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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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男女村民都宣称他们对女性村长较不满意。进行研究的学者对于这点感到困惑不解：服务愈优良，不满意的程度却愈大。不只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不高兴，连女性村民也同样不满。一般民众似乎对于政府强迫他们接受女性领袖感到惴惴不安，他们厌恶女性领袖，因为平均而言她们比男性领袖受教育程度更低、经验更少。这个现象的确说明，至少在印度，女性从政者面临一个难关：即便她们提供的服务优于男性，但一开始却遭受更严厉的评判。
后续研究发现，村庄一旦曾由女性村长治理过，民众对于女性领袖的偏见就消失了，这时村民的评判标准就没有性别之分了。这种研究显示，为女性保留地方领袖定额是值得的，因为此举克服了阻碍女性候选人的最初障碍。印度式的女性官员配额似乎打破了性别屏障，让后来的政治体制变得更为民主开放。
不管女性担任领袖的影响如何，其广泛的效应都不容忽略，这点我们从美国历史当中就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之前提过，美国在女性取得投票权之后，孕产妇死亡率才大幅降低：当女性能发出政治声音时，她们的生存境遇也更可能会被优先对待。此外，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当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后，会有更多经费分配到公共卫生，尤其是儿童健康方面，因为这是女性投票者强烈关心的议题。斯坦福大学学者格兰特·米勒（Grant Miller）曾经做了一项精彩的研究，他想知道妇女得到投票权之后，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公共卫生医疗措施。研究发现，如果某一州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该州的政客会抢着分配更多经费给儿童健康护理，以便赢得女性投票者的青睐；但在女性依然无法投票的州，这种事情没有发生。“《普选法》颁布的第一年内，立法投票表决的模式转变了，地方性的公共卫生支出大约提升了35％，”米勒教授写道，“颁布《普选法》之后，儿童死亡率降低了8％～15％……从全国来看，这样的降低幅度等同于每年大约避免了2万名儿童死亡。”
同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1920年，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全国妇女投票权，一年之后国会通过了《谢泼德…唐纳法案》（Sheppard…Towner Act）。该法案是用来保护孕产妇及婴儿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划时代计划。“促使国会通过此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民意调查时被新的女性投票者痛批，”一名历史学家这么写道。这段时期美国健康卫生方面的改善令人惊叹：1900～1930年间，1至4岁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72％，当然，出现如此大改变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同米勒教授指出，反对妇女参政的人士经常提出以下理由：如果妇女参与外部活动，儿童就会受苦。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证明，对于美国的儿童来说，女性参政具有广泛的救命般的好处。
送给戈蕾蒂的“关怀”包裹
布隆迪北部青翠蓊郁的景观是非洲最美的景色之一，绵延的丘陵耸立于深绿色田野的尽头，咖啡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里用泥砖砌成的小屋稀稀落落，气候比低地地区更为怡人。然而，这块风景如画的土地上住着地球上最贫穷的一群人，戈蕾蒂·尼亚本达则是其中最孤苦伶仃的一个。
戈蕾蒂的家是红黏土盖成的茅屋，她就好似一个被关起来的囚犯。这里的妇女每次离开宅院时，都要征求丈夫的许可，而戈蕾蒂的丈夫伯纳德性情乖戾，不喜欢让她出去。戈蕾蒂35岁，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她连一个人去市场的权利都没有。
伯纳德和戈蕾蒂有三亩贫瘠的土地，种了香蕉、树薯、马铃薯和豆子，赚的钱几乎不够生活。疟疾让该地区的许多居民都丧了命，而他们家也穷得无法给孩子买蚊帐。伯纳德通常一周去酒吧三次，花上两美元喝杯香蕉啤酒。他去酒吧所花的费用，是家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三成。
