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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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进来，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亲自参与的活动中没有双重间谍。这个危险实在是太大了。
3月23日伊弗里姆回到日内瓦。他妥协了。突击队可以进入贝鲁特利用他们自己的联系人和应对策略，做好突袭的准备工作。他们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的指导和监督。待一切准备就绪时，特别突击队将接过去实施暗杀行动。“穆萨德”和以色列军队联合行动。其活动范围将大大超过杀死三个恐怖组织头子。
伊弗里姆在简要介绍这个方案的细节时，就连阿弗纳和卡尔都不得不承认，仅靠他们五个人和法国私掠船船长的支援人员是不行的。这是一次大行动。
它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
伊弗里姆会尽快告诉他们突袭的日期。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敢死队的头头们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里要待多久。行动很可能在4月中旬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展开，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许在时间上，它与在巴黎袭击阿尔一库拜斯的计划相冲突。
阿弗纳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一知道突袭的日期，”他说。“卡尔和斯蒂夫就去贝鲁特，罗伯特、汉斯和我在巴黎对付库拜斯。我们一完事，就来贝鲁特。所以，4月份有一两个星期我们会很忙。”
到底有多忙，阿弗纳不清楚。
4月1日，伊弗里姆捎来了消息。贝鲁特的突袭日期是4月9日。卡尔和斯蒂夫立即准备在黎巴嫩首都和“集团”的几个成员见面。
同一天，路易斯给阿弗纳带来了一些新的情报。“黑色九月”中顶替已故的阿尔一契尔、继续跟克格勃联系的那个人，很可能在4月11日左右来雅典开会。这位继任者是巴勒斯坦人，名叫扎伊德·穆扎斯，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扎伊德”。突击队除了知道他是个恐怖活动的组织者、直到最近才来利比亚工作之外，其他情况了解很少。卡尔认为“阿布·扎伊德”可能在1972年10月的黎波里信件炸弹事件中受过伤。如果这个穆扎斯跟他是同一个人，很显然他已经康复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穆扎斯是敢死队与俄方之间新的联系人。前段时间，“集团”通过监视以前与阿尔—契尔联系的那个克格勃，结果发现了他。
当然，穆扎斯不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
在卡尔看来，事情非常简单。“既然他不在名单上，我们就不去碰他。”他说。“谈论他是谁，是干什么的，都没有实际意义。除了库拜斯和贝鲁特，别的你还想干什么？难道我们还不够忙吗？”
而阿弗纳的看法完全不同。
“他不在名单上，没错。”他对卡尔说。“相信我，即使我们无事可做，我也是最不愿意去惹他的，很愚蠢。”
“而且也是错误的。”汉斯说。
“我同意你的说法。”阿弗纳说。“但是想一想：为什么阿尔—契尔在名单上？难道是因为伊弗里姆不喜欢他眼睛的颜色？
他之所以在名单上，是因为一点。只有这一点。他是俄方中间集结待运区域的联系人，即塞浦路斯的联系人。对不对？现在这个新的联系人是穆扎斯。所以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如果阿尔—契尔组织了一次对海法的大规模袭击活动，我们就阻止他，但如果穆扎斯干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不理不睬？阿尔—契尔不能干，难道就欢迎穆扎斯于？
“名单只不过是一张纸。那些名字之所以在上面是有理由的。我们是跟着纸走还是跟着自己的判断走呢？好好想想吧。”
阿弗纳的观点不是抽象的，而是以色列的传统。无论在哪里——在集体农场和部队也好，在“穆萨德”也好——强调的都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循规蹈矩，要发挥创新精神，要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置上级的命令于不顾，或者把规定骂得一钱不值。而是说：规定不是一切。注意规定后面的理由，如果文字与一项规定的精神相抵触——如果你确信有抵触的话——那就跟着精神走。你是人，不是机器。
但在操作中，没有这么简单。
“在作出决定之前，”卡尔说。“你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你把穆扎斯干掉了，行，你是个英雄；如果你不管他，你还是个英雄；如果你动了他，又没有干掉他，你就是笨蛋一个。”
“那就是二比一的几率。”汉斯补充道。“什么也不干，还是英雄。”
这番话足以把斯蒂夫也煽动起来站到阿弗纳的一边。“你们这些人说的话，”他对汉斯和卡尔说。“让我非常恶心。你们都是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所有的想法就是给自己遮羞。”
