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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

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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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和阴谋,接着他对长沙王说:“河间王的全部奏折都是李含的主意,不及早除去此人,祸乱将至。此前河间王的借刀杀人之计,也是李含提议的阴谋。”
    当初河间王借刀杀人的痕迹如此明显,长沙王顾全大局所以佯装不知,但他没想到忍辱负重的后果,竟然是招来变本加厉的谋害。是可忍,孰不可忍?长沙王新仇旧恨一起算,在洛阳范围内清肃河间王党羽。
    清肃的结果是李含、冯荪,还有中书令卞粹,被斩首于洛阳东市;河间王另外两个党羽,诸葛玫与牵秀逃得快幸免一死,当时通往关中的道路已经被封锁,两人转向东北邺城方向逃窜,到了邺城之后诸葛玫散布谣言,极力怂恿成都王向洛阳进军。
    李含一死,河间王的鬼蜮伎俩就暴露于天下。河间王索性明火执仗,准备派兵到洛阳来取长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单独行事,于是派出使者去联络成都王。
    这时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长沙王执政的第八个月份。
    三、荆扬有寇
    河间王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成都王刚刚在荆州碰了个钉子,正憋着一肚子火要发泄。
    这钉子碰得十分曲折,说来话长,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为这个钉子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直接影响日后东晋的建立。
    荆州是三国时期唯一魏蜀吴都曾染指,并且动用重兵多次发生大规模会战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几次战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战(公元219年),还有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公元222年),全都发生在荆州。为什么三国的枭雄们不约而同的重视这个地方呢?原因无他,荆州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
    长江发源于巍峨的唐古拉山,它从海拔六千米奔腾而下,其流滚滚,冲过蜀中、巴中,冲出崇山峻岭之后,就进入了荆州。此时江面变得开阔,利于航行,但是海拔与下游依然有数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顺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个地方现身,令人防不胜防。具体这速度有多快?我们可以参考李太白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内,尚在荆州以西。
    所以荆州一直被视作江南的西大门,以前孙吴政权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晋将羊祜与吴将陆抗颇有君子之风的对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当时孙吴流传这么一句话“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后来晋国大举伐吴,功勋最大的是来自益州的水师,由龙骧将军王濬统帅,王濬在荆州与吴军交战,几乎使孙吴水师全军覆没。荆州失守之后,江南败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无人之境,迫使孙皓黯然出降——从军事角度而言,得荆州者得江南,说荆州是南中国的东西要冲,这丝毫不过分。
    而荆州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威慑江南,同时它还是中国南北要冲。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呈南北走向,汉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荆州境内,它与长江的汇合处也在荆州。从荆州溯汉江而上,可以抵达汉中,可以出奇兵威胁陇上;而渡过汉江向东北方向进发,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可以长驱直入奔赴洛阳、许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荆襄,包围樊城水淹七军,占领荆州的绝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区极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迁都——由此可知荆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门户。
    鉴于荆州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晋武帝临终特意安排儿子楚王司马玮去接管荆州。晋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倾轧死于非命,荆州军事大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到新野王司马歆的手中,可谓所托非人。
