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生与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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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钱，只是因为宋江觉得，区区几十万，根本不足以偿还他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送给晁盖等人的大礼。

他要的，是一个天大的人情。

在江湖上混，不仅需要钱，更需要人情。

他宋江小小公务员，县政府办公室小秘书一个，却能混到今天，在山东地界上黑白两道通吃，全因深明此理。

狡兔三窟，出了郓城，他宋江从此后在江湖中的立足点除了沧州柴家庄和清风寨外，还有一处叫水泊梁山。

官场黑白两道都在混，谁也不能保证哪天不犯事，有好的退路远比拿点金子强，他宋江缺的不是钱，是退路。

多了条退路的宋江不免多了份安全感，顿觉兴致勃勃，正觉得长夜漫漫无心睡眠需要做点什么的时候，阎婆找上门来，给搞了多日冷战的宋江、阎婆惜二人当和事佬。

阎婆惜那个臭娘们，蹬鼻子上脸，前阵闹了一阵名分未果后，竟然不分场合地给宋江用起了脸子，全然不顾及他宋押司的面子。

宋江认为阎婆惜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一名“二奶”的职业操守。

他宋江也不是省油的灯，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名利双收，当日男欢女爱的新鲜劲早就过了，你还当你一直是当日宋公明口口声声叫的宝？你闹我就让你闹个够，黑三郎不在你一棵树上吊死，天涯何处无芳草，没二奶还能缺小三？

他多日不去阎婆惜那里，当然同时也没忘了进行经济制裁，没宋押司的经常光顾，阎家母女的小日子就不怎么好过了。

有钱有势的黑矮子宋江和油腔滑调专骗女人的白脸小生张文远，谁才是女儿的未来和靠山，这点阎老婆子比女儿看得清，眼看二人越走越远，即将分道扬镳，宋公明这样的好主顾将来再哪去找？

阎老婆子亲自出马找到宋江，希望能化解这场危机。

宋江的心情很好，身心都有了男人该有的需求，便给了阎婆子台阶下，去了那个曾经让他流连忘返的安乐窝。

不想宋江的热屁股却贴在了阎婆惜的冷板凳上，女人的脸摆得比他还黑，一整晚只留给他一个背影。

宋江开始有些明白，这个女人现在还真不是在闹名分要银子，是心真不在他这儿了。

气愤的宋江离开了，却忘记了最不应该忘记的东西——晁盖留下的信和金子。

多少豪杰贪官，谁到头来的把柄不都是落在了枕边的女人们手上，这个命运他宋江一直极力避免，可依然没能落入俗套。

但可悲的是，枕边这个女人好像已经不想和他过下去了。

双方开始了谈判，宋江说宝贝儿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话外音：就算要名分也咬牙给了）。

阎婆惜不吃黑炭头这套，说我也没什么要求，感情不和大家分手算了，给点青春损失费就行，不多，就晁老大给你的那一百两金子就行。

女人笑得很淫荡很无耻，她不知道她自己悄然站在了悬崖边缘。

付分手费，宋江不是给不起，而是伤不起——宋押司的心伤不起，面子更伤不起，明摆着女人在外面有了男人起了外心，还在讹他银子。事情若传出去，他宋江以后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宋江是不会把这样致命的把柄留给一个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的女人的。

通匪谋逆之罪与怒杀红杏出墙女之罪，两害孰轻孰重宋江能掂量，所以宋江手起刀落的时候并没有犹豫。

《水浒》中的女流，施大爷大都描述得淫荡且愚蠢，其中以阎婆惜为最，跟宋江混了这么久，竟然不知枕边的男人的习性，还用群众的眼光打量黑宋江——老好人及时雨，好欺负！

挥刀那瞬间的宋江，才是真正的宋江，狠、准、稳，这才是他立命江湖的真正本钱。

但这刀下去，黑宋江郓城县政府办公室秘书的铁饭碗就算是掉了。

但他相信，有梁山，有江湖，有人情，他宋江丢掉的饭碗一定会再找回来的。

他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更大的。

一

如果说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的话，这个金字塔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坐在权力顶峰的帝王，下面则是为皇帝服务和维系帝国运行的官员，最底层则是最普通和大众的百姓。

