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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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司马家命最好的一个王爷是个精神病，由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我们感到老天爷对司马氏确实不怀好意。
再说皇帝的六爷爷梁王司马肜与九爷爷赵王司马伦，这两位是为老不尊的典型。
梁王司马肜“无他才能”，爱好声色犬马，以前还因此获罪受罚，被削了一个县的封地，惠帝后来派他去镇关中，更是出了大乱子，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至于赵王司马伦，其为人“素庸下，无智策”，打小不争气，被父兄看不起。这人名列“八王”，而且是“八王”之中最可恶一个，后来赵王伦篡位自立，把原本只发生在中枢的政治斗争扩散到了全国，这也是后话，容后详禀。
由此可知，齐王攸一死，宗室里面其实无人可托付后事，矬子里面拔将军，汝南王已经是晋武帝的最佳选择。
那么，汝南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首先他是一个命长的人，武帝驾崩的时候，汝南王起码已经六十五岁了，在司马家族中算是高寿；
其次他不是一个嫌命长的人，所以当年弟弟扶风王司马骏为留住齐王攸，冒颜犯谏触龙鳞的时候，他只是冷眼旁观。
史书上说汝南王“少清警有才用”，怎么个有才用法呢？史书上紧接着就记载了他带兵出征，接二连三的吃败仗。第一次是少年时随兄长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失利，免官”；第二次是武帝泰始年间都督关中军事，羌族叛乱，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汝南王指挥失当，又被免官。
这两次重大失利足以说明汝南王没有将干之才，可武帝还是不停地把他派出去镇守四方，不仅汝南王，上面提到的不成器的梁王与赵王，也一直在镇守方岳。这说明晋武帝不会用人，他只信任外戚与宗室，这一点与两汉时期唯才是举的情景实在相差太远，而司马家宗室的人才又少得可怜。
当流言传到杨骏耳中，说汝南王要喋血京师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是汝南王正惶惶不可终日。
汝南王与杨骏患有同样的毛病，志大才疏。武帝临死，有明显迹象表明汝南王将会入朝辅政，当时杨骏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人来催促他去许昌，汝南王却始终磨磨蹭蹭不肯上路，其实就是在等武帝召他入宫顾命。
但是结果令人失望，武帝驾崩了，遗诏只设杨骏一人为顾命大臣。这对汝南王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不过汝南王错过了遗诏，却还是处于有利的位置，因为洛阳军权不在杨骏手里，而且杨骏素无人望，此刻晋朝的臣子们大多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袖手观望。
北军中候王佑的态度目前不明朗，但是可以肯定他不会倒向杨骏这一边。汝南王的长子司马矩当时任屯骑校尉，麾下有好几千人，汝南王即使争取不到王佑的支持，也是有兵可用的。
因此，当汝南王生怕受到杨骏暗害，惶恐不安地向廷尉何勖问计之时，何勖感到十分奇怪，他说：“现在满朝上下都归心于王爷您，王爷您不讨伐人家已经不错了，还用担心人家讨伐您啊？”
何勖说得一点都没错，当时杨骏正躲在重兵环卫的皇宫太极殿里，瑟瑟发抖呢。但是汝南王终究还是胆怯，他不仅没有胆量公开质疑武帝遗诏的真实性，甚至连进宫哭丧都不敢。可是作为臣子，他又不得不哭丧，于是汝南王只好怯生生地躲在宫城外的大司马门外，揪着花白胡子，痛哭流涕。
哭完了汝南王还不敢住在家里，直接出城住到军营里，把自己保护了起来。
汝南王搬进军营是出于胆怯，可这个原因杨骏并不知道。杨骏将流言与汝南王的举动一综合，得出的结论就是：汝南王要动手杀进宫来了。
杨骏慌了手脚，当即招来二弟杨珧、三弟杨济、外甥李斌、张劭等人商议对策。三弟杨济是武将，曾出任过地方都督，也任统领过洛阳禁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杨骏对他的期望最高，等着杨济主动请缨。
杨骏的指望落空了，杨济杨珧异口同声地表示应当与汝南王握手言和，外甥李斌也在一旁附和，说二舅三舅说得对。杨骏气得鼻子都歪了，幸好另一个外甥张劭有血性，说先下手为强，不如主动进攻汝南王。
杨骏连连点头，这话真是说到他心坎里了。可是，兵从哪里来？
张劭说有兵，他当时正与司空石鉴替武帝修筑峻阳皇陵，修皇陵的都是兵户（注：兵户指入了“兵籍”的人，是魏晋社会底层的一个群体，闲时租种国家的土地，缴纳极高的赋税，战时出征），集合起来就是一支军队。