    新野王成为封疆大吏纯属偶然,他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血缘上离赵王司马伦比较近,因此得到赵王重用。赵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镇守荆州,实际上他的才干不足以胜任这一要职,史书上说他“谨身履道”“以孝闻”,没有治国的才能,是个优柔寡断的庸才。这种人在太平岁月尚且可以滥竽充数,一逢乱世就原形毕露了。
    齐王起兵,新野王作为马前卒,与齐王一同挺进洛阳,齐王投桃报李,给新野王加官进爵,进一步巩固他在荆州的统治;后来齐王遇难,长沙王上台,新野王择木而栖,跳向最粗壮的枝头,频频向成都王示好。长沙王对此十分不满,但是他势力单薄,对新野王无可奈何。
    就在新野王对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时候,益州叛变越演越炽,终于溢出蜀中,蔓延到了荆州。荆州的太平日子到头了,一个懦弱无能的统帅率先遭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
    叛乱源起于惠帝的一道诏书。
    太安二年初,长沙王发现平定蜀中叛变仅凭罗尚孤军奋战是难以奏效的,于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节惠帝派遣宗岱、刘沈入蜀的两道诏书,即是这一方策指导下的产物。
    宗岱入蜀之后,蜀中战局焕然一新(虽然只是昙花一现),长沙王一高兴,就让惠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趁热打铁。这道诏书的内容是向荆楚江扬诸州招募义勇,作为后继部队到益州助剿。这道诏书是壬午日签发的,因此史称“壬午诏书”,这道诏书惹下了滔天大祸。
    “楚风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荆楚江扬一线又是多战之地,民风勇武好斗,又因为归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动难安。孙吴灭亡之初,就有吴人多次试图复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
    这些复辟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影响不小。当时孙吴故土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还有“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这些鼓吹孙吴复兴的歌谣能够产生并且广为传诵,说明当地平静的外表之下,潜伏着许多汹涌的暗流。晋武帝临终特地在长江中游、下游设立两大军事重镇,派出两个皇子镇守,也表明了他对此处的重视与担忧。
    时光荏苒,随着距离孙吴灭亡越来越远,对于故主的依恋与追思也被时间磨损得越来越淡,但是不安分因素依然存在,新的谶言又产生了,这一次有人预测:“当有帝王,兴于江左。”
    所以此地本该是镇之以静的,但是长沙王此时已经无计可施,只好饮鸩止渴。别处的都督长沙王都招惹不起,不得已,只好捡新野王这个软柿子捏,而当时都督扬州军事的刘准也是个软柿子。
    诏书下达之后,新野王与刘准果然不敢违抗。阻力来自民间,当时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跑到遥远而陌生的益州去打仗、送死,义勇根本招募不起来。但是这种反抗早在预料之中,“壬午诏书”责令各郡太守强行拉壮丁,并且督促士卒尽快上路,凡在辖境内逗留超过五日,二千石以下官员就地免职。
    欲速则不达,催促过严效果适得其反。各地太守、县令为了保住官衔,都亲自出马拉壮丁,然后像押送囚犯一样将他们驱逐出境。那些被强行征募的士卒半路上纷纷逃亡,绝大部分落草为寇,许多百姓为了逃避戍役,也纷纷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被迫“屯聚而为劫掠”,成为盗贼。于是荆楚江扬两州社会秩序大坏,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叛乱一触即发。
    最后叛乱的火苗是在荆州江夏郡蹿起来的,点火的人名叫张昌。
    张昌取了汉族人的姓名,实则他是个汉化很深的蛮人。“蛮”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诸族带有鄙视的统称,中原人自认为是礼仪之邦,看不起异族人,所谓“北戎南蛮东夷西狄”都是这个意思。张昌具体是哪族人,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
    张昌的出身并不高,他是荆州义阳郡人,曾在义阳郡平氏县做过县吏。虽然身份低微,他却是陈胜吴广一类人,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因此时常被同僚取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暗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张昌曾找人占卜,卜者骗钱心切,说他将来大富大贵。张昌沾沾自喜,以为民谣中所谓“当有帝王,兴于江左”指的就是自己,于是一心盼望乱世。
    盼啊盼啊,蜀中果然打起仗,乱起来了,张昌离开家乡跑到荆州江夏郡,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偷来一些旌旗伞盖等军中仪帐,谎称受朝廷授命招募军队,去蜀中为国效力。此时张昌看来是想通过立军功来飞黄腾达。
