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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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财富的剧增源于罗马对埃及税收的无情课取。税务检查官遍布埃及各地，推行了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凡16岁至60岁的男子都要缴税，只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免除——比如说宗教祭司可以不纳税，但他们必须在神殿通过严格注册才行。这就是某位学者所说的“古代种族隔离”（ancient apartheid）制度，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让财富聚集到罗马。
随着罗马的经济和军事触角的不断扩张延伸，这种税收方法也被运用到其他地区。兼并埃及后不久，罗马派税务官员到犹太省（Judaea）进行人口普查，再次确保税收的精准。假设在埃及实施的模式被运用到该地区，即记录所有人的出生和死亡、记录所有男性成人的姓名，那么耶稣基督诞生到这个世界也应当有一位官员做记录。可见，当时的官员并不在乎婴儿是谁、婴儿的父母是谁，而是在乎婴儿的出生代表着人力资源的增加，代表着帝国又多了一个未来的纳税人。
东方世界让罗马人眼界大开。亚洲当时已然以慵懒奢侈的精彩生活而著称。西赛罗（Cicero）这样写道，那里的富庶程度难以描述，田野的收获可谓奇迹，商品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成群的牲畜让人目瞪口呆，产品出口量十分巨大。在罗马人看来，那里的人们可以不用劳作，尽情享乐。诗人塞勒斯特（Sallust）说，罗马士兵到了东方才能长大成人，这毫不奇怪，因为正是在那里，士兵们才学会了做爱，学会了醉酒，学会了欣赏雕塑、绘画和艺术。这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至少从塞勒斯特的观点来看，或许亚洲的确“充满诱惑，引人神往”，但“贪图享乐将迅速瓦解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如此看来，东方的价值观与罗马崇尚的严格军事化的理念正好相反。
奥古斯都本人尽力去了解东方的新疆域。探险部队被派往阿克苏姆（Axum）王国（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和萨巴（Sabbaean）王国（位于今也门）；尽管罗马仍忙于巩固其在埃及的统治，但对亚喀巴湾（Aqaba）的探索也在同时进行。到了公元前1年，奥古斯都又下令对波斯湾两岸进行详细考察，就该地区的贸易活动写出报告，并记录海上航线如何与红海相通。他还监督着经波斯深入到中亚内陆通道的实地考察。一份被称作《帕提亚驿程志》（Stathmoi Parthikoi）的文献完成于这一时期，它记载了东方重要城镇之间的距离，并仔细标注了从幼发拉底河到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polis，今阿富汗的坎大哈市）之间的所有重要据点。
贸易商们开拓的路线正飞速延伸。据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在罗马兼并埃及后的几年中，每年都有120艘商船从红海的米奥斯贺而莫斯港（Myos Hormos）驶向印度。罗马和印度的商业交往频繁，次大陆的大量考古资料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在诸多大型遗址——如帕塔南（Pattanam）、科尔哈帕（Kolhapur）、哥印拜陀（Coimbatore）——发现了罗马的土罐、台灯、镜子和众神的塑像。在印度西海岸和拉克代夫（Laccadive）还发现了大量的钱币，年代可追溯到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的统治时期。一些学者认为，当地统治者曾将罗马的金币和银币作为通用货币，或将这些金属熔化后铸成自己的钱币。
这一时期的泰米尔（Tamil）文学记述了人们如何高兴地欢迎罗马商人的到来。一首诗中提到罗马人乘着“漂亮的大船”，带来了“凉爽香甜的葡萄酒”；另一首诗则是叙事性的：“美丽的巨轮……来了，带着黄金，劈开帕丽雅河（Periyar）上的白色泡沫，然后又满载着胡椒返航。在这里，海浪奏响的音乐永无休止，国王为客人准备了罕见的山货和海鲜。”还有一首抒情作品，描述欧洲商人在印度定居的情景：“阳光照耀着大面积的梯田，照耀着港湾附近的货仓，照耀着窗口如鹿眼一般的塔楼。在不同的地方……路人的目光都被西方人的住宅所吸引。西方的繁荣永远不会消逝。”《帕提亚驿程志》记载了罗马人希望从印度西部获得什么样的商品，并标记出哪里可以找到锡、铜、铅、黄玉等矿产，以及哪里能找到现成的象牙、宝石和香料。
不过，在印度港口贸易的商品并不仅限于次大陆出产的东西。比如位于埃及红海岸边的贝雷尼克港（Berenike）遗迹就表明，一批一批来自越南和爪哇的货物都能被运送到地中海。印度半岛东西海岸线上的港口成为商业中心，来自东南亚的所有货物都从这里运往西方。红海本身也是一个活跃的商业区，它拥有自己的货物和产品，并将地中海和印度洋及更远的市场联系在一起。
