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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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刺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祾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孤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而无恙。祾恩殿以六十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其中，中间四根高为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祾恩殿无论是形体结构、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
……风雪早已停歇，夕阳西下，余辉洒在起伏的山峦上，翻起银色的光芒。苍凉的北国之冬，一片肃静。赵其昌、赵同海两人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倒是给他们以新的启示：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了经验再掘长陵？
三天之后的夜晚，吴晗家中不大宽敞的书房中灯烛明亮，长陵的照片、草图、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吴晗和夏鼐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调查汇报：
“我们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两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在明楼后的宝城内打了两个探眼。全是填土，没有生土比较，打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没有线索，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
吴晗低着头，拿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子。夏鼐用放大镜不停地检查填土标本。书房中悄然无声。一位小姑娘送来一大盘水果，几碟小点心。她走后，屋子里仍然一片寂静。
赵其昌又提出一个建议，打破寂寞的氛围：
“现在天寒地冻，调查中动土又很困难，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十三陵的皇帝、皇后，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总不会同时死去，如果不能同时入葬，就有个再次挖开二次入葬问题。类似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带着一些问题，再着重调查一下，多住些天。”
夏鼐一向重视调查，尤其注重结合文献的调查，所以非常同意。他说：“十三陵的建造，前后延续二百多年，无论建筑布局和形制，早、中、晚期总是有些变化的，应该普遍调查，再归纳一下，比较异同，总会提出些问题来，结合丧葬制度，相互参照、印证，可能会有些收获。然后动工，才有把握，我看这样好。”
吴晗也表示同意，对赵其昌说：“查文献，好！我这里讲明代的书不少，你随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带走些。”他指了指书架，“再去调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转向夏鼐，“作铭（夏鼐字），多长时间合适？”
赵其昌伸出两个手指。夏鼐接下来：“两个月可以，一个陵总要几天，两个月不算多。”
也许吴晗原以为两个手指是指两周，既然是两个月，也不再说什么了。他端起水果、点心：“来，尝尝，尝尝！”下一个步骤、时间大体有了眉目，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话题又转入闲谈。
正吃着水果，也许是赵其昌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顺口冒出一句：“吴副市长，长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一个？”吴晗一怔，转身问夏鼐：“什么叫试掘，哪个‘试’？”夏鼐笑笑：“辰伯（吴晗字），考试的‘试’！你考试得不及格的‘试’。”吴晗也笑了：“那试掘与发掘又有什么不同？”
夏鼐道：“试掘与发掘，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完工后整理材料没什么不同，照样印出报告，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
在试掘问题上，二人意见完全一致。至于是否试掘，要等调查后的结果再定，而且还要上报批准。
汇报结束，夜已经很深了，吴晗送到大门口，对赵其昌笑了笑说：“这次长陵之行很辛苦吧，天怪冷，住哪儿？”赵其昌如实回答：“十三陵没有客店，我们是在山下一个农民小茶馆里，两个人双腿交插睡在一条宽板凳上，过了两夜。睡得晚，起的早，还不感到怎么冷。”吴晗转脸对夏鼐说：“目前昌平县还不属北京市，属河北省，以后可能要划归北京市，开工后我去看看，打个招呼，对工作方便些。”夏鼐也笑了：“田野工作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是经常的事，我们考古所也是这样，这不算什么，年轻人都经得住……”
春天转眼就要到来 十三陵的积雪开始融化。再次北上十三陵，他们将有什么收获呢？
第二章 穿过历史的迷雾
赵其昌率队踏遍十三陵。初次寻访，便遭公安人员盘查。一场误会之后，引出新的线索。监狱犯人的供词，当地百姓的几句闲话，定陵玄宫重见天日在所难免——
痛苦的历程
1901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的事业，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罗布泊的地理位置曾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然而，这个记载在19世纪末却被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推翻，从而引起世界学术界对这个神秘之湖的热烈争论。
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两次去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进行考察后，宣称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是完全错误的，而他所发现的台特马湖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
他的一家之言使世界地理考古学界为之哗然，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也撰文大力吹捧。英国的卡莱、达格里、木瓦罗特和爱尔兰的亨利亲王，还有俄国的普热尔佐夫、科兹洛夫等人相继前赴罗布泊考察后，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点表示认可和称赞。为此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普通的俄国军官名噪一时，连连加官晋职。
正当普尔热瓦尔斯基大走红运、得意忘形之时，斯文·赫定的导师、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对这个“划时代的发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为淡水湖，而罗布泊实为咸水湖，历史上的罗布泊该在塔里木河东流的尽头，并不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勘定的位置。从此，新旧罗布泊的学术大争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将青年时代的斯文·赫定的兴趣引向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导师李希霍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使他踏上了通往罗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胜利地跨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穿过孔雀河，沿库鲁克干河床，在楼兰遗址的东南一带发现了一块大洼地，他惊喜地探测到此地是一个干涸的湖泊。
经过仔细地勘察和鉴定，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二十八年之后得到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历史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迹。第二年，他又来到此地，组织人力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事实再次证实了他的论断，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终于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也就在此时，一棵近代考古学的幼芽，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国土上埋下了。