    只是这个计划没有奏效,原因很简单,谁会放着太平日子不好好过,跟着你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去远方打仗呢?张昌折腾了许久,聚集了千把人,却都是走投无路想讨口饭吃的流民,成不了气候。令人奇怪的是,张昌在境内招摇撞骗,政府竟然不闻不问,可见当时江夏郡太守弓钦的执政能力也很堪忧。
    荆州的形势正渐渐向有利于张昌的方向变化。荆州境内本来就有不少流民,如今流民数量还在与日俱增,根据其来源新旧,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也是最老的一类,是元康年间从关中逃往汉中,又从汉中顺着汉江逃到荆州的关中六郡流民;第二类是巴蜀叛乱发生后,顺着长江、汉江逃到荆州的蜀中、汉中流民;第三类是“壬午诏书”发布后的逃兵,与逃避戍役的各郡百姓。流民在历朝历代都是安定社会的终结者,他们一无所有,随时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求生存,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而当时新野王也在无意中帮助着张昌,史书上说他“为政苛严,蛮夷并怨”,于是在流民问题上又加上了一条民族矛盾。要知道荆州的蛮夷可不好惹,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前后派出几十万大军,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将他们治服。荆州不稳定的局势严重拖了孙吴向北方发展的后腿,《三国志》里有这么一句话:“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意思就是说荆州蛮夷易动难安,不停的叛乱使孙权应对不暇,所以才会放下身段,对曹魏称臣。如今新野王统御失度,看来要步孙氏的后尘。
    这诸多不安定因素杂糅在一起,严重威胁荆州的稳定。如果此时有强兵震慑,新野王与荆州刺史再积极安抚流民与心怀不满的百姓,局势犹有可为,可是偏偏这时候,荆州刺史宗岱受命领着三万精兵到蜀中去了。
    然后,上天降下了压垮荆州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安二年春,江夏郡的春粮获得大丰收,往年粮食丰收是大好事,但是当年,丰足的粮食却把方圆数百里所有饥饿的流民都招引来了。张昌看到那么多饥肠辘辘的、一无所有的、对人生失去希望的、对朝廷满怀怨恨的流民,他忽然意识到与其做官兵,还不如造反来得有前途。
    张昌于是在江夏郡安陆县附近的石岩山下招降纳叛,他改名为李辰,借助道教的影响力装神弄鬼,前来投奔的流民日以千计。
    安陆是江夏太守的治所,离石岩山仅仅八十里,而一直等到张昌初具规模的时候,江夏太守弓钦才如梦初醒,派遣郡兵前去镇压,可惜养痈长疽为时已晚,官兵大败而归。又过了一阵,张昌觉得羽翼已经丰满,就率众进攻安陆,弓钦抵挡不住,弃郡逃到南边毗邻的武昌郡去了。
    四、张昌建国
    江夏失陷,新野王有守土之责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他派骑督靳满前去镇压,结果铩羽而归,官兵丢下不少刀枪剑戟,装备了张昌的部队。
    张昌连破郡兵、州兵,又占据了江夏府库,兵多粮足威震荆楚。但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张昌趁机另立政府,试图与洛阳分庭抗礼。张昌首先制造舆论,他派人四处宣扬:“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即是说有圣人出世领导万民了,言下之意就是新的真命天子降临了,该改朝换代了。
    当时朝廷威信扫地,遍地硝烟,流民们自然是怨气冲天,普通百姓也感到惶恐而迷茫,不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遭遇,所以这种谶言是很有诱惑力的。
    等这个谶言扩散到一定程度,许多人将信将疑,另有许多人坚信不疑的。这个传说中的“圣人”竟然还真的下凡人间来拯救万民了,而且十分凑巧,这个“圣人”在第一时间被张昌发现了。张昌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将“圣人”迎到了安陆。
    两人一见面,“圣人”果然长得仙风道骨飘然出尘,而且张昌发现,“圣人”不仅有神仙气,还有帝王之相。一问“圣人”家世,不得了,果然是高贵的皇室后裔,该“圣人”姓刘名尼,是汉高祖的某某代玄孙。曹魏篡了刘汉的天下,司马氏又篡了曹魏的天下,世道轮回,如今物归原主,这位刘圣人奉天承运,前来恢复大汉王朝。
    随着“圣人”的到来,安陆发生了许多怪异现象。在“圣人”居住和活动的地方,总有珠袍啊玉玺啊铁券啊金鼓啊,这一类皇帝才能拥有的事物自己主动的跑到“圣人”身边;还有一天,“圣人”的居所突然百鸟云集,只听空中一阵鼓噪,群鸟黑压压从四面八方飞来,栖止于庭院,据说当时庭院中还栖息了一只硕大无比、五彩斑斓的怪鸟,此怪鸟就是传说中的凤凰。
    这分明就是天降祥瑞,示意天命所归啊。张昌于是顺天应人,在石岩山修筑宫殿,拥立刘尼为天子,国号当然是汉,一切礼仪制度都效仿汉朝,年号定为“神凤”。张昌担任相国,他的哥哥张味被封为车骑将军,弟弟张放被封为广武将军,兄弟三人掌握军政大权。张昌又设立朝廷百官,征召荆州缙绅担任,有不识抬举不应招募的,诛杀全族。
    事实上神迹都是伪造的,那只凤凰先由竹子编成骨架,套上五彩外衣,身旁再洒上无数肉丁,于是就导演出一个“百鸟朝凤”的祥瑞;“圣人”也是假的,那个“刘尼”根本不姓刘,他真名丘沈,原本只是江夏郡山都县的一个小吏。张昌大费周折,无非是想诈取民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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