罗马的富裕阶层现在可以沉溺于异域风情和豪华奢侈的享受当中。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抱怨这些人的消费几近过分，感叹人们过度追求时髦。这一点在彼特罗纽斯（Petronius）的小说《萨蒂里孔》（Satyricon）中得到了完美的演绎。其中最著名的场景是特里马乔家的晚餐聚会。他从前是个奴隶，后来获得了自由，然后积累了大笔的财富。作品中最尖刻的讽刺是对这位新贵的兴趣的描述。特里马乔只想要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野鸡必须是专门从黑海东岸送来的，珍珠鸡要来自非洲，鱼要吃稀有品种，孔雀要带羽毛的。风格怪异的餐桌上摆满了一道又一道的菜，其中有道菜是把若干鲜活的小鸟放在全猪的肚子里，切肉的时候小鸟会马上飞出来；给客人分发的牙签都是银制的。这些都充分暴露了罗马新贵的低俗品位和过度奢华。人们在这一古代重要的繁荣时期还发明了一个不乏嫉妒心的新名词：暴发户（nouveaux riches）。
新的财富让罗马及其国民接触到新的世界和新的趣味。罗马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在他的一首诗中精确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国际化精神以及知识传播的广泛程度。诗歌的内容是悼念一位卖身为奴的年轻女孩：她被比作一朵绽放的百合、精致的印度象牙、红海的一颗珍珠；她的头发细过西班牙羊毛，细过莱茵河畔金发女郎的头发。以前，夫妻若想要怀上漂亮的孩子，他们会在色情图画的包围下做爱。“如今，”一位犹太作家吃惊地写道，“他们带来以色列的奴隶，把她们绑在床腿上。”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当然这也说明他们有钱这么做。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赞赏这种新趣味。朱文诺尔（Juvenal）在他的《讽刺》中说，奥伦特斯河（Orontes，流经叙利亚和土耳其南部）的水已经漫过了台伯河（Tiber）——他的意思是，亚洲人的颓靡已经损害了罗马昔日的优良品德。他还写道：“如果你对裹着蛮人头巾的华丽妓女感兴趣，那就趁早滚开！”
在一些保守人士看来，有一种物品的出现特别令人担忧，那就是中国丝绸。这种丝织品在地中海地区的供应量不断增加，随处可见，于是便在保守派那里引起了恐慌。塞内加（Seneca）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这种又薄又滑的材料居然广受人们喜爱表示吃惊。他说，丝绸做的衣服根本就不叫衣服，既不能显示罗马女性的曲线，又不能表现她们的高雅。他说，婚姻关系的根基正在动摇，因为男人可以透过裹在女人身上的薄丝看到裸体，任何神秘感和想象都没有了。在塞内加看来，丝绸只不过代表着异国情调和色情诱惑，除此之外一文不值：女人不会老实地告诉你她穿丝绸的时候里边是不是全裸。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保守派已做过多次努力，包括颁布法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衣物。有些人的说法更为直白：罗马的男人们应该好好想想，身着来自东方的绸缎衣服是否得体，是否觉得丢人！
其他人出于不同的考虑，同样担心丝绸盛行的后果。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写道，他反对这种高成本的奢侈品仅仅“能让罗马女性在众人面前显得光鲜”。他最大的不满在于布料的成本，他悲叹道：“这比实际成本竟高出100倍！”他继续写道：我们每年在东方奢侈品上为我们和我们的女人花费掉大笔资金，一年有多达1亿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到边疆以外的东方贸易市场。
这一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帝国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并占去年度预算的10％以上。请注意，这个数字看上去并非过分夸张。近来发现的薄草纸文献记录了在红海某港口的一份从印度穆泽里斯（Muziris）至罗马的运货合同，证明大规模商业交流到公元2世纪的时候已经形成常态。合同规定了双方的职责，明确了何时何地进行货物交接，规定日期内收不到货款的话应该怎样惩罚。长距离的商业活动中，严格的条款和细致的考虑都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罗马商人并非只用钱币来支付货款。他们同样以精致的玻璃、银器和黄金，还有来自红海的珊瑚和黄玉、阿拉伯出产的乳香精油进行交易，换取纺织品、香料以及靛蓝这样的染料。无论采取怎样的交易方式，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外流都会产生诸多的深远效应。首先是带动了商道沿线的地方经济。随着经济的繁荣、交通和商业网络的延伸、各方的紧密连接，村庄变成了小镇，小镇变成了大城，越来越多令人惊叹的纪念性建筑拔地而起。譬如坐落在叙利亚沙漠边缘的帕尔米拉（Palmyra），作为贸易中心的它成绩斐然，将东方和西方联系在一起。南北中轴线上的城市也一样经历了变革，最突出的例子当属佩特拉（Petra）——坐落在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商道这一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它被称誉为“沙漠威尼斯”，那里曾举办产品交易会，来自上百英里甚至上千英里以外的卖家和买家汇聚到这个交通便捷的交叉口上。每年的9月，幼发拉底河畔的巴特内（Batnae）就有“成群的富商参加交易会，买卖交易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物品，以及其他经陆运或海运来到这里的各类物品”。
