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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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那样的士兵，从头到尾也没弄清为什么要暴动，这样的“起义部队”，一遇到挫折，岂有不落荒而逃之理？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领导者，就如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具有“战无不胜”的先天优势。在共产党组织武装斗争的初期，出于幼稚，领导者过多地把希望寄托于“精英”的“惊世之举”、忽视了争取基本群众的支持，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当然难以取得好的结果。
　　因此马甲认为，三大起义中，秋收起义的领导水平是最高的，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人。政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由少数人导演、请多数人唱戏，而不是自己入戏、让别人看热闹——得不到民众的参与，无论再伟大的“精英”、拿着再漂亮的剧本，也非演砸了不可。
　　参加“八一起义”的贵州人，大多不是被打死了、就是跑回家继续当黔军，但也有坚持走正道的。
　　比如二十军一师三团的营长罗统一（贵州镇远人，侗族），参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还成为红军的师长，可惜，1932年被左倾分子错杀了。
　　说到错杀，被张国焘杀害的旷继勋也是贵州人（思南人，布依族），他当时的地位更高一些，红二十五军军长。
　　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混得最好的贵州兵应该算是杨至成（三穗人，侗族），1955年的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1927年8　月的时候，杨上将是二十军三师的连长（也就是“苗族老汉”说“走不得路”的那类人），但人家杨连长终究还是坚持走到底，并且走到了开国大典的礼堂上。
　　其他人还有很多，有的参加了红军、有的搞兵运工作、还有的当了地下党，个别的活到了解放后，大部分都牺牲了。关于他们的情况，马甲我也说不大清楚了。
　　一般情况下，地方军阀在保护自己领地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猛顽强，湘军如是、桂军如是、川军如是、青马如是，滇军、晋军亦如是。
　　可黔军却颇为不同，任凭红军在贵州往来纵横。共产党在黎平开会、在遵义开会，黔军概不打扰；红军把娄山关登了两次、赤水河渡了四次，着急上火的始终只有川军；黔军守着“乌江天险”、却没有派多少兵力抵抗，基本上采取的是“避战”策略，比起他们先前与桂军、川军、滇军的几番恶战，黔军此时的态度真是有天壤之别。
　　这当然是因为黔军的战斗力太差。可是，差不差是一回事，打不打又是另一回事，黔军固然挡不住红军，但黔军主力也并没有受到红军的重创啊。
　　由此，马甲猜测：莫非黔军已然知道，红军并不打算在贵州停留（甚至也不准备在当地发展红色武装）。所以他们的任务只是让红军休整一下，开个会、拨乱反正，然后就礼送红军出境。
　　黔军与红军有那么多的关系，双方沟通起来应该不会太困难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瞎猜，一点证据也没有。
　　说到底，马甲只是因为在贵州生活过多年，想替黔军找回一点面子罢了，呵呵。
　　　　　　　　　　　　　　　第三十二章
　　1944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联成一片，相继攻占了湖南的衡阳和广西的全州、桂林、柳州。
　　11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越出广西、向贵州南部发起进攻，荔波县长陈企崇闻风而逃，当地士绅只好推举本地人周继武组织临时政府、收拢各乡的保警队。
　　周继武这人挺聪明的，他随便找了块烂木头刻了个“代理县长”的印章，表示自己并不想“篡权夺位”。果然，木头公章用了没几次，国军就回来了，国民政府于是没有追究他“自任县长”的责任。
　　当时，负责防守黔南的是杨森的部队。12月3　日凌晨，国军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盘）撤离荔波县，他们向上级报告说“本部苦战不敌，被迫放弃阵地”，于是，各大报纸随即刊登了“荔波沦陷”的消息。但其实，日军这时离县城还远得很，杨司令和丁军长根本就没有见到日本兵。
　　12月8　日上午，荔波“代理县长”周继武在县城的中山公园组织集会，发动群众维护治安、救济难民。