在这之间，还有一个层级，就是连接官员和平民之间的纽带——吏。

吏的概念范围，各个时期又各有不同。先秦时期的吏，更多是官吏统称，在先秦分封制下，后世所谓的“吏”并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和土壤，因为分封制下周天子并没有相对集中的王权，而各诸侯、大夫都有自己固定世袭的领土，而替大夫管理土地和百姓的则为家臣，家臣对大夫有更多的人身依附性，而大夫对家臣的控制能力通常很强，与后世官吏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

秦始皇建立起集权而庞大的封建帝国，皇帝掌握着各级地方管理者的任命权，官职体系开始制度化、体系化、职能化，官员也不再世袭，地方统治者的权力也开始短暂化。

在官员层级的权力弱化的同时，皇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力，必然就需要另一个阶层的队伍来辅助官员层级对地方进行管理，这时候，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政治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

西汉时期对吏就有明确的划分，丞、尉级别，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

事实上，吏的分类远不止这么简单，帝国各个职能机构，都有五花八门的吏员职位，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

帝国的税收、兵役、社会治安管理、各种国家政策，最终的基层实施者皆为基层小吏。

有人说，对于一个封建帝国来说，官员议政于庙堂，胥吏执政于江湖，帝国行政机构的运转，无法离开庞大的吏员集团维系。

但这样一个庞大而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社会地位却很低下，在某些时候甚至不如他们管理的庶民。对于权力顶层的精英来说，他们是作奸舞弊的小人；对底层百姓来说，他们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小吏们通常成了穿风箱的耗子，两头不是人，印象分都很差。

不但印象分差，其实吏员们的生存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小吏没前途，也没“钱途”。

在秦汉时期，对官员的选拔还有吏道这一途径，也就是说，你当小吏如果干好了，明天你就可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员，慢慢接近权力中心。但自从东汉开始后品流渐分，直至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要当官，主要看家世，看出身，你当小公务员干得再好，也只是小吏一名，咸鱼永不翻身。步入隋唐后，科举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要当官得进行文化考试，在读书人里选，而吏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的，他们依然很难挤进最高权力中心。

作为吏员阶层，不仅跃升高层踏入官员阶层无望，经济收入也很低下，长期以来，只有少部分吏员能领到微薄的薪水，大多数低层小吏是没有薪水领的，吏职是作为一种差役来行使，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如在北宋帝国的前期，整个帝国在乡村基层组织不设官员，而是差派乡村主户承担不同的职役，“催督税赋、逐捕盗贼”，是为差役法。没有薪水拿的乡村基层“公务员”们不但没有报酬，同时还得承担许多责任，常常因此荒误农事，搞不好还得拖累家庭破产、妻离子散（失去生辰纲的杨志就是这种典型的倒霉蛋）。

后来王安石进行变法，针对帝国大量的差役伤农扰民的现状，实施了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募役法废除按户当差，而由民户按户分摊出钱，由政府再出钱请雇人为吏应役。

在王安石看来，募役法是各项改革中更完善和成功的一项，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避免了农民服役误伤农事，同时使吏员增加了经济收入，保持了这一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所以后来司马牛（光）复辟，全盘推翻新法，王介甫听到其他法令被废都还镇静，只是一提到募役法也被废，大吃一惊，说连这个也废了，我可是和先帝一起商议良久，保证方无一失，怎么连这个也要废。

之后帝国政策反复，在差役法还是募役法之间摆动，基本上是差募并行，整个帝国的吏人大约在四五十万人左右，而在四五十万人的大军中，最终能靠吏员出职升为官员的，仅有千余人，不到百分之一。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资源和权力，一方面则是政治和经济待遇都很差，还要同时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必然导致另一种结果，就是吏员们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鱼肉乡民，大肆敛财。而长期以来，官员是流动（流官）的，而胥吏们是固定的，到任官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而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由属下的吏员们胡作非为。

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员，都免不了常常受到吏员们的制约，如《三国演义》中的平原县令刘备就被小小的督邮（全称督邮书掾，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公然索贿，最后丢了县令的官帽。被督邮搞丢差事的也不仅仅是刘皇叔，后来的陶渊明也是因为面对督邮的公然索贿，才感叹“为五斗米折腰”是件很丢脸的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干脆辞官，使我们又多了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

如果说刘、陶二人官职低下被欺在情理之中，那么，有一些权倾一世的文臣武将也往往受吏员们的气，这又该如何解说呢？清朝生前封贝子、死后封郡王，不可一世的乾隆朝一代宠臣、江湖传闻中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安康从外面打仗回来到户部报账，竟也遇到户部书吏们的公然索贿，书吏们公然对福大将军说，如果公事公办大将军你的报账单恐怕几年也填不好，不如我们帮你填了，给点好处费就行。

