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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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纳认为，这次任务的实际成就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73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个时候他们值得嘉奖，如果要嘉奖他们的话。也正是那个时候，他期望从伊弗里姆那里得到一句“干得好”的评价，而不是埋怨他们时间花得太长，钱花得太多，更不是他们回去参战后对他们所有的人严厉训斥。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突击队开始走下坡路，损失连连，险情不断，灾祸接踵而至。首先是卡尔，其次是罗伯特，最后是汉斯。还有瑞士的三个巴勒斯坦走卒，西班牙的一个走卒。然而现在，伊弗里姆却赞扬他们干得出色。．
阿弗纳不明白。也许大家都感到宽慰，任务终于结束了。也许他们还期待着更糟糕的事情，另一个利勒哈默尔再现。也许伊弗里姆——毕竟跟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官僚——接到过更高级别的人赞许的暗示。而这样的暗示他以前没有接到过。在一个官僚机构中——每一个情报机构都是一个官僚机构——大人物的赞许能最终决定一切。如果这样的赞许传到了伊弗里姆那里，他的态度自然就改变了，开始讨好了。
他现在正在讨好阿弗纳，以及其他集体农场的农民。所以，在“穆萨德”那套公寓里的三天中，阿弗纳不仅变成了那个荷兰小男孩，而且还变成了美国骑兵队里的中校约翰·韦恩。他变成了一个连集体农场里最野蛮的农民都敬重的人，实现了他儿时的一切梦想。他在集体农场里的所有梦想都成为现实。他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表明了他能做什么。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英雄。这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
阿弗纳向伊弗里姆做了一个认真、详细的汇报，竭尽所能地不遗漏任何一件事情。伊弗里姆做了笔记。也许他们还录了音，只是阿弗纳不知道而已，他也没问。他们似乎在为成功而欢呼，而把失败的影响减少到最小。萨拉米——哦，是个遗憾，但是你们尽了力。穆扎斯——即使他不在名单上，但它是战场上作出的决定。那个克格勃——我们什么也没听说。也许你们误解了他的意思，可是即使你们不误解，又能怎么样呢？苏联人对此事缄默其口是有他们的道理的。瑞士和西班牙的那几个年轻恐怖分子——我们无法评判。但他们是恐怖分子。你们做了你们认为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至于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嘛，是一场悲剧，但你们想怎么样呢？打仗，就会有损失。是的，你们接到命令之后就应该停下来的，可是我们理解你们为什么没有停下来。我们别再谈这些了。
伊弗里姆不赞成的惟一件事情就是在胡恩杀了那个女人。“这就不对，”他说。“你们违背了命令。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无论她杀没杀卡尔——我也怀疑是她杀的——但朝她开枪就是谋杀。我们决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你跟这件事没关系，”阿弗纳说。“都是我们自己干的。就当那个时候我们在休假吧。”
“别傻了。”伊弗里姆高声回答道。“也许电影里是这样。”这是他惟一一次用责难的口吻，但这种口吻没有坚持多久。“不管怎么样，既然做了就算了。”他说。“我们现在别无选择了。但是记住，我们不要以未经批准的行动为笑柄。一般来说，这是要免职的。”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想，免什么职？我又不是在给你们干活。但是，还是保持沉默比较简单。
他没有向伊弗里姆详细汇报的惟一一个方面就是“集团”。关于路易斯和“爸爸”，他只字未提。他经常用的一句话是，“恐怖网络中的一个联络人”或他发明的一个对伊弗里姆有益的代号。他这样说：“后来我们给保罗打了一个电话，”或者“后来我们给哈勒德打了一个电话。”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不仅仅是因为他父亲提醒过他，袖中总要有一张牌，而且还因为阿弗纳一直觉得，把他们的情况告诉“穆萨德”就等同于对“爸爸”不守信用。“爸爸”从来没有对他失过信——也许仅仅是他的希望而已——他是这样看的。尽管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阿弗纳对伊弗里姆也说不出他们多少东西来。他所知道的就是几个电话号码。他曾用这几个号码跟“集团”联系，并用这几个号码给他们留言。也许还能在法国乡下的某个地方找到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可能是“爸爸”的总部，也可能不是。
伊弗里姆没有逼他。所有的特工都喜欢保守自己线人的秘密。部分原因是因为安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联络人就意味着有几分地位。这样可以保证一个特工不能被电脑代替。
七十二小时之后，伊弗里姆再次与阿弗纳拥抱，然后让他离开了公寓。