可惜在中国，这以地质学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这刚刚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并没有引起东方人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顾炎武、阮元、王国维等从宋代沿袭发展而来的以研究古文字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真正知道这棵幼芽的价值并为之培土，从而在中国诞生田野考古这门学科，是在斯文·赫定离开的二十年之后。那时，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已经盛行，东方的版图自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试验基地和掠夺目标。从英国的斯坦因于1906年第二次在中国西部地域的古楼兰、阳关、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夺大批珍贵文物之后，中国的古代文化便开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的壁画、石雕像等古代艺术品，被盗凿得伤痕累累、百孔千疮；西安、洛阳的古墓被掘，随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筑被毁，许多古遗址和文物古迹被掘得破烂不堪，一片荒凉……
残酷的事实使中国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华民族有自己丰厚的文化积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事业，更应当有一支研究、考察、发掘和保护自己古代文化的队伍。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兴盛起来，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从1921年开始，陆续派人到各地勘察，发现和发掘了一系列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指导发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北京地区周口店的古人类遗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第一个著名的“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并首次通过研究，确认石器、烧骨和用火后灰烬的存在，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它纳入了考古学范围。稍后，他和贾兰坡教授主持发掘的山顶洞遗址，又获得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尽管这些遗址的早期发掘是国际合作性质的，但它却是中国考古事业崛起的先声。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由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可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这时开始诞生的。
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通过对中原、西北、东北、西南、东南一系列文化遗址的发掘，以翔实的出土资料，否定了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和波提埃等提出的关于中国文明之源来自西方的学说。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终于在全世界的考古学领域内，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国本来就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这块丰厚的黄土地上，辛勤劳动的先民，一代一代，用智慧、血泪，滋润着它，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而这一文明，又随着时光的流逝物化了。遗留在地上的、掩埋在地下的物质文化，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后世子孙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更不为外国人所认识。当崛起的新中国的青年一代考古学者和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把这些早已物化了的文明捧出来公之于世的时候，外国人一下子惊呆了：看看吧！这不是古董，更不只是文物，也绝不仅是艺术品，是行将复兴的中华民族记录他们从古到今祖祖辈辈建功立业的活生生的文明史，是留给全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巨大财富、遗产，其数量无可比拟，其价值无法估量，其内涵精深、博大，又华光四射！
新中国对皇陵的首次发掘，必然使世界再度为东方这个文明之邦肃然起敬。
献陵风流事
新的一年开始了，对于赵其昌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文金文，商周的青铜器，以及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唐宋诗文等等，一下子转到明朝，真是个新课题新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他在导师夏鼐的指导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实物与史料研究。从所掌握的中国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表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实物出土或遗留下来，并有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尤其是古城遗址和帝王墓葬更是屡见不鲜。
西安曾经是11个朝代建都的地方，周围有周、秦、汉、唐时期帝王墓72个，仅唐代就有19个。洛阳为9个朝代建都之地，东汉13个皇帝就有9个帝陵建在洛阳，五代十国时期的7个帝陵也在此处。南京亦有9个朝代建都，而以六朝古都著称于世。六朝为汉唐过渡阶段，时经三百余年，其帝后王侯陵墓共71处，已有31处在南京近郊和丹阳一带发现。北宋的9个皇帝，除徽宗、钦宗被金人所虏囚死漠北外，其余7个均在河南巩县入葬，加上赵匡胤父亲的陵墓，谓之“七帝八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元代帝王墓葬，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其缘于蒙古贵族盛行“深葬不坟”，使葬地无处寻找。史书曾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即埋葬之后，万马踏平，不留痕迹。其习俗与汉族稍异。至于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就另当别论了。
赵其昌当前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史料。他几乎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找着有关的资料。找来《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国榷》、《日下旧闻考》等经典仔细揣摩，连明清人的笔记、野史，都尽可能一一翻阅。他要弄清众多的帝后、王侯、嫔妃和各种陵墓的建筑形制、布局规格、祭祀礼仪、埋葬制度、随葬器物，以及帝王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地下建筑的形制。遗憾的是这最为关键的一环，文献史料却极少记载。要想弄清皇陵真相，就必须做实际的探访和勘察，舍此别无选择。
积雪消融，枯草微露，走进巨大的皇家陵园，立感悲怆凄凉。辉煌的明楼、大殿、宝城，俱已失去原有的风采雄姿而变得满身疮痍，残垣断壁、荒草凄迷，一代豪华璀璨的建筑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目睹现状，不禁感慨万千。“昔日皇陵形胜地，垒垒荒冢伴斜阳”。工作队的几位同志来到长陵管理处，开始了调查和访问。他们白天一座一座陵墓仔细查看，晚上走访当地老乡。十三座皇陵，想要找到一点线索，真如大海捞针。
经过几天的探访，工作队决定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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