罗马人的购买力如此强劲，甚至对中亚东部的钱币设计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月氏国游牧部落在被中国赶出塔里木盆地之后，最终得以在波斯东部找到了一处安身立足之所，并夺取了亚历山大将军后代们曾经拥有的领土。随后，一个富裕的帝国由此诞生，以部落中一个领袖群体的名字“贵霜”（Kushan）命名，并开始以罗马钱币为范本大量铸造自己的钱币。
罗马货币通过印度北部港口——如巴巴利库（Barbaricum）和巴里加沙（Barygaza）——流入贵霜帝国。这些港口的入口和锚地都非常复杂，领航员必须亲自指挥货船进港。对那些经验不足或不熟悉水流的人来说，两港进口都十分危险。一旦登陆，贸易商们便可以找到胡椒、调料、象牙和纺织品，包括成品丝绸和丝绸纱线。这是一个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和中国各类货物的大型商业中心。大批的财富从这里被商队运送到控制着绿洲城镇及宽阔大路的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统治地位的建立，意味着尽管货物能够从地中海通往中国，且数量剧增，但中国本身在穿越印度洋与罗马的贸易活动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只有当大将军班超统领部队进行一系列探险并于1世纪末抵达里海后，才开始有中国的外交使节被派往西方，任务是收集有关西方强大帝国那些“高大而呆板”的家伙的信息。禀报给朝廷的奏疏称，大秦（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拥有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珠宝，那里是诸多稀世珍品的出产地。
中国和波斯的交往也变得更加密切频繁。据中国的文献记载，他们每年都会派出使团前往波斯，每个使团至少由十位大使组成。就算是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也会有五六个使团被派往西方。外交使节一般跟随大型商队出发，这些商队携带着准备交易的货物，返回时又满载着国内渴望的物品：红海珍珠、玉石、天青石，还有洋葱、黄瓜、香菜、石榴、开心果和黄杏。需求量最大的物品是乳香和没药，其实这些物品出自于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但在中国被称作为“波斯货”。我们从后来发现的资料中得知，撒马尔罕的桃子因为大如鹅蛋、色泽鲜艳而颇受中国人珍爱，并称之为“金桃”。
中国和罗马没有太多的直接交往，汉人对喜马拉雅山脉之外的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区都知之甚少。能确定的一次接触发生于公元166年，一个罗马使团被派往中国朝见汉桓帝。罗马的目光也并未延伸到远东，它正坚定地注视着波斯——这并非一个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一头彻彻底底的猎物。早在罗马尚未全面控制埃及之时，维吉尔（Virgil）和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就已激动地展望着罗马的扩张。贺拉斯（Horace）在一首歌颂屋大维及其成就的诗中并未提及罗马占领地中海，而是强调统治整个世界——包括印度人和中国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马必须先解决波斯，这已成为统治阶层的首要任务。宏伟的计划已经确定，帝国的边疆将拓展到波斯帝国腹地的里海湖口：罗马必须控制全球的心脏！
事实上，罗马人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些梦想。公元113年，皇帝图拉真（Trajan）亲率大军远征，他迅速越过了高加索山脉，然后转头向南，朝幼发拉底河流域进发。他征服了尼西比斯（Nisibis）和巴特内，通过迅速发行钱币宣称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向罗马人称臣”。随着抵抗力量的逐渐衰弱，图拉真继续前行，并将其兵力一分为二。波斯帝国的一座座伟大城池迅速沦陷：在一场历时数月的漂亮战役之后，艾登尼斯特拉（Adenystrae）、巴比伦、塞琉西亚（Seleucia）和泰西封（Ctesiphon）均落入罗马人之手。发行的钱币上刻着“PERSIA CAPTA”，即“波斯已被征服”。随后图拉真乘着一艘伪装成驶往印度的货船南下恰拉（Charax），即今日坐落在波斯湾入海口的巴士拉（Basra）。他感伤地看着货船：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