阿弗纳见过其他一些被看作英雄的特工，也见过一些享有很高声誉的特工，还见过一些大家都很敬畏的英雄，尽管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干过什么。现在，很显然，他自己也成了这样一个英雄。他可以从那次汇报之后每次到总部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事务时，人们在他的背上拍打的情形看出来。他到各个办公室递交这次任务中使用过的支票簿、证件、保险箱的钥匙和随身用具时，那些他几乎不认识的人都不停地使劲跟他握手。阿弗纳把几个账号和身上剩下的几千块业务费交给那个加里西亚人的祖宗时，他咕咕哝哝地赞扬了他一通。在一次汇报会上，就连那个新上任的老板，伊兹查科·霍菲都跟他握了手，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然而，正如阿弗纳后来对他父亲所说，这一次没有人提议开车载他去见总理。
退休的父亲一定听到了风声，虽然他对细节并不清楚。“我听说你干得很漂亮。”当阿弗纳走进花园时他说。“我听见他们认为你是个宠儿。”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他父亲突然抬起头来。“你不这样认为吗？”他问道。
阿弗纳摇摇头。“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没关系。”他父亲停了一会，说。“别担心你怎么想，别担心你的所作所为。今天你成功了，那就享受他们给你的荣誉。立刻享受。今天他们是愿意给你的。
“明天，就忘了吧。明天你什么也不是。”
“我不想要他们给我的东西，”阿弗纳回答道。“他们什么也给不了我。”
他父亲在椅子上坐直身体，“听我说，”他说。“你以前没听我的，但现在请听我的。虽然情况比较糟糕，但你很走运。今天你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但这是你惟一一次机会。只在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明天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他们甚至不会来向你打一声招呼。你坐在这里等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永远不会来。”
“但如果我不想要他们的红宝石呢？”阿弗纳问道。“如果我对他们的电话不感兴趣呢？”
他的父亲看着他，长叹了一口气，似乎突然兴趣索然。“你不明白，”他说，与其说是对阿弗纳，还不如说是对他自己。“你要像别人一样，必须亲身经历之后才能明白。但那时就太迟了。”
虽然他的父亲没再说什么，但阿弗纳认为他能想象得出他一直痛苦不堪的原因。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年前去世了。她是在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去世的。据阿弗纳父亲说，在他当间谍被关进大牢时，她就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了。但是，她不是以色列人——她甚至不是犹太人——所以没资格享受医疗保险，接受免费治疗。他的父亲不得不为她支付医疗费。很显然，医疗费非常昂贵，花去了他的报酬的绝大部分。这笔报酬是他完成了那次著名的任务后得到的。尽管父亲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仍然不愿意拿出一分钱。
阿弗纳不是从他父亲那里得知这些的。跟往常一样，除了那些含含糊糊、痛苦辛酸和一般性的评论之外，他什么也没告诉阿弗纳。是阿弗纳见到他的母亲后，母亲告诉他的。她去参加了威尔玛的葬礼。除了父亲和一些集体农场的农民之外，她是威尔玛下葬时惟一在场的人。阿弗纳想，这不仅仅是个讽刺，而且还很古怪。
母亲理解父亲对“他们”的怨气，但想法跟他不同。在这个四周被围的小国里，每个人都在冒险。许多家庭在战争中也失去了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如果你必须对每个做出牺牲的人给予特别认可的话，那么你对其他男人和女人也必须这样。“普通”工作和“特别”工作的区别是什么？开坦克跟当特工同样容易牺牲，甚至更为容易。如果每个人都例外，那这个国家就要崩溃了。“你是以色列人，你尽你的义务。”阿弗纳的母亲说。“你别指望回报。犹太人有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对你的回报。”
“威尔玛不是以色列人。”阿弗纳说。
“她做了她必须做的事情。”母亲冷淡地说。“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你以为很容易吗？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听着，我也没要什么回报。”
“母亲，你是个圣人。”阿弗纳同情地说。
“你什么意思，圣人？你说的什么话？仅仅因为我跟你父亲意见不一致就是圣人？”
“父亲当然不是圣人。”阿弗纳说。“他惟一的毛病就在这里。而你是圣人，你惟一的毛病也在这里。”
然而，对他母亲无礼也无济于事。事实是，在他的思想里，阿弗纳仍然认为，他的母亲是对的。她的标准是正确的。阿弗纳——或者他的父亲——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不是母亲的错。
或者，推而广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错。
5月末，阿弗纳回到纽约。那时他在思想上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在上次简短的会议上，他什么也没对伊弗里姆说。那次会议离阿弗纳的航班起飞只有几个小时。“离开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里姆对他说。“你回来后我们再谈下一次任务。”