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员和平民们来说，他们就像取西经的唐僧队伍，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不管队伍中是否有孙悟空这样的能人，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但如果不向阿傩、伽叶这样的“小吏”行贿，取经一样无门，因为，胥吏们敛财的能力是无穷的。

理解了中国小吏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普通小押司，但却能挥金如土，在江湖上博得“及时雨”的名头。宋江家只是一户富农，绝对没这么多闲钱闲米任他挥霍，他的钱只有一个来处——灰色收入。

小小押司，看似位低薪薄，但遇到宋江这样的能人，同样是一个超级肥缺。在郓城县，办事儿，找酸文人县令时文彬未必管用，在郓城真正能揽大事的人是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押司宋江。

当然，像宋江这样的吏员阶层，是没有安全感的，一旦入行，常常先自行出户。和家庭断绝关系以免连累亲人是常情，而一旦社会动荡，由于这类人深谙民情，掌握底层资源，就很容易干上造反这样的行当，隋朝的翟让、北宋的宋江、元末的陈友谅、明末的李自成，都是吏员集团的造反精英。

既然行走的都是一条“无间道”，逼上“梁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二

历史上的宋江，确实在江湖中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与同时期造反起事的方腊起义相比，宋江起义虽然规模明显小很多，但战斗力却很强。

最初，宋江的队伍起于河北，被朝廷称之为河北剧盗，活动于京东东路等地，并引起了帝国高层的注意，赵佶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的时候就下诏“京东东路盗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但同月又下诏“招抚山东盗宋江”。

不像《水浒》中的宋公明那样没骨气，河北剧盗宋江并没有理会朝廷抛来的媚眼，继续转战于山东青（今山东青州）、济（今山东巨野）、濮（今山东鄄城）、郓（今山东东平）等地，一时间横扫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

后来被传说为他们根据地的梁山水泊，他们曾在这一时期经常出没，但时间并不长，这支起义军的流窜性很强，并没固定的根据地。

宋江部队的战斗力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当时的亳州知州侯蒙就向朝廷上书，说宋江率众横行河朔京东官兵无人能拒，其才必过人，而朝廷的大患还是南方的方腊，对宋江还是应以招安为主。赵佶听从了侯蒙的意见，任侯蒙为知东平府，负责招抚宋江。

但是侯蒙还没上任就病死了，招降宋江一事又没了下文。宋江义军继续南下，从山东进入江苏，其间除了沂州知州蒋园组织了地方官兵对其进行阻击外，其余各郡县大多无备，而“吏多辟匿”，地方各地一时对这支农民义军无可奈何。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宋江的队伍又窜入江苏地区楚、海（今江苏连云港）等州，在海州宋江遇到了他的克星张叔夜。

张叔夜字嵇仲，出身名门，其祖父是真宗时代的名臣张耆。张耆文武兼修，为帝国抗辽做出过突出贡献，后来在帝国文武一把手（枢密使、尚书左仆射）的位置上都干过，并封徐国公。张耆立功不小，但后来很喜欢讲排场，生活奢华，死后很不幸被人挖了坟墓。

祖坟被挖没有影响张家的风水，张嵇仲少有大志，并喜读兵书，他更希望在战场上博取功名。他不满足于以荫职在开封做一个闲官，出仕之初便主动申请去西北参军，任兰州录事参军（八品营级干部）。

在西北他显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建设了西安州，有效地防范了羌人的侵犯，很快以军功得到升迁，后升任襄城、陈留知县，在地方的政绩也很突出，后来得到自己在西北的老上司时任同知枢密院的老臣蒋之奇的推荐，再次提升任通事舍人等职，随后知安肃军、舒、海、泰州等地（正六品官阶）。

到了宋徽宗大观中期，张叔夜已经做到了开封少尹（正四品官阶）的位置，是帝国极有前途的中层干部，然而，由于其堂弟张克公在任监察御史时狠狠参过蔡京，是蔡太师的死敌，张叔夜本人也不喜迎合得势的蔡京，自然成为蔡京眼中要排挤的人物，蔡京复相后，很快找到借口遣其出京至西安监管草场。

后来朝廷再次起用张叔夜，升任秘书少监、礼部侍郎等职，但终究，蔡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