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性的证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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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0。8g,滲皮约5g。人摄入三十分钟至数小时内死亡,或者在开始时呈氰酸中毒状,十分钟后突然死亡。
杨君里的摄毒时间很奇怪。司机证实,她从上出租汽车到感觉难受的时间是十五—二十分钟,排个时间表便可以确定杨上车是晚上十时零六分,被送到警察署时是十一时四十三分。从都立大学到曲町警察署途中不停车约需三十七分钟,但司机为了观察杨君里曾中途停车。这就是说,无法判断她服毒时间是乘车前还是后。毒性的发作非常迅速,要是上车前服毒,很快就该感觉难受。关于这一点,司机只说“乘客上车时就觉得她异样”,具体印象却很模糊。如果是上车后服毒,则车上应该遗留下毒药的容器。当然也可以在行驶中将容器扔出车外。
对此,曲町警察署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设两套人马分别从自殺和谋杀两方面侦察。第一次侦破会议首先讨论一个问题:不管自殺或谋杀,其动机是什么?
由于本案件的死者是访日逗留期间死亡的中国客人,故无法调查死者周围的社会关系,唯一的调查对象是死者所在的访日参观团,但已回国。有人认为首先要在东京找出死者要去拜访的故友。持这种想法的人还对死亡动机提出了具体设想:
“死者可能在战时同日本人结婚,她希望借这次访日之便会见过去的丈夫以及由丈夫抚养的孩子。她的东京故友无疑就是丈夫或孩子。但是战后三十六年过去了,昔日的妻子突然出现,很可能给丈夫带来麻烦,孩子或许也不相信这位不速之客是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孩子肯定已有了自己的家庭。日夜盼望相见,却遭到对方的冷待,她当然会悲观失望。”
“这么说是自殺?”
“自殺的可能性很大,担还不能排除谋杀的可能性。说不定杨君里的出现引起了某人的麻烦,于是下了毒。”
“我认为即使昔日的妻子或中国的母亲突然出现,也没有杀人的必要。战时在中国的日本人同当地的妇女结婚、生孩子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也上了年纪,这种年龄即使出现了异国前妻,也不至于破坏家庭吧。”
“说不定存在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具体原因吧。”
作了种种大胆的设想,仍然分析不岀死亡的原因。作为唯一的线索,检查了杨君里的行李,只是几件替换衣服,一本汉语的日本导游书,一本日中辞典以及看来是作为礼物的收录两用机等,找不到有助于侦破的物件。
侦破会议决定从自殺和谋杀两方面进行侦察,并订出以下侦察方案:
―、对上车地点——都立大学附近进行调查。
二、彻底调查旭日饭店。
三、查出日本国内死者想要寻找的人。
四、调查接待人员、农林省、日中睦邻协会。
五、弄清毒品来源。
六、通过外交途径了解杨君里的社会关系,找出死者的前夫。
第二节
由于此案一开始就由栋居受理,所以他负责侦察方案的第二项——调查饭店。这不得不使他想起了早先曾办理过的东京皇家饭店黑人青年被刺案件。那个案子的罪犯是黑人的母亲。黑人青年是战争的产物,他万里迢迢从美国飞来访母,却被成名后的母亲抛弃、刺杀。
这次的案件多少有点相似,可以假设:曾同日本人结为夫妇的中国妇女,三十多年后来日寻找生死离别的丈夫和孩子,但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和孩子却拒绝了她。
杨君里之死被大量报道,她的丈夫和孩子应该知道。可是他们并没有露面,令人感到他们对杨君里的出现十分反感。据说杨君里在中国没有亲属,那么住在日本的丈夫和女儿就是她唯一的亲人。可是她临死时却没有亲人守在一旁送终,而是在出租汽车里痛苦地挣扎,最后惨死在警察署中。栋居觉得她死得太悲慘了。不管是自殺还是谋杀,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若是谋杀一定要查出凶手;如果是自殺也要弄清原因,以慰死者亡灵。这种侦察得悄悄地搞,但至少要把遗体交给她的日本亲属,不然她只能葬入无人祭祀的外国人坟地。她是热切盼望来日本的,怎么也想不到会死在日本。她有丈夫和子女在日本,总还不至于无人祭祀吧。“决不会让她无人祭祀!”栋居自言自语地说。
栋居现在最惦念的是出租汽车司机送来的柠檬。在侦破会议上柠檬没有受到重视,大部分人认为这只柠檬是其他乘客丢下的。即使是死者的也算不上什么重要线索。妇女带着柠檬是很普通的事。但是,栋居还是认为死者带这只柠檬有些蹊跷,总觉得这柠檬里隐藏着重大线索。柠檬成了他的心病。柠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栋居再次走访了旭日饭店,调查的重点是死者有无来访者及电话。
杨君里一行的参观团五月十五日到达日本,在该饭店住了二天后,到日本各地参观了两周,然后在五月三十日再次回到该饭店住宿,就在当天晚上,杨君里死了。如果有人来访,那一定是在开头的两天或再次住宿的五月三十日。饭店方面说除了参观团的东道主——农林省及日中睦邻协会的人来过外,没有其他特别的人来访。打给参观团的电话倒有几次,但记数表只记来电次数,不记对方的电话号码,所以也查不到挂电话来的人。而且参观团的全体人员早已回国,无法打听更详细的情况。
灰心丧气的栋居刚想回去,已经同他熟悉的饭店帐房若有所思地对他说:“我想起一件事,不知对您是否有用。”帐房似乎还在犹豫该不该说。
“不管什么事都可以说。”栋居鼓励他。
“那位客人第一次来住宿时曾要求调换房间。”
“调换房间?”