“好吧，”阿弗纳含含糊糊地回答。“我们谈一谈。”
实际上，他想谈话的那个人不是伊弗里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纽约的第一个晚上确实跟她谈过。“你在美国住了两年了，”阿弗纳对她说。“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肖莎娜说。“我喜欢这里。”
“你想家吗？”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吗？”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纳说。“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们——也许可以住在美国。你觉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远住在这里？”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种罪恶感向他袭来，肖莎娜一定也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们移民，跟瑞典人或者意大利人移民还不一样。换一个国家，放弃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决定就更为重大。它不仅仅是向另外一面国旗致敬，说另外一种语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纳税。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回到了散居状态，意味着抛弃了犹太人的家园，背弃了成千上万死去的犹太人的信念。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每天仍然面临着死亡。这就意味着在敌人面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1975年5月末，阿弗纳已下定决心移民。
这时只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变主意。
“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问。
“不是，”阿弗纳摇摇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战争之类的，我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耸耸肩。“我知道，”她说。“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谈的是别的东西。”
她是对的。阿弗纳知道她是对的。如果爆发战争，很多人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还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移民确实还意味着别的东西，跟紧急情况下一个人会不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无关。
“我知道，”他对她说。“我就是不想回那里居住。我说不清原因。它与国家或者……理念之类的没关系。”
肖莎娜看着他。“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她问道。
“也许。”
“我不是要问你一些问题，”肖莎娜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决定的话，我们现在就决定吧。”她看着在摇篮里熟睡的女儿。“在葛拉上幼儿园之前就决定好。我不希望她在两个地方长大。至少应该让她要么住在这里，要么回去。”
正是肖莎娜这句话让阿弗纳意识到，让她作出这个决定有多难。
“我们不一定住在这里，”他对她说。“我说的是真话。如果你希望我们回去的话，我们就回去。”
“不，”肖莎娜说。“我觉得留在这里比较好。”
真正作出决定的时候是阿弗纳从特拉维夫回来的那天晚上，尽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阿弗纳还没有把不想干的想法告诉官方。至少没有去移民局，或者给伊弗里姆写辞职信。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好辞的了，两年半以前就辞了。
然而，他准备在布鲁克林租一套更大的公寓，两个月的定金都交了。为了给肖莎娜一个惊喜，他还买了一些非常时髦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具。他知道她一直非常想在客厅里放上这么一套家具。买下这套家具，他的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们怎么买得起这个东西？”阿弗纳带着她去商店里看他挑选的咖啡桌和沙发时，她这样问道，眼睛因为兴奋而睁得大大的。
“别担心，”阿弗纳回答道。“我们买得起。”
阿弗纳还没来得及搬进那套大公寓里，新家具还没有送来，伊弗里姆的电话就来了。“假期怎么样？”伊弗里姆用希伯来语问道。阿弗纳立即听出了他的声音。
“你在哪里给我打电话的？”他问道。
“我在纽约，”伊弗里姆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当然可以。”阿弗纳回答道。“你为什么不来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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