承认,他只是不能爱上她罢了。她痴坐了一整天,开始想一些别的东西,不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将来,更多的是关于她自己的。
  当天下午,她打电话给Han,漫长的嘟嘟声之后,转接到了语音信箱,她对着一片微弱空洞的电流声,不带多少感情的说:“给我回个电话。”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接到了回电。
  “我没赶上飞机,要到过两天才能回纽约。”Han在电话那头说。
  她不愿在电话上揭穿他,只说等他回来,有些事要跟他说。然后就去见了律师,草拟了一份离婚协议,努力保持冷静,等他回来。
  九月十日清晨,她记得大约是四点至五点之间,Han回来了。
  她只是浅浅的睡着,听见他开门的声音,就起床走出卧室,看到他站在起居室的落地窗前,窗外微蓝的晨光正由上至下逐渐浸润整座城市。
  “我有样东西给你。”她看着他说,拿起那个放在茶几上的牛皮纸袋递给Han。他伸手接过去,抽出里面的文件来看一眼,那份离婚协议。他转过头来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她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努力做出一个笑容,耸耸肩对他说:“我决定放弃了,就是这样。”
  他没说什么,找了支笔,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低下头无声无息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到她手里。
  她接过来,看着他笑道:“为什么你能表现的那么若无其事?”话音未落,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流下来,她赶紧低下头躲开他的目光,伸手擦掉。他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几乎让她失控,她哭着对他喊叫:“你能不能有点人性,哪怕一秒钟?!”
  “你爱他吗?”他轻声问。
  这个问题是她等了很久,无数次想像过,她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却没有说出口,只是抬起头看着他反问:“有什么关系吗?”
  Han默默看着她,然后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她不记得他有多久没这样吻过她了,沉浸在那片刻的静谧当中难以自拔,但最后还是推开他,对他道了声:“保重。”


  17。父亲

  “你们已经离婚了?!”李孜吃惊的叫起来。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Esther答的极其冷静,“我没签字,Han被捕之后,我把他签过字的两份协议书都撕了。”
  “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才没把Lance的事情说出来?”李孜看着她问。
  “我觉得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又怕如果把Osler的事情说出来,他就永远不会原谅我了,”Esther回答,“我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我蠢的要死,如果他真的被定罪,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的错。”
  “追究是谁的错一点意义也没有,”李孜揉了揉额头,“你跟Osler的关系只能让陪审团对他的证词产生怀疑,要让Han脱罪还远远不够。”
  凭借Esther的证词和她留下的那些酒店账单应该可以证明她和Osler之间的私情,Osler那些不利于Han的证词基本上不会被陪审团采信。但Ward和李孜还是花了许多时间去权衡,在打出这张“通奸牌”之后,是申请延期审理,还是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没有出示能证明Han有预谋的证据,停止审判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但Ward是刑事案审理的老江湖了,他知道在大多数案件中,这种辩护动议就如其他许多辩护方常规提出的动议一样,基本上都被“常规的”拒绝了。如果到时候没能得到法官批准,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仅凭他们手上几乎等于无的证据,局面又将陷入被动。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虽然除了Osler这个人证,控方手里还有握有其他几项有力的证据,但Han受到的是谋杀指控,证明其预谋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这张“通奸牌”打出来,检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其他的人证,比如那几个法国店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也就不会反对他们的申请,举证程序终结的日期还会往后拖。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凿凿的证明Han无辜的证据,这仍旧是赢得这场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Han的父亲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顿听审,Ward安排了他们上庭,除此之外,还有Han的几个邻居、同学、同事也会出庭作证,但都只是问一些极其家常的问题,以证明Han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李孜知道,这都是聊胜于无的伎俩,他们手里的筹码真的太少了。
  梳理完证词,Han的父亲提出来要跟李孜谈谈。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年近六十花白头发的男人,让李孜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她努力甩开那些无谓的念头,摆出职业的态度。
  “我很高兴听说Han终于愿意开口跟人谈谈发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谢,“要知道不管是对心理医生,警察,还是之前的那些律师,他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让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当的提醒:“但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多少有利的证据。”
  Yuan先生说他也明白的,又絮絮的跟李孜说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曾听Esther一再地说过,Han的父亲是那样一个极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和气,有些腼腆,”Yuan先生这样告诉李孜,“也很勇敢,他母亲出事的那天,在场的警察和急救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乘坐的车子撞在隔离栏上发生了侧翻,车祸当时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还是解开安全带爬到前排,救护车到达之前,他一直试图合上她身上的伤口,不让血涌出来,一直跟她讲话。那个时候,他还不满十一岁。”
  “Han跟我提起过那次车祸,但只是只言片语。”李孜回忆道,“他说银山医院的医生认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梦都是因为幸存的内疚引起的。”
  Yuan先生点点头,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普林斯顿,为了让Han在曼哈顿学跳舞,我们让他转学去了那里,我妻子每天都开车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英里的路程。别人都说她疯了,但Han喜欢跳舞,而且很有天赋,所以她也就坚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气很糟,高速公路上结了冰,她工作的太累了……”他哭起来,逐渐泣不成声。
  李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些安慰的话:“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一次事故。”
  “对,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泪,“但Russell那个时候还很小,对Han说过一些很残酷的话,说是他害死了妈妈,如果他不去曼哈顿上芭蕾学校,妈妈就不会遇上车祸。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话,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谈过。后来Han之所以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责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责任。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只是养活他们,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的够多够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据,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书读,生日有蛋糕,也吹蜡烛,甚至还留着每一年的录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岁生日时的录影,他站在镜头前面,我拿着摄像机对他说,这是你十一岁的生日,说些什么吧。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语气是那么冷淡,而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对着镜头说谢谢爸爸,还希望自己快些长大……”

