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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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太康元年吴王投降的捷报传到洛阳，羊祜已经病死一年多了，司马炎追思他的功劳，热泪盈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司马炎立刻封杜预、张华为万户侯，并封两人的儿子为亭侯。此前羊祜、杜预都已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恩宠，人们普遍看好张华，认为他也即将开府，并且很可能名列三公。
这个猜想落空了。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相当诚恳地向时任尚书令的张华讨主意，问：“谁可托寄后事者？”
张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
这太令司马炎的伤心了，张华的答案离他想要的实在相差太远。在这个世界上，司马炎内心深处最忌惮、最讨厌的人，莫过于他的同胞弟弟齐王司马攸了。
因此没过多久，张华就被赶出洛阳，到北方僻远的幽州找鲜卑人去处理民族事务了。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从小就表现优异，史书上说他“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对于司马炎而言，这个优秀的弟弟是极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因为世人普遍认为司马攸更胜他一筹，祖父司马懿对弟弟的宠爱也远甚于对他。
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绝望的认为皇帝的宝座已经离自己远去。他的伯父司马师有五个女儿，却始终没有儿子，司马昭便将次子过继给兄长。司马昭掌握大权之后，经常拍着身下的座位说：“天下是景王（注：即司马师）的天下，我只是代理摄政，我百年之后，这个是桃符的座位。”桃符，就是司马攸的小名。
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司马炎听到父亲说这番话时心情该有多么惊惶不安。为了得到世子的位子，司马炎请来贾充、裴秀、荀觊、何曾、羊琇、山涛等一大群有名望、掌权势的大臣替他说情。司马炎长发委地，手垂过膝，他曾经把自己奇特的长相展示给裴秀看，问裴秀：“人有相否？”暗示自己天生异相，是帝王的不二之选。据说裴秀因此而归心，对司马昭称赞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
而司马昭犹豫了好久，终于在死前半年，才确定司马炎的嗣位。
知子莫如父，司马昭知道司马炎心里对弟弟有怨恨，所以他临死特地讲了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魏文帝与陈思王曹植兄弟不相容，贻笑世人的故事，握着司马攸的手，托付给司马炎。
四年之后，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病死，临终也担心司马攸的命运，她对司马炎说：“桃符性子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这个王太后不是一般女子，当年钟会还在得势的时候，她就对司马昭说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后来钟会果然谋反。王太后这次也没有看走眼，司马攸最终没能逃脱与刘长曹植相似的命运，十五年后，三十六岁的司马攸在忧懑中发病暴卒。
司马攸的死因，固然是他太优秀，冒犯了兄长脆弱的自尊心，但这还不足以勾起司马炎的杀机。与鼠肚鸡肠并且毫不掩饰自己鼠肚鸡肠的魏文帝曹丕不同，司马炎好名誉，所以显得涵养非常好，即使被臣子当面批评，比做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有名的昏君，他依然可以“大笑”，不以为忤，世人赞扬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连父母都对自己不放心，那么其他人的看法可想而知，司马炎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即位之后他对司马攸的优宠无可复加。
泰始元年，司马炎做皇帝的当日就一口气分封了二十七位司马家族的成员为王。这二十七个藩王按食邑多寡可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食邑四万户，享有这种超大封国的只有一人，就是皇帝的叔祖、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他当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第二等级食邑一万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大国”（注：按咸宁三年设立的标准），“大国”藩王的主要是皇帝的叔父；第三等级食邑五千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次国”，“次国”藩王主要是离皇帝血缘较近的平辈；以上三个等级的藩王在爵位上是平等的，都是“郡王”，第四等级则要降一级，是“县王”，食邑一般在五千户以下，这些封国属于“小国”，“小国”藩王主要是宗室疏族与皇帝的晚辈。
在这次分封中，司马炎有三个弟弟同时受封，分别是司马攸、司马鉴、司马机。司马鉴与司马机都被封为“次国”藩王，司马鉴食邑五千户左右，司马机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唯有司马攸是“大国”藩王，食邑万户。司马攸不仅与嫡叔父司马干、司马亮、司马伷、司马骏并肩，比另外两个嫡叔父司马伦、司马肜还要高一等。