杨骏大喜，立刻拟了一份诏书，命令司空石鉴与张劭领陵兵讨伐汝南王。这份诏书用青纸誊写一遍，先送给太后过目，又送到司马衷那儿盖上皇帝玺印，就正式生效。
胆怯的汝南王、失控的杨骏再加上急于立功得富贵的张劭，三人一台戏，武帝尸骨未寒，内战却一触即发。
幸亏司空石鉴保持着冷静。
石鉴此时已经年近八十。他出身寒微，早在曹魏时代就声名显赫，在朝曾名列九卿，在外也曾镇守一方。但是到了晋朝他没被武帝重视，仕途跌宕，两次遭陷害被免官，直到武帝朝后期才重新获得重用。有了这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复杂的人生经历，石鉴老头修炼成为人精，武帝又没有让他做顾命大臣，他可不想夹在外戚与宗室的争斗里被当枪使。石鉴是先朝老臣，已被封为子爵，并担任三公位极人臣，此生足矣！八十老翁何所求？
所以，当张劭立功心切，约束部下早早就位，然后使劲催石鉴发兵的时候，石鉴总是高深莫测地说时机未到，同朝为官四十余年，石鉴深知汝南王为人怯懦，因此断定无需发兵驱逐，汝南王会把自己吓走。
石鉴是对的。当城内的张劭催着要发兵的时候，城外兵营里的汝南王正在在奋笔疾书，他已经决定去许昌，正上书向皇帝道别，满纸都在哀求谢罪。
奏章发出去之后，汝南王思前想后，最后还是被恐惧打败，他不等皇帝回复，就打点行装逃向了许昌。
汝南王弃营而逃的消息传到军营，张劭连忙回宫向杨骏报喜。差不多同时，禁宫里的杨骏也接到了汝南王的上书，起先他以为这是一纸讨罪檄文，抓在手里颤抖了半天，读完之后长舒一口气，气定神闲了。随后，他接到了张劭的禀报。杨骏昂首阔步走出太极殿，马上又豪情万丈起来。
由于对手临阵脱逃，杨骏胜了这一局。但是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好运么？
四、乱弹琴
汝南王丢下洛阳的宗室逃之夭夭，余下的宗室成员大多担任散骑常侍之类的闲职，没兵没权；而各地都督群龙无首，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对于宗室而言，中枢陷落了。
杨骏趁胜追击。在杨济的提醒下，他随即解除王佑的北军中候职务，并将王佑赶出洛阳，贬到河东郡去担任太守。杨骏任命外甥张劭为中护军，控制洛阳禁军。
兵权在手，杨骏开始随心所欲的编排朝政。他也明白自己不得人心，于是异想天开，打算通过大幅度赏赐官爵来换取好感，史书上形容这是“求媚于众”，用贿赂的方式收买人心。
杨骏这一招是在学习魏明帝曹叡。曹叡是在父亲曹丕临死时才被确立为太子的，之前威望不高，当时大部分朝臣连他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所以曹叡登基之后，给全部臣子赐爵，笼拢人心。
魏明帝曹叡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杨骏跟着东施效颦就莫名其妙了。原因很简单，魏明帝是皇帝，他要求全部朝臣都向他效忠，而在理论上，全部朝臣也必须向他效忠。皇帝拍臣子马屁，这体现的是皇恩浩大，臣子必须心生感激；
而杨骏只是个权臣，权臣的权力都是从皇帝那里偷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不可能得到全体朝臣的拥护。做权臣最明智的方法是党同伐异，打击一批提升一批，恩威并施，使同党把持要职，使异己心存敬畏，最终达到主宰朝政的目的。
杨骏这一股脑的赐爵，结果只会得不偿失。在异己者眼里，这些爵位是皇帝恩赐的飞来横福，与你杨骏无关。再说这点小恩小惠也不足以让人家改变立场，杨骏礼物是送出去了，可照样还是挨骂；
而在那些投靠了杨骏的人眼里，又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古人云“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我把我心托明月，不曾想在你杨骏眼里我不过泯然众人，于是难免有点心灰。
此外，杨骏的时机也把握得不好。左军将军傅祗就对他说：“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武帝刚死不久，你就跟庆功似的大发赏钱，你什么意思啊？
散骑常侍石崇、何攀两人也劝他：“哪有像你这样把爵位当传单一样滥发的，当年武帝受禅和平定江南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赐爵，晋朝的天下要流传万世，照你这样乱搞下去，几代以后这普天下人都是王侯，就没有平民百姓啦。”
杨骏不听劝，他觉得自己如此锦囊妙计，怎么可能有错？
于是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五月丙子，武帝下葬五天后，惠帝下诏：“增天下位一等，预丧事者二等，复租调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同时又加杨骏升官为太傅、大都督。