  18.约定

  十八年以前,新泽西
  就是那一年,Yuan先生一家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虽说还有二十年的贷款要还,但毕竟是自己名下的房产,面积也比从前租的公寓大了许多,单单院子里的草坪有九百尺那么大。Yuan先生第一次把手提式割草机拿出去时,刚好被隔壁邻居看到,那人笑着调侃他:“用那个要割到什么时候去呀?”转头就去自家车库里开了一部割草用的小车出来借给他用。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Yuan先生意识到,他一直向往着的美国式的中产生活已经摆在眼前了——郊外、好学区、宽敞的房子、稳定的工作、量入而出的娱乐交际、客客气气的邻居、两部实惠省油的车、两个孩子。
  小儿子Russell刚刚满六岁了,是出生在美国的,长子Han已经十岁了,那年三月刚从国内过来。两个孩子长得有些相像,性格却很不一样。
  Russell很开朗,一张嘴几乎没有停的时候,操一口纯正美国味儿的英文,虽然还有些奶声奶气,却总喜欢说些大人气的话。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问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他回答:言论自由。Yuan先生一想起那句话就想笑,这个岁数的孩子知道什么叫美国人,什么叫言论自由,反正大人们总是挂在嘴上,就觉得是个挺可贵的东西吧。Russell说的许多话都让人忍俊不禁,他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总是大大方方的,在学校成绩很好,也有许多朋友。
  Han却截然相反,没有朋友,也很少开口讲话,安静的可怕。他生在上海,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那几年Yuan先生忙着读学位,又要省钱,统共只回去看过他两次,印象中的Han还是一个皱皮小婴儿,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从长成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了。Yuan先生本来就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几乎陌生的孩子,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Han的奶奶去世之前曾对他们夫妇俩说,Han做事很有耐心,关心别人的感受,而且也很善良。但Yuan先生总觉得Han被奶奶宠坏了,有些任性,有些我行我素。
  “别总是对他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不会听的。”奶奶笑道,“Han这个孩子有时候是有点固执的,心里有话也不喜欢说出来,这一点其实跟你是很像的。但是你只要懂得怎么跟他讲话,就会发觉他好的地方了。”
  Yuan先生不明白这话究竟要怎么讲。
  “把你的感觉说出来,他做哪些事你会高兴,哪些事情又让你难过。”奶奶笑着解释,这其实还是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告诉她的。那个小姑娘比Han小三岁,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跟着外婆过的。可能正是因为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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