“那天是我值班,我记得很清楚。起先要给她安排731室,但她提出要调别的房间。”
“她不满意开始安排的房间吗?”
“我还以为她嫌房间太小,可是她说只要换一间,面积相同也可以。”
“这么说,是不满意房间的位置?”
“要求换房间的客人多数是不满意房间的式样或位置,但是分配给她的这间离电梯远,还算安静。这样的房间在饭店里算是好的。”
“那么她到底不满意什么呢?”
“我想她会不会希望住得高一点,但她说同层也可以,于是我就给神换成724室。我也很奇怪,她为什么要换房间呢?”
客人的这一行动给帐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栋居马上思索起这个新线索来。
“我说的话不一定对您有用吧。”帐房问栋居。
“不,很有价值。如果还有什么情况请继续告诉我。”栋居道谢后,出了饭店。
别的侦察组也没有发现重要线索,只了解到:
中国参观团在日本参观了农林省所属的农业技术研究所和农业综合研究所、游览了京都和奈良的古迹、访问了长野县的农村、松本市的日本民间风俗资料馆、秋田市的农药厂、化肥厂以及福岛县的农村及仙台市的农机厂。在这期间,参观团会见过许多有关人员,接触过不少人,但这些被接触的人中并没有原先就认识参观团某团员的人。据自始至终陪同访问的交通公司陪乘员以及农林省、日中友好睦邻协会派出的接待人员反映,杨君里在日期间身体一直健康,毫无死亡的迹象。
到都立大学附近调查的侦察组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都立大学附近地区是柿三木坂、八云、中根、自由之丘等高级住宅与中级住宅相间的混合区,很僻静。到了晚上,除了车站外几乎没有行人。发生在夜里十一点的事件,很少会有人看到。如果她要找的人家离她叫车的地点很近的话,那么没有目击者是很自然的。
对毒品来源的调查结果进一步为自殺的说法提供了依据。近来已密切注意对硫磷的毒性并控制使用,其最有效的灭杀对象是二化螟虫。其次则用于普通农家的果园等。已经证实,秋田市的农药厂在接待中国参观团时,作为学术交流曾把对硫磷的试剂送给来宾。而且也给过译员杨君里一份。厂方是按来宾人数准备的,他们以为杨君里也是农业技术人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一位农业技术人员。
经化验证实,她体内的毒物同农药厂赠送的试剂完全一致。
有人提出疑问:如果是自殺的话,为什么要在乘车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服毒呢?她完全可以回到旅馆写好遗书,然后整理好东西再从容不迫地死。
又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也有可能死者突然想到要死,一时冲动服了毒。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后,不选择地点就匆匆寻短见的人是常有的。
杨君里是自殺的说法占了上风,这么一来,就给侦察员的热情泼了冷水。侦察员的职责就是侦察,收集同案子有关的材料,查出罪犯。如果确定为自殺,那么侦察就要中止。
通过外交途径了解死者的情况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尽管中国方面愿意协助,希望还是不大。因为杨君里这种孤身一人的老寡妇是很少有人了解她的。
指挥部内开始的看法都倾向于有人谋杀,但这种看法还是较模糊的,不过是种假设,而且指挥部是临时性的。不久前刚制定的、从自殺、他杀两方面调查的方案已半途而废。指挥部里要把此案作自殺处理的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果确定是自殺就不会影响破案率,反正是一、二个外国人,自殺还是他杀都无关紧要。虽然栋居很反对这种极端不负责的做法。但是,在侦察工作无法展开时,就求稳妥、图安逸,这是干这一行的弱点。
栋居抵制这种做法是另有原因的。他同情杨君里的不幸。当然,作为一个侦探,这种同情心是要不得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死在异国的警察署,连死因都没弄清就被葬在无人凭吊的“无缘塚”墓地,这确实太惨了。栋居同情杨君里是因为他想到了黑人青年的死。从乔尼之死到杨君里之死,使栋居倍觉不安。他始终认为这些访日的客人并不是偶然死去的。