从来没上过学的戈蕾蒂什么都不准买，也完全不准掌管钱，她连100法郎的纸钞（不到10美分）都不曾摸过。她和伯纳德会一起去市场购物，钱由丈夫付给卖方，提东西回家的是她。伯纳德与戈蕾蒂的关系，除了性之外，就是虐待与被虐待。
我们跟她坐在茅屋后面的草席上聊天。那天晴空万里，空气凉爽清新，不时传来悦耳的虫鸣鸟叫。戈蕾蒂穿着棕色针织衫（美国人捐给慈善组织后，辗转送至中非），下搭颜色鲜艳的黄色包裙。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几乎是理了小平头，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打理。当她说到自己时，不禁皱起眉头：“我以前总是待在家里，不认识什么人，一个人独来独往，心情糟糕极了。我先生说太太的工作就是烧菜煮饭、待在家里或去田里干活。我就是那样过活，觉得很气馁，也很生气。”
后来戈蕾蒂的婆婆告诉她，一个叫“关怀”的美国救援组织在她们村发起了一项计划，要关怀妇女的需求。戈蕾蒂迫不及待地征求伯纳德的同意，希望能够参加一次“关怀”在村里举办的聚会。“不行！”伯纳德回答。戈蕾蒂只好闷闷不乐地待在家里。后来祖母又告诉她“关怀”多么多么好，这又燃起她参与的渴望。戈蕾蒂一再向伯纳德恳求，而他一再拒绝。后来有一天，戈蕾蒂在未经许可之下擅自前往。伯纳德发现后，一开始大发雷霆，不过由于细心的戈蕾蒂已经提前准备好晚餐，照顾到了他的每项需求，他也就作罢了。
“关怀”计划以联会的方式运作，每个联会约有20名妇女。由于祖母和其他妇女都急于参加，戈蕾蒂她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联会，大家推选戈蕾蒂为会长。会员们经常一起工作，这天到这家耕田，那天到那家翻地。
有一天，20名妇女全部来到戈蕾蒂家，帮忙耕作她家的整片田地。“我丈夫看到时非常高兴，”戈蕾蒂说，心里偷偷得意，“他说，‘这个团体不错。’所以他让我继续参加。”
每次聚会，每名妇女都会带来相当于10美分的钱。钱会集中起来，借给其中一名会员，这名会员必须把钱投资在能够赚钱的事项上，之后连本带利偿还。事实上，这些妇女等于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戈蕾蒂借了2美元，购买了肥料，为菜园施肥。这是她第一次管理金钱。肥料使得马铃薯大丰收。戈蕾蒂在市场一连卖了好几天，赚了7。5美元。仅仅三个月之后，她就偿还了贷款（包括利息共2。3美元）。这笔资金会继续借给另一名妇女。
马铃薯让戈蕾蒂手头突然阔了起来。她花4。2美元买了香蕉，制作成香蕉啤酒，卖得非常好。这让她开始了制造及出售香蕉啤酒的小生意。又轮到她借款时，她拿这笔2美元的贷款扩张了啤酒事业，然后用赚得的利润买了一只怀孕的山羊。一个月后，山羊生下一只小羊。现在，戈蕾蒂拥有两头山羊和一份啤酒事业（每到晚上，她得把山羊牵进茅屋里，免得遭人偷窃）。伯纳德垂涎欲滴地望着戈蕾蒂酿制的一罐又一罐香蕉啤酒，但是她坚决不让他碰——这是要卖的，不是自己喝的。由于赚钱的是戈蕾蒂，他只好勉强克制自己。一次伯纳德染上疟疾需要住院，她的地位提升了——戈蕾蒂用卖啤酒赚来的钱以及“关怀”联会的贷款帮他支付了医疗费。
“现在伯纳德不会管我了，”戈蕾蒂说，“他看到我能做事，现在还经常会问我的意见。他看到了我对家庭的贡献。”联会成员也利用聚会来交换驭夫术，学习饲养动物、解决家庭冲突及经营自己的事业。客座护士也向妇女提供健康教育，告诉她们何时带孩子去接种疫苗，如何发现性传染病，以及如何预防艾滋病。妇女也有机会接受了艾滋病病毒检测，戈蕾蒂呈阴性反应。
“以前，这里有些妇女得了性传染病，自己都不知道，”戈蕾蒂说，“现在她们已经治好了。我打了避孕针，要是能早一点知道这种事情，我就不会生六个孩子了，可能生三个就好。但如果我从来没参加这个团体，可能会想生十个。”
“关怀”的聚会也引导妇女到医院生产，帮新生儿登记，这样孩子才能拥有合法身份。许多国家的女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她们从来没有出生证明或其他法律档案，因此在官方眼里不合法，没有资格得到政府的救助。救援社群里越来越多人承认，国民身份证系统（当然身份证必须难以伪造）有助于保护女孩免遭拐卖，也会让她们更容易得到健康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参与“关怀”计划让妇女明白，女性不应畏缩不前，而是要能够在聚会中分享贡献，以及采取坚定的立场。“这是个女性不能发言的文化，”戈蕾蒂说，“我们有个说法，‘母鸡不能在公鸡面前咕咕叫。’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言了，我们是社群的一分子。”许多妇女，包括戈蕾蒂，也通过“关怀”参加了特殊识字班。戈蕾蒂在我们面前费力地写出自己的名字，好证明她是真的会写字。
