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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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永德摺四，《史料旬刊》，天，341。
（39） 例如，孔飞力分析刘统勋这个角色时说，他把自己包装在一种极度热心的外衣之下（按这一点很像乾隆十三年的傅恒），对那些真实的供词决不照单全收，也不要让自己受到手软的指责，《叫魂》，第234页。
（40）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己卯谕。
（41） 孔飞力：《叫魂》，第280～286页，第261～262页。
（42）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壬子谕，《高宗实录》卷815。
（43） 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参见《论语》。
（44）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卯，《高宗实录》卷815；二月间浙省有叫魂剪辫传言，旋有德清县石匠首告之案，并有杭州萧山等处查拿各件，讯明均非实在叫魂剪辫匪徒。迨三月以后，传言遂亦顿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参见《史料旬刊》，永德摺二，天，269～270。
（45） 孔飞力：《叫魂》，第293页。
（46）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高宗实录》卷146。
（47） 参见韩书瑞：《山东叛乱》，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8） 如周远廉、孙文良等。
（49） 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5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辰谕。
（51） 军机处录副奏摺，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8页。
（5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谕。
（5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月辛巳谕。
（54） 《高宗实录》，卷958、959；据说，地方官讳灾粉饰，额外加征，则是乾隆朝后期司空见惯之事，参见郭成康：《清通鉴》卷131。
（5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巳；然“收成实有对半”之说，与此似亦不无矛盾。
（5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丙午谕。
（57） 据王伦义子、元帅王经隆供词：我们早就知道王伦有谋反的意思。今年寿张等处年岁具各有收，并不荒歉。寿张县官访着王伦有传道的事，才要查拿，就被入道的民壮刘焕闻知，送信王伦，遂即起事，《山东叛乱》第176页、第178页；明显的，研究王伦起事和宗教活动的权威韩书瑞倾向于后者，她认为：构成成员关系的唯一原因是信仰，而不是背景，参见《山东叛乱》，第169页，以及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8） 韩书瑞：《山东叛乱》，第162页。
五、五次南巡
20．第五次南巡
乾隆四十五年，皇上开始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四十三年十月，上谕：朕于乙酉（乾隆三十年）南巡回銮时，因耆孺攀恋情殷，曾许以翠华再莅。然敬念圣母皇太后春秋已高，难以再奉安舆，长途远涉。遂谕江浙大吏，不必更以南巡为请，距今已十有四年。其颙望悃忱，自益肫切。且自前巡阅定五坝水志，以为展拓清口之准，下河从此遂免水灾。嗣闻黄河倒漾，所系甚重，因酌定挑浚陶庄引河，河成而清黄交汇处，移远清口，不复有倒灌之患。一切善后事宜，若非临莅阅视，究不能悉其实在情形。至浙省海塘，近来潮势渐趋北岸，深为廑念，亦不可不亲为相度机宜。
著于乾隆四十五年正月，诹吉启銮，巡幸江浙，便道亲阅河工海塘。所有各处行宫坐落，俱就旧有规模，略加葺治，毋得踵事增华，致滋烦费。于己亥（四十四）年八月，举行恩科乡试，庚子（四十五）年三月，举行恩科会试，以彰寿考作人之盛。至各省漕粮，于乾隆三十一年普免一次。用是再沛恩膏，著于庚子年为始，复行普免天下漕粮一次，俾藏富于民，共享盛宁之福。所谓敛福锡民，庆莫大焉。
至于南巡费用，前四次俱曾赏给银两以资筹办，而督抚至道府等大员亦有称自捐廉俸者。然两江总督高晋等俱有应缴之项（即所谓“自行议罪银”），势不能再捐养廉，若只令司道公捐，更属不成事体。嗣定五次南巡办差所需从两淮运库拨银三十万两、从浙江盐项余银内拨银十万两。（1）翌年夏，两淮盐政又奏准照上数届南巡之例，从应解内务府银库铜斤等款银两酌留银十二万两以备五次南巡时赏赉之用。（2）