　　这时候，天上飞来一架美国侦察机，民众看见是盟军飞机就没有在意，而侦察机却以为下面的人是日本军队、回去报告了。过了一阵，来了三架轰炸机，在县城里扔下三百枚杀伤弹和五枚燃烧弹，正在举行集会的中山公园中弹三十五枚。荔波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死伤的全是老百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杨森和丁治盘以为日军“攻势犀利、进兵神速”，生怕撤退晚了跑不掉。可是，他们没想到，日本鬼子居然被难民给挡住了。
　　抗战时期，广西聚集着许多从各沦陷区流落而来的难民，日军占领桂林和柳州之后，不愿受日本奴役的人们再次举家向贵阳和重庆方向逃亡。桂北和黔南的公路本来就简陋、狭窄，几十万拖家带口的难民拥挤成一团，立刻就把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日军追到这里，不仅辎重车队动不了，就连战斗部队也过不去。
　　刚开始，担任前锋的“竹部步川部队”试图开枪驱散民众。谁知道枪响过后，成千上万的民众惊慌乱跑，不但没有让开道路、反而把日军的队伍冲散了，还踩死了几个日本兵。
　　鬼子军官发觉硬冲硬闯不是办法，只好另打主意。
　　进入荔波的日军主力为第三师团的第六联队和第三十四联队，各有三个大队。
　　三十四联队有两千多人，联队长二神力大佐想了个办法：让士兵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里一起走。这个办法的好处是能够不引起骚乱，可以保证部队在主干道上前进；缺点是行军速度很慢，而且无法征集粮草、无法携带辎重。所以，当三十四联队经过荔波到达独山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各路人马也赶到了，二神力大佐的军需断绝、后继无援，第六联队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好沿着原路撤退。
　　第六联队有一千五百多人，联队长是松山良政大佐。这家伙不愿意和老百姓一起走，拿起地图一看，发现除了主干道之外还有一条岔路，心里顿时充满了喜悦，举起指挥刀一指——“开路开路的”。
　　于是，第六联队就成了抗战史上在贵州境内行进距离最长、走路最辛苦、损失最惨重的日军部队。而且，他们到最后也没能到达独山。
　　说来有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学界出现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的人种和中国的“夷族”有关，具体的说，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也许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有点血缘关系（这种观点现在还存在，有些媒体还拿它当“新闻”炒作）。因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一些日本的社会学者纷纷跑到中国的西南地区来考察，除了写论文、还绘制了地图。
　　这些日本学者是来研究古人类学和“夷族文化”的，当然就喜欢往蛮荒的村寨里跑。他们对地名的标注也十分细致，贵州的偏远地方的一些山路，中国自己的地图上没有记号，日本的专业地图上却有标志。
　　日军的军用地图显然也参考了这些学者的科研成果。于是乎，松山良政大佐的军刀一挥，就把第六联队带进了“苗人”的地盘（水族、布依族当时都属于“苗人”）。
　　石板寨（贵州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很多）原先属荔波县的佳荣乡，现在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乡。这是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水族村寨，在“苗人”聚居地，这么大规模的寨子是很了不起的，一般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
　　可是，日本鬼子却稀里糊涂地摸来了。
　　石板寨的村民中，最先遇到鬼子的是潘让。
　　那天上午轮到潘让在鸡贾河边“看船”。
　　鸡贾河其实是可以涉渡的。但因为是冬季，河水比较冷，所以村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免得过路的人因为趟水过河、被冰凉的河水弄湿了衣裤。渡船很小，每次只能运送两三个人，渡口也没有固定的梢公，由各家各户轮流“看船”。如果遇到当值的人家不会划船，可以说几句好话，请个热心的小伙子帮帮忙。
　　潘让就是这么个热心人，他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看船了。虽然北风吹过河面冷飕飕的，但他的心里却十分得意，“我是全寨子最会划船的人”，他自己表扬自己。
　　上午十点过钟，河对面出现了四个人。表现能力的机会来了！潘让赶紧把渡船划过去，可惜渡船太袖珍，四个人要分成两趟送。
　　上船的人都不说话，还端着枪。端枪的人潘让见得多了，那年月，“办公事的”到苗寨的时候都拎着枪，步枪、手枪就是他们的工作证，不稀奇。潘让奇怪的是这几个人的帽子，那帽子的两边就像绵羊耳朵一样耷拉下来，风一吹，“扑楞楞”的响，真是好玩得很。