卡尔和汉斯被说服了。事实上，他们宁愿被说服。但卡尔还是建议先跟伊弗里姆核实一下——即使有充足的理由。毕竟这已超出名单的范围，是一个大的改变——但很显然没时间这样做了。要去日内瓦的保险箱两趟，中间还要等五六天。
“我们这样，”阿弗纳作出了决定。“卡尔和斯蒂夫明天出发前往贝鲁特。汉斯、罗伯特和我确保六号之前干掉库拜斯。然后我立即和卡尔、斯蒂夫会合，罗伯特和汉斯去雅典为突袭穆扎斯做准备。这件事不需要很长时间，也许一天就行了，然后来贝鲁特跟我们会合。
“贝鲁特结束时是9号，然后我们去雅典，全力以赴做这件事。”
后来，阿弗纳回忆1973年发生的这些事件时，承认之所以在几天之内同时在几个城市推动三次大行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伊弗里姆在日内瓦对突击队此前所做事情的反应让他非常担心。虽然伊弗里姆没有说：你们怎么搞了这么久？虽然他没有说：你们以为自己在豪华旅游呢？但他们的行动似乎没有给伊弗里姆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热情也不够。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主管领导应该像对待英雄一样地对待阿弗纳和卡尔——以色列人不会希望仅仅因为完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而受到英雄一样的对待。在这个国家，一半的人都在做危险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身为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伊弗里姆的态度那么模糊，那么低调，阿弗纳担心这是特拉维夫即将改变这次任务的信号。在家里的那些官僚机构中，在“穆萨德”，在内阁中，谁知道在哪里，有人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让五个人满世界地跑了六个月，花去几百万？难道就为了除掉三个恐怖分子？愚蠢之极！
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弗纳就永远不能变成那个荷兰小男孩了。相反他的名字就永远会和一项被取消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是愚蠢的。“噢，”人们也许会说，“你说的就是那个白费了半天劲的人吗？我们让他半途而废的那个家伙吗？别的突击队员在贝鲁特比他们干得更好，只花了五个小时，开销只有他们的一半，而且也没有那么小题大做！”
也许伊弗里姆在日内瓦没有明确说出来，但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赶快，干得更漂亮一点。如果你们不能干得更漂亮一些，我们也许就只好忘记这件事了。
卡尔一定猜到阿弗纳的想法了。因为决定三次行动同时进行以后，他私下里对他说：“喂，你是对的，也许应该干，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记住，如果你闯了祸，他们绝不会承认给你施加了压力。他们会说：‘什么，我们？我们从来没跟他说一个字。”’
路易斯指定的监视阿尔一库拜斯的支援队的协调人是一个年轻女人，年纪跟阿弗纳差不多。这是阿弗纳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不做监视员，不做家庭主妇，不做诱骗者，而干比这些更重要的协调人这个活。他当然知道，在每个收集情报的指挥层都有许多女人参与。而恐怖分子有时候也把女人当作卒子来使用。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或者特瑞斯·哈尔希这些人，都成了恶名昭著的人物。但是事有凑巧，阿弗纳以前从来没有跟一个职位较高的女人合作过。
凯瑟对她的工作很在行。她身材苗条，黑眼睛，黑短发。如果凯瑟不是刻意让自己看起来那么邋遢的话，她实际上是很漂亮的。很显然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法语和英语说得跟本国人无异——阿弗纳觉得她出生在魁北克，而对于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魁北克人来说，会说法语和英语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跟许多法裔加拿大学生一样，凯瑟很可能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的魁解阵线——魁北克解放阵线——刚开始也许仅仅是个同情者。她从那里一毕业，就跟托尼或路易斯一样，“过了”空谈政治的“阶段”。让阿弗纳好奇的是，他不知道凯瑟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或者她还有没有政治观点，还有没有别的女人想做凯瑟正在做的事情？对于男人阿弗纳就想不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男人有谋生的义务，有干一番事业的义务，所以最奇怪的职业都有人去干（阿弗纳总觉得自己“掉进”特工这一行也是这样的）。但如果一个女人所从事的工作非同寻常，那很可能是她自己特意选择的。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为什么凯瑟选择这一行呢？
然而，她无法让阿弗纳洞见这一切。她反应敏捷，值得信赖，彬彬有礼，笑声从容，对从事秘密工作的人经常表现出老式的同志般的热情。握手的时候，她有一个站直身体略欠身子的习惯，就像过去学校里的普鲁士军官。凯瑟对英国人的态度也很悲观，跟“爸爸”一样。她的这种态度表现在窃窃私语和偶尔的谈话之中。比如，当话题转到英国驻乌拉圭大使曾在杜派马鲁分子的“人民监狱”里待了八个月时，她的脸上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出笑容。