然而,这只是栋居内心的想法,他没有办法拿出材料来证实自己的想法,也就不能扭转自殺的说法,指挥部几乎要被解散了。
第三节
事情发生一个月后,栋居收到邮给他的一个包裹,寄件人是“喻鑫培”。这三个字虽然笔划多,但栋居还没有忘记这就是杨君里访日时的参观团团长。
栋居急忙拆开封皮,是本中文书,书名为《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这是一本日本小说的中文译本,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随书还附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自我们回国后,杨君里的死因弄清了吗?我也感到很奇怪,因为这件事太突然了,我们来到日本后,杨君里的精神始终很好,一点也看不出她想要死。回国后,我在整理自己行李时发现,无意中夹带了杨君里的书。这本书是杨君里访日期间带着的,听说这本书不错,我便借来看,忘了还给她。杨君里在中国没有亲属,无法归还。我想这本书会不会对破案有用,于是就寄给你。如果有事需要我们协助,敬请函告。
这是一封用日文写的信,虽然文笔不通畅,但可以看懂意思。
栋居重新观察这本书——很粗糙,装帧、纸张、印刷都不及日本的好,所用的纸张如同日本战后不久发行的黄色杂志所使用的仙花纸①,但书中收集的短篇小说却都出自日本文坛的名家巨擘。杨君里为什么要带这本书呢?栋居感到迷茫。她曾有过日本丈夫,本人的工作又是日语翻译,她读日本小说并不希奇。而且是中译本,在中国可以随意购买。
注:一种以楮为原料制成的日本和纸,纸质粗,常用于包装。——译者注
这本书32开,近七百页,较厚,中国可能没有文库本及纸皮书一类的袖珍版本吧。书中收录了二十八篇作品,排列着二十八位作家的姓名。每篇小说的开头还印有作者照片和本人简历。
栋居用手指漫不经心地翻着书。蓦然,他的手指停下了,一个念头闪过脑际:会不会在这些作家中有杨君里所认识的人呢?杨君里肯定要经过某种途径才能打听到三十六年前的丈夫的情况,是不是这本书提供了这种途径呢?喻鑫培曾说杨君里在访日前就已知道丈夫和子女的住址,难道杨君里从这本书中获得了阔别三十六年的丈夫的消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本书中的某作者会不会就是她的丈夫呢?即使不是丈夫本人,也一定是可以打听到丈夫消息的人。
这个设想引起了栋居的兴趣,他逐个看起作者姓名来。
如果真有杨君里的丈夫,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六十岁上下的作家。书上有作家照片,一眼便可认出。看来找丈夫要比找孩子更容易。因此栋居对于曾在中国呆过的作家特别注意。
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简介都是用中文写的,栋居不懂。而且也可能简介中有漏记或作家本人隐瞒在中国的那段经历,看来除了女作家外,对所有作者都必须注意。
栋居向课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哦,有那种可能吗?”课长起初表示怀疑。
“我是这样设想的。首先查一下作者中是否有人的家及工作场所在都立大学附近,是否有人常去那一带的商店或在那里逗留。如果有,再加上他曾在中国呆过,那就有眉目了。”
课长虽然没有积极支持这个设想,但表示有兴趣。于是,栋居马上到图书馆翻阅文艺年鉴和文学辞典,调查了二十八位作家的经历。
马杉范之、58岁,住目黑区棉之木坂二区的二十多号,但是没有去过中国。
常法寺三郎、61岁,住目黑区自由之丘公寓某号,战争时期曾在中国的满洲铁路任职。
波肇(原名古馆丰明)、5。4岁,家住川崎市多摩区细山,但他把工作地点安排在目黑区八云二段的高级公寓里。战对,他作为一名“少年见习技术员”,曾去过满洲。
仙波信仰(原名信夫)、67岁,住目黑区中坂一某号,战争时期是《朝日新闻》报的随军记者,曾跟着部队到过中国的湖北、当阳、宜昌等地。
在以上四人中,仙波信仰在中国的时间最长,从一九四O年四月随三十九师团参加唐河平原围歼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