　　“办公事的”不说话，潘让也就没说话。当时，他并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下了广西，也不知道日军已打进了贵州，更不知道眼前的这四个人都是鬼子兵。
　　四个鬼子过了河，向石板寨方向走了。坐渡船是免费的，但最后的一个鬼子兵却给潘让鞠了个躬，潘让也赶紧鞠躬还礼，还高兴地笑了起来。
　　为了这个动作，潘让后悔了一辈子。
　　　　　　　　　　　　　　　第三十三章
　　事到如今也没人知道这四个日本兵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的。从他们前出大部队的位置来看，可能是侦察探路的尖兵，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又像是寻找食物的搜查队。
　　几个鬼子兵先是在石板寨外的坡地上站了十多分钟，观察了一下环境，然后就肆无忌惮地进了村子。进村以后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两个人一组的分成两队、到各家各户东翻西翻。
　　“苗寨”的建筑是人畜混居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而一般人家就没有牲畜圈棚，猪啊羊啊之类的动物，白天在院坝里逛来逛去，晚上就和人一起睡觉（当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野兽，这当然很不卫生，现在已大为改善了）。
　　鬼子一进门，就在“桃屋”（供奉牌位的正房）、卧房、厨房、谷仓以及各“家禽活动场所”里窜进窜出，整得鸡飞狗跳。
　　村民们很生气，他们弄不清这几个“拿枪的”是什么人。
　　那时候，包括水族在内的各类“苗民”很少主动向政府纳粮交税，通常都是由“公家人”下乡强行征收。因此，寨子一年当中被政府抢几次也是“为国家尽义务”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稀奇。可是，以往“征粮”的时候，“公家人”都要与寨子里的头面人物客套几句、先讲讲礼节再动手，像今天这样不打招呼、闷着头乱翻的情况还真是少见。
　　村民之中，最生气的是姓潘的人家。
　　潘姓是水族的大姓（这个“潘”是根据水族语言的音调翻译过来的，和汉族的“潘”姓没有关系），水族村寨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姓潘，石板寨也不例外。看见几个“拿枪的”这么不给面子，一帮姓潘的小伙就围住族长的儿子潘发，商量着怎样才能出口恶气。
　　正商量着，两个鬼子兵从屋子里出来了。这俩小子东张西望，发现寨子边上有一口鱼塘，顿时高兴坏了，找来一把锄头扒开塘坝，开始放水抓鱼。
　　鱼塘是潘让家的。潘让有个姐姐叫潘傲，据说非常漂亮、非常能干。水族女子是负责管家的，所以她们的社会地位比汉族女子要高一些，也比较泼辣。潘傲看见鬼子扒鱼塘，连忙跑过来、比划着说“你们可以抓几条鱼去吃，但如果把水放光了，塘里的鱼就都活不成了……”。讲了好半天，鬼子也不理睬，潘傲急了、就去抢小鬼子的锄头，推来扯去，三个人都跌进了水塘。
　　围观的人们都哄笑起来。鬼子恼羞成怒，从腰间拔出刺刀，当场把潘傲给捅死了。
　　看见这情形，村民们愤怒了。潘发首先冲了上去。爬上塘坝的一个鬼子刚端起步枪，就被潘发揪住枪头向上一托，“啪”的一声，子弹打飞了。其他伙伴立刻涌了上来，锄头、石头一阵猛砸，当场打死了鱼塘边的两个坏蛋。
　　这时候，另外的两个鬼子正在潘锦老汉的家里喝“棒棒酒”。
　　在贵州的“苗区”，小康人家的屋里都有个小酒灶，自家烤制米酒或者包谷酒。自酿的酒没有经过勾兑，酒精度数说不准，刚喝进嘴里很温和、多喝几口就上头，贵州有句俗话说“棒棒酒，打脑壳”，意思是喝多了这种酒、脑袋就像被棒子敲过一样，疼得很。
　　两个鬼子进屋的时候，潘锦老汉正在给新酒装坛。看见来了客人，他就很热情地邀请“公家人”品尝品尝。这俩鬼子也不客气，尝了一口觉得没什么劲道、还有点甜，于是就以为“棒棒酒”和日本国的清酒差不多，左一杯右一杯地“米西米西”起来。
　　正喝得高兴，外面响了一枪，屋里的人都站起来四处张望。小鬼子喝高了、没看清楚，潘锦老汉却看明白了，一转身，抱起鬼子兵的两杆大枪就跑出了门。两个鬼子这才反应过来，“叽哩哇啦”地怪叫着追下楼，追到场坝上，看见一大帮手持猎叉、大刀的村民围了上来，顿时酒都吓醒了，“哇啦哇啦”嚷了几句，转身朝寨子外面逃。
　　直到这时候，石板寨的村民也没弄清这四个“拿枪的”是什么人，所以并没准备赶尽杀绝。他们心想，杀了两个罪魁祸首已经够意思了，剩下的两个跑掉也就算了。没想到，两个鬼子“咿哩哇啦”地一通叫唤，却让潘秀辉听明白了。
　　潘秀辉是石板寨里为数不多的见过世面的人。他曾经在外面贩卖生漆，东边去过洞庭湖、北边去过重庆府，能够识汉字、懂汉话，见多识广。鬼子一开口，潘秀辉就听出他们不是中国人，立刻喊道：“是日本人，不要放跑了！”
　　寨子里的人一听是日本兵，顿时来劲了。这时，抗战已经持续了七八年，大家都晓得全国人民都在打鬼子，都知道杀日本鬼子是蒋总裁批准的事情，合理合法，而且杀得越多越光荣。
　　于是，全村老少精神焕发、士气高昂，分成几路追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