凯瑟对普遍意义上的“爱国”有某种偏爱。对她来说，为了国家进行肉搏战的人，即使碰巧互相打起来了，就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那样，也是爱国的。阿弗纳能够了解到的她的感情方面的东西就这些。对于其他的人，她似乎只有轻蔑。她习惯叫他们“傻瓜”。
“他不难跟踪，”说到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时她对阿弗纳说。“因为十点左右他总在那条洛亚尔街上走，那时候周围没有多少傻瓜。”
确实，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并不难跟踪。他是伊拉克法学教授，曾经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里做过讲师。（按照“穆萨德”获得的情报）到1973年春天，他一直负责为解放阵线提供物资和武器，是个高效的组织者。“集团”轻而易举地就搞清楚了这些。3月9日，他第一次抵达巴黎时，在机场跟一个漂亮的地面女服务员有过一次谈话。“你知道，我不是个富有的阿拉伯人。”阿尔一库拜斯明确无误地告诉那个女孩。“我只是个旅游者，一个简简单单的旅游者。我要的是一家便宜的旅馆。”那个地面女服务员因为也在“爸爸”支付工资的名单上，因而每月不多的收入有所增加。她给他推荐了市中心的几家便宜的旅馆，然后（因为她不知道库拜斯是谁）例行公事地把这个插曲报告给了“集团”中的联系人。从这里人手，凯瑟的监视员只查了她提到的三四家旅馆就发现了阿尔—库拜斯。
阿尔—库拜斯的旅馆位于八区的一条狭窄的拉卡德街上。拉卡德街位于玛勒舍伯斯大道和奥斯曼大道之间。从巴黎最壮观的玛德莱娜教堂所在的洛亚尔街的顶头走过去不用一分钟。这里正好是一个“Y”字形的中心。洛亚尔街是“Y”的颈部，通向协和广场，“Y”左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勒舍伯斯，通向差不多同样壮观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右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德莱娜大街，通向巴黎剧院。
阿尔—库拜斯白天要么在小饭馆度过，要么在左右岸的路边小咖啡馆里度过，二者各占一半时间。早上他经常在圣杰曼大道附近与联系人见面，而在晚上喜欢把约会地点定在蒙马特郊区街或者香榭丽舍大街上。如果晚上在蒙马特约会之后，他会沿着意大利大道和卡皮欣大道，经过巴黎剧院溜达回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走的这段路，几乎经过汉斯、罗伯特和阿弗纳的安全屋的前门。）如果约会地点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阿尔—库拜斯要么从玛丽尼大道，经爱丽舍宫，在圣宝莱郊区街右转，或者沿着加百利大道，经过美国大使馆和优美的气隆酒店，到达协和广场。两条路最终都会让他走到洛亚尔街——到达洛亚尔街时，要么在世界知名的马克西姆饭店的下面，要么正好在它的上面——从那里再走五分钟，经过玛德莱娜大教堂，就平安到家了。
4月6日晚上，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选择了后面那条路线。
阿尔—库拜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也许他已感到了危险——时不时地转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然而，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是不可能注意到巴黎的车流中两辆截然不同的车子在他身边来回经过的。在加百利大道上，凯瑟的监视员不再跟踪他。没必要惊动一个行踪业已掌握的目标。
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正在他们的安全屋里等电话——安全屋离卡皮欣大道不远，靠近“Y”字形右分支的顶端——告诉他们目标已靠近洛亚尔街。他们要在“Y”字形的中心靠近玛德莱娜的地方，盯上阿尔—库拜斯，然后跟着他，沿着“Y”字形左分支朝他的旅店走。
十点刚过，电话来了。
这时阿尔一库拜斯正走在安静的加百利街，除了保卫美国大使馆的巴黎警察之外，没有人监视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库拜斯才选择了这条空无一人的街道：在装备精良的警察总队队员的注视之下，没有人会袭击他。在这之前或之后，他觉得路上有那么密集的行人，足以对他起到保护作用。只是在从洛亚尔街的顶端到他旅馆的一小段路，他才是一个人。
凯瑟的第一辆监视车绕过协和广场上方尖形的纪念碑之后，发现阿尔一库拜斯已经上了洛亚尔街。车子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开到宽阔优美的商业街之后，转右上了玛德莱娜大道。这时车灯闪了一下，是给正朝相反方向快速行驶的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发出的警报。
第二辆车——凯瑟坐在司机旁边——以较慢的速度跟在阿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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