第五次南巡，在历次南巡中靡费最甚。（3）据说，皇上曾面谕扬籍京官，谓宜恬淡朴素，但取自然风景，而不事雕琢，方为合体。绅士盐商急思改观，于是扬州有樗园之建。（4）而御舟相距镇江十余里远，遥望岸边有大桃一枚，硕大无比，颜色红翠可爱。将近则“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皇上喜欢论佛，常和途中僧侣议论禅机，地方官就叫文人中通佛理者假扮和尚出面迎驾。南巡时盛行演剧，绅商们匆忙请人编了新剧，把戏台驾在两只船上，驶在御舟前面演唱，“高宗辄顾而乐之”。（5）
这岂不成了一大讽刺？因此皇上觉得，不能不站出来说几句了：今春再举时巡之典，乃自启跸以来，从事浮华。山东已开其端，至浙江为尤甚，朕心深所不取。恐后任督抚，见此次所办差务，已多粉饰，未免踵事增华，从而加甚，势将伊于何底？朕临御四十五年，无日不廑念民依，乃以省方问俗之殷怀，转贻口实，是诚督抚大吏之不能善体朕心，而朕亦将引以为愧矣。著再通饬各督抚，以后务宜黜奢崇俭，于地方诸大政，实心经理，毋得徒事繁华，致滋浮费，以称朕惠爱东南黎庶之至意。（6）
随后发现，总办南巡差务之杭嘉湖道王燧，查抄赀产多至二十余万两，劣迹种种，民怨沸腾；一同总办之知府陈虞盛，亦曾在杭州、嘉兴置买房产。南巡时经过江南各水营，尚系仿照上届规制，不过略加修整，及添修古迹一处，朕已觉其不妥，即传旨给还原主。及一入浙江首站，则屋宇倍增，并多点缀。随面饬三宝、王亶望，不应如此繁费，殊非朕省方问俗之意。彼时虽成事不说，而朕心实踖踧不安，曾有御制驻浙江水营诗言其事。比至杭州，则添设座落更多，今据阿桂等查办情形，则是王燧、陈虞盛藉办差为名，肆意侵蚀。外博见长之巧，阴遂贪纵之私。大约此事皆王亶望主张。（7）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又查出王燧串通原任浙江巡抚王亶望侵蚀粜米银款、浮收折色，得赃至数万两之多，奉旨将其立斩。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是皇上七旬万寿。以前每逢这一时节，避暑山庄连日筵宴不绝，从北京到承德三百里道边树木上披红挂彩，装饰一新。四十五年这次庆祝活动更为隆重盛大。上年进贡的无量寿佛，便已达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尊；四十五年七月，贡车多达三万辆，篝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8）
虽然事先谕禁各省督抚本年八月赴避暑山庄祝寿，购备贡品，夸方斗靡，但臣工进贡多有金器。湖北巡抚郑大进贡物中，除有多种金器外，复有金锭一千两，有旨申饬。迨四十七年，闽浙总督陈辉祖将王亶望入官金两抽换为银并勒索属员金叶金器之事败露，皇上始略有自责之意，降旨称前因班禅额尔德尼来京庆祝，于热河建造扎什伦布庙需用金两，及金如意等件，以备颁赏，其时各督抚即有呈进备赏金器者，以作加赏班禅之用，因量为赏收。此系朕失检点处，或督抚等即借此名色，向属员勒索，亦未可定。现在此事已过，不可不严行饬禁。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己未，即他生日这天，皇上写了《御制古稀说》，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纔得六人。至夫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
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天赐古稀于予，而予设弗以敬承之，弗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里，栗栗危惧，诚恐耄荒而有所陨越，将孤天恩。予又何敢如是？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皇上于避暑山庄著《知过论》一文，对吏治日渐败坏之源有所反省：予去岁为《古稀说》，历数古来秕政之过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而幸今都无其事，非骄也，盖纪其实，且以自励也。然则，予遂无过乎？曰有。为何过？曰为“兴工作”。盖予承国家百年熙和之会，且当胜朝（明朝）二百余年废弛之后，不可无黻饰，壮万国之观瞻。且凡兴工作皆弗用国帑，惟以关税赢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虽有工作，闾阎本不知，贫者且受其利，是实我朝之善政家法。如是，则所为兴工作者为无过矣，而予引以为过者，盖心有所萦系，必有所疏忽，得毋萦系于小而或有疏忽于大者乎？夫小者悦目赏心是也，大者敬天勤民是也。予虽不敏，实不敢因其小者废其大。若夫时巡所经，各督抚每缮行宫以备驻憩，虽云出自捐养廉、资商力，然争奇较胜，予不为之喜，且饬谕之。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夫不知其失犹小，过而弗改，又从而为之辞，是文过也，其失大。既知过矣，欲改矣。（9）
21．水利工程