晋王朝一夜之间冒出数百个侯爵。爵位滥赏是乱世的特征之一，如今国未乱、赏先滥，令有识者忧心。
随后，杨骏又开始排挤武帝朝的老臣，也就是当年轻视过、嘲笑过他的那帮老臣。杨骏采用的手段是学习当年武帝对付齐王攸，永熙元年八月壬午，惠帝册立十三岁的广陵王司马遹为太子，杨骏说太子的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贤能来做太子的师友。以此为借口，杨骏开出名单，将他所嫌忌的老臣统统赶到东宫去陪太子读书。
这张名单华丽无比，其中有武帝时期的尚书何劭、吏部尚书王戎、右军将军裴楷、中书令张华、中书令和峤。这六人之中，何劭、王戎、张华后来都做到了晋朝的三公，当时太子东宫的阵容比惠帝朝堂之上还要强大。
有经验的老臣去了东宫，朝堂上就由杨骏独断专行，结果他却连连出丑。
早在惠帝即位的当天，杨骏就狠狠地出了一番丑。司马衷登基当日，改武帝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这其实是违反礼数的。
按照《春秋》之法，国君即位都是逾年而后才改元的，为什么呢？东晋的习凿齿对此做了解释：“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所以未逾年就改元的行为）今可谓辄不知礼也。”那意思是说，年号是皇帝御宇的一个标志，臣子们对先帝存着敬爱与思慕之情，不会忍心一年之内就忘怀先帝，舍弃先帝的年号。晋惠帝迫不及待的改掉了父亲的年号，是不懂礼数的不孝行为。
仔细推敲一下，其实这件事杨骏也很无辜。改元这种事情不需要杨骏亲力亲为，直接经办人是太常卿，太常手下有太常博士、太常祭酒等等一整套人马，个个都是饱学广识的专业人士，精通礼仪儒法是他们的基本素养。杨骏不学无术，但是这拨人没理由不知道“逾年改元”的规矩，可能他们是想谀媚杨骏，所以才违心地依从杨骏的瞎指挥；或者他们就是想看杨骏的笑，所以不插嘴，任你去胡闹。
等着看杨骏笑话的大有人在，惠帝一改元，朝野上下就哈哈笑开了，风声传到杨骏耳朵里，又气又无奈，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杨骏想办法补救自己的名声，于是到了第二年（公元291年）年初，惠帝再次改元永平。
惠帝是这么解释改元这件事的：“乃者哀迷之际……犹欲长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号。然日月逾迈，已涉新年，开元易纪，礼之旧章。其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
那意思是说，去年之所以有改元的举动是因为朕太哀恸伤心，太想遵奉先帝的遗志了，先帝的年号叫“光熙”，朕就改叫“永熙”，所以永熙这个年号仍然属于先帝，朕改元不能算是违礼。现在新年到了，朕要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这才是朕的“开元易纪”，是完全合乎礼数的。
这篇诏书面世，世人都认为杨骏这是文过饰非，结果却欲盖弥彰。
如果当时杨珧、杨济依然当权，或许还可以给杨骏查漏补缺，不至于闹得如此不堪。可惜此时杨氏内部已经彻底分裂，杨骏的心胸狭窄到连自家兄弟也不能相容，他掌权之后马上与两个弟弟算起了陈年旧账。
“三杨”的名号在太康年间就已经朝野皆知，当年齐王党气焰正炽，杨家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终于把齐王攸搬倒，确保外孙司马衷顺利嗣位。杨珧与杨济成名都很早，当时兄长杨骏的名声反在两个弟弟之下。
二弟杨珧在武帝朝做过尚书令，晋朝在创始期间许多制度都出于杨珧的建议，杨珧素有名望，只是后来因为陷害齐王攸，晚节不保名誉受损；
三弟杨济是员武将，做过镇南、征北将军，统领一方雄军，以武艺高强闻名于世。司马炎曾经夸朝中彦秀云集有“恂恂济济”。“恂恂”是两文臣，说的是王恂、孔恂，“济济”是两武将，说的就是王济、杨济。
王济是王浑的儿子。在齐王攸事件中，“二济”分别处于不同的阵营，二人都勇冠三军，于是难免要争个高下。曾经一次，两人跟随武帝到北芒山下打猎，骑着马手执硬弓，在武帝乘辇前开道。前方草木茂盛蛰伏野兽，突然有一只猛兽出其不意地杀出，直奔乘辇，武帝慌忙命令王济射杀。王济擅长骑射那是天下皆知的，只见他张弓搭箭，猛兽应弦而倒，杨济当然不甘示弱，不多时又有一头猛兽冲出，也被杨济一箭射倒。这一箭难度颇高，护卫武帝出行的禁军齐声喝彩，最后武帝判定二人平局。
但是这两个弟弟都伤了杨骏的心。
先说二弟杨珧。杨珧当年就极力反对侄女杨芷做皇后，杨骏认为他可能是出于妒忌，没理睬他。后来杨芷入了宫，杨珧还向武帝写了一个密折，说什么“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所以他要求将这道密折封存在宗庙，万一如他所言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