皇帝的优宠不止体现在封国广大、食邑众多，司马炎要向世人展示，他对弟弟真的毫无芥蒂。司马攸随即被请入朝堂，委以重任，《晋书·齐王攸传》说“时朝廷草创，而（司马）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所谓“总统军事”实际是句空话，司马攸根本没有真正接触过兵权，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司马攸始终官居一品，位极人臣。
司马攸先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注：“开府”是一种特权，指高级官员自主选址建立府署并且自选僚属，在晋朝之前一般只有三公才享有这个特权；“仪同三司”是指比三公之下的官员享有三公的待遇。），这项殊荣在当时连皇帝的嫡叔父司马伷、司马骏等都没有能够享受。司马伷与司马骏在晋朝建立后一直领兵在外，屡建战功，司马骏镇守西陲有功，司马伷参与平吴有功，他俩都是论功行赏才享有“开府”殊荣的，比侄子司马攸晚了整整十多年。至于那些不成器的叔父，如司马伦、司马肜等，司马炎至死都没让他们开府。
不久之后，司马攸又升迁为镇军大将军，皇帝还加赐他羽葆、鼓吹。所谓“羽葆”是一种装饰着五彩鸟羽的华盖，“鼓吹”是演奏乐曲的乐队，这两样东西是天子卤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马炎将它们赐给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时能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而来，吸引众臣羡慕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对弟弟的宠爱。
从泰始年间到太康年间，十多年来司马攸始终未变的一个职责就是培养教导太子司马衷，也许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后来又转为太子太傅。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司马攸升任司空，成为西晋最年轻的三公，不过依然他兼任着太子太傅，依然得每天去东宫陪蠢笨如猪的侄子司马衷打发时间。
司马氏标榜要以“孝礼”治天下，构成“孝礼”的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对父母之“孝”和对兄弟之“悌”。对于儒者来说，孝悌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根本，《论语·学而篇》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因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种种优宠也带有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榜样的意味。
无论是从臣子的角度，还是从弟弟的角度，司马攸的回应都十分得体。他“降身虚己，待物以信”，“以礼自拘，鲜有过失”，并且处处表现出恭谨、谦逊的姿态。当初司马炎授权诸藩王自主选择国内长吏，司马攸认为天下尚未统一，藩王权力不宜过大，主动放弃齐国官吏的任命权，交还朝廷；当时诸藩王的日常开销都由国库承担，司马攸认为食邑所得已足够承担开支，因此请求自给自足，减轻国库的负担。看到弟弟如此心系社稷、舍己利国，司马炎感动之余坚决不同意。兄弟俩推来推去，前后多达十几次，把天下人都感动坏了。
如果没有意外，当年司马昭与王太后的预感绝对不会成真，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俩将始终掩饰好心中的罅隙，戴着笑脸，把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戏善始善终。
然而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兄弟怡怡”变成了“兄弟相忌”，最终兄长不得不将弟弟逼迫至死。
这个意外就是痴太子司马衷。
司马攸比兄长小十二年，文帝死时他才十八岁，在朝中没有根基。文帝考虑以司马攸为嗣，主要是出于对景帝的怀念以及对幼子的疼爱。这种想法显然对社稷有害，所以贾充、羊琇一干人等纷纷反对，他们对司马攸个人并没有成见，如果论亲疏，贾充是司马攸的岳父，羊琇是司马攸的从舅（司马攸出继景帝，羊琇是景帝羊皇后的从父兄弟），他们拥立司马炎，完全是因为“国赖长君，不利冲人”。
但是随着司马炎在一天天衰老，司马攸也在一天天成熟，他被认为是宗室不世出的贤人。
因此，当太子是痴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惊朝堂，很多朝臣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谁当嗣君才真正合适？
从理论上讲，司马攸继承皇位丝毫没有障碍，他是景帝的嗣子，而景帝是宣帝司马懿的嫡长子，按道理这晋朝的皇帝就应该是司马攸，司马炎反而有篡位的嫌疑；
即使抛开景帝不论，光说司马攸以皇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也是有先例的，文帝不就是兄死弟及的么？太子是个痴呆，这江山社稷总得有人担当，国赖长君，让司马攸做皇帝才是正确的。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撂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
《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
《晋书·冯紞》记载了荀勖、冯紞与齐王攸的矛盾：“（冯）紞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
《晋书·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
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晋书·任恺传》总结说：“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
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