第五次南巡标榜的就是阅视清口和浙省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以江南陶庄新建河神庙成，上亲制碑记，文曰：陶庄之土，逼河南流，近清口。盖始自宋时南徙，历元及明，不知其几何年矣。于是有黄水倒漾之患，于是有藉清敌黄之说。然而清水常弱，黄水常胜，虽劼劬补苴，终不能得其要领，而倒漾自若也。惟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首见及于此。康熙己卯岁南巡时，即命开陶庄引河，俾远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诚釜底抽薪之计也。其后庚辰、辛巳岁，壬辰、甲午岁，以及雍正庚戌岁，历代河臣，屡挑屡淤，于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论。逮乾隆己未岁，予命大学士鄂尔泰视河，仍持开引河之议，而河臣、河员率以为难行。高斌向称为善治河者，亦以为功不易就。于是引河之事更罢，而无有言及者矣。然予以为陶庄之引河不开，终无救清口倒灌黄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怀。适昨岁东巡，苏州抚臣萨载来觐，与之谈及河务，以为陶庄引河，则必宜开，而未敢必也。及萨载之任，与督臣高晋亲履其地，测量高下曲直，头尾宽窄，绘图贴说以闻。朕复详酌形势，以朱笔点记。往返相商者，不啻数次。议既定，乃于去岁九月十六日兴工。以今岁二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长之候，放流入新河，而旧河筑拦黄坝以御之。既放之后，新河顺轨安流，直抵周家庄，始会清东下，去清口较昔远五里，于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成，夫自康熙己卯（康熙三十八年），逮今乾隆丁酉，历七十余岁，屡举而未成，及一举而遂成者，岂非时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总赖天助神相之所致耶。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实昼夜在心。默叩祷谢。无可言喻。
自古以来，淮河独流入海，宋以后，黄河南侵入淮，淮河下游河道遂为黄水所夺。而清口处于黄、淮、运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北联黄河，东通大海。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黄河连年泛滥，决口频繁，黄河之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东冲运河河堤，造成黄、淮、湖、运连成一片汪洋，人民田园庐舍变成泽国，同时运堤崩溃，漕运受阻。因此，治河、导淮、济运三种方略皆集中于淮安府清口一隅之地。所以圣祖皇帝亲政之后，把“三藩”和“河务”、“漕运”并列为国朝的三件大事。他一生六次南巡，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亲临视察，皇帝从此取代河督，坐上了全权指挥者的位置，亲自指授河工事宜。（10）这，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国历史里的一件大事。所以上谕中说：“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怀”，皇帝之所以能这样，首靠的就是亲临其地。
先是，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河决，四十五年二月，黄河仪封决口合龙。前后历时二十个月之久，陆续调发帑银五百余万两。皇上特派大学士阿桂前往主持堵筑工程，并多次召见参与其事之直隶总督袁守侗、工部侍郎德成等询问工程情况，解决疑难，指示机宜。（11）
所以这次南巡亲临，上谕：或因今年春间。朕亲谒陶庄神祠。吁祷祈佑。仪封漫口。即于次日合龙。因此朕心稍慰。（12）
但祸不旋踵，乾隆四十六年夏，河决仪封，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其余经山东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十一月，朝廷上展开了一次关于是否让黄河回归故道的重大讨论。上谕：嵇璜面奏令黄河北流仍归山东故道。朕揣度形势，早知其事势难行。无论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至今已阅数百年。即以现在青龙岗漫口情形而论，其泛溢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由南阳、昭阳等湖汇流南下，归入正河者，仍有八分。岂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势之显而易见者。从前孙嘉淦亦曾有此议，究以形势隔碍难行，其说遂寝。今嵇璜复有此奏，兹据阿桂等覆奏，俱称揣时度势，断不能行，其词若合一辙。谅阿桂等必揣合朕意，故为此奏。但嵇璜尚素为熟悉河务之人，其前奏使河流仍归山东故道之语，亦必中有所见。即使其事难行，而其言为要工起见，究属因公。且治河之策，本应集思广益，正不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