布隆迪北部的男人往往把力气花在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咖啡上——不管是自己种，还是在种植园里当劳工领酬劳。收获之后，手头变宽裕了，许多男人就会用这笔钱包二奶——通常是少女，她们会一直待到把男人的钱花光为止。二奶得到的报酬是衣服和珠宝，她们是家庭收入的一大笔开支，也是艾滋病扩散的渠道。然而，参加“关怀”方案的妇女目前正努力根除这项传统。联会里如果谁的丈夫包二奶，其他妇女就会自组治安会，把情妇赶走。有时候，她们还会去找那名先生，罚他十美元。如果她们来势汹汹，他有时会乖乖缴款，这笔钱就成为联会的资金。
时代改变有多大，从伯纳德开口向戈蕾蒂要钱这件事上即可见一斑。“我不见得每次都给他，因为我们要存钱，”她说，“但有时候我会给他一些。他让我加入团体，这让我过得开心，因此我也想让他有机会开心一下。”此外，戈蕾蒂不再每次出去都征求伯纳德同意了。“我还是会告诉他我什么时候要出去，”她解释，“但我是告知他，不是请求他的恩准。”
戈蕾蒂打算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事业。她想要繁殖山羊出售，同时继续兜售自酿的啤酒。当然，她仍有可能遇到问题：伯纳德可能会心生嫉妒而拿她发泄；野兽可能会猎杀她的山羊；一场旱灾可能会毁了她的作物而让她债务缠身；布隆迪不稳定的局势可能导致民兵掠夺她的作物；而她酿制的那些啤酒可能会把更多男人变成酒鬼。这种乡村小额金融模式虽然可以帮助部分家庭，不过依然有局限。
但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而且这个方案费用低廉。“关怀”这个为期三年的方案，为每名妇女付出的不到100美元（三年之后，戈蕾蒂毕业了，项目会在新的地区展开）。也就是说，捐助者一周付出65美分就能帮助戈蕾蒂。这不仅改善了她的生活，也意味着布隆迪又多了一位对国民生产总值作出贡献的人。同样，戈蕾蒂的孩子现在有钱买笔和本子来继续学业了。更重要的是，这里多了一个模范，大家亲眼看到一名女子的蜕变。
戈蕾蒂和她的山羊在家门口。
（拍摄：尼可拉斯）
“妈妈变得不一样了，”戈蕾蒂上六年级的长女帕丝卡西说，“现在如果爸爸不在家，她可以自己去市场给我们买东西。”
至于伯纳德，他有点不愿意接受采访，可能是明白自己在这出家庭剧里扮演的是个较不讨喜的角色。但是在随意聊起香蕉价格之后，他承认拥有伴侣比以前拥有仆人还令他快乐。“看到妻子赚钱，把钱带回家，”他说，“让我对她更尊敬了。”
伯纳德可能只是在说我们想听的话，不过戈蕾蒂身为驯夫者的名号越来越响亮，总有人求助于她。“现在如果邻里发生了口角，他们就会找我帮忙，”戈蕾蒂得意地说。她还说要更积极地参与小区计划，参加更多村里的会议。一旁的伯纳德听得一脸惊慌，但是戈蕾蒂视若无睹。
“以前我低估了自己，我不会跟任何人表达，”戈蕾蒂说，“但现在我知道自己有好点子，而且会告诉别人我的想法。”
第十一章 中国与卢旺达
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鲁迅，《忧“天乳”》（1927）
我们一直在记录贫困妇女的世界，现在且让我们休息一下，介绍一位亿万富翁。
张茵是个娇小、热情的中国女性。她一开始是名成衣女工，一个月赚六美元，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帮家里养活七个兄弟姐妹。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搬到深圳经济特区，在一家中外合资的纸张贸易公司工作。在那里，张茵学得了经营纸张生意的微妙之处。本来可以继续待在公司不断发展，但是她野心勃勃，想要不断突破。1985年她到香港独闯，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不到一年，那家公司破产了。张茵就在香港自立门户，在当地购买废纸，再运回内地。她很快发现，美国和中国的废纸市场之间有庞大的套利机会。由于中国的森林不多，大部分的纸张是由稻草或竹片制成，质量低劣，这使得从美国回收的废纸（由木浆制成，在美国当地非常不值钱）在中国成为贵重商品——尤其因为工业化的关系，纸张需求急遽上升。
张茵与来自中国台湾的丈夫合作，一开始通过中盘商购买美国的废纸，1990年，她搬到洛杉矶，开始自己去联系业务。她开着二手的道奇小货车拜访加州各处的垃圾场，跟他们约定时间收取废纸。垃圾场也很乐意和她交易。
“我得从头学起，”张茵说，“这是我和先生两人的公司，而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她能够以低廉的费用把废纸运回中国，因为货船把玩具和衣服从中国运到加州港口后，回程大多没有装载任何商品。随着中国对纸张需求的蹿升，张茵的事业愈做愈大。1995年她回到中国，在南方新兴都市东莞开设了制造纸板的造纸厂，专做包装出口商品的瓦楞纸箱。
张茵在加州的回收公司叫作“美国中南控股”，就交易量而言，目前是美国输往中国最大的纸原料出口商。她在中国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