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阴谋-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胫印Ｔ谘杂锝环嬷校阋谎晕乙挥锏刂氐谝黄穑咎磺逋暾穆壑ぃ枷氲幕鸹ɑ姑焕吹眉氨欧ⅲ鸵丫曳裳堂稹�
自由，平等，电视平台……
除了电视本身固有的结构性限制外，剩下的主题选择和处理方式都取决于主持人本身的判断力和才华，参与者的选择有时也是一个因素。此外，电视台台长及其政策也扮演着一个更具有直接影响力的角色。料想中，一位合格的主持人应该懂得如何制造产品与掌控时间。然而就像一个驯兽人，有时也会发生失控的状况，甚至自己还会挨上一巴掌。
我们还记得2009年6月7日欧洲议会选举前，电视二台《由您评判》辩论节目上演的各自为王的闹剧。一个庞大的政治猛兽发动攻击：“见鬼去吧！［13］”主持人被激怒了。紧接着的火上浇油连布景也受到了冲击，真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打赌这个“快乐的大吵大闹”中的小聪明会给《年终笑话集》带来不少笑料，同时也足以加入《电视伟大时刻［14］》的先贤祠，比如当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说：“住嘴，艾尔卡巴士（Elkabach：主持人名）！”的时候。
电视媒体人实行着相当多的不为人觉察的审查，甚至自我审查，当然是收视率和职位不稳下的无奈之举。让我们检视一下这位电视甲板上的舰长的背包：——以技术必要性为名，恢复秩序，控制时间；——维持道德礼仪，以及杜绝“公众将不明白”现象的发生；——打断一段聪明的言论；
——发明一套可变几何学游戏规则：根据嘉宾是穷人，还是富人；有名，还是无名（部长、艺术家、科学巨人、工会领导、普通人……），采取不同策略。应用不同的语调和手势，以明言或暗示的方式，向所有人传达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
主持人既是操纵者，也是被操纵者。有时，在只是因为不了解，或者只是因为缺乏客观性的情况下，他似乎不再上演不痛不痒的言语游戏，并试图选择立场，掌控局面。然而他并不会达到目的，因为那些在电视机前总能保持清醒的观众已经识破了他的想法，并且知道：在电视平台上，所有参与者并不是平等的。
真实，消融在社会新闻中？
隐形审查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将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搀和在大量毫无价值的信息中。以有时甚至不合逻辑的顺序，大量媒体对大同小异的新闻内容进行狂轰烂炸，如此，电视便被轻而易举地披上了一件民主多元性的外衣。电视新闻最多只有两到三分钟的实质性内容，其他都是生动别致的报道，是“现实秀”，是没有意义的马路随机采访……和“报刊七叶树”［15］一样，重新开花结果的主题一样不缺：恶劣天气、假期交通、学校开学、圣诞节市场……除了这些平淡无奇的报道，还要再加上体育新闻和无孔不入的商业促销。
好像一位魔术师，总能将目光吸引到他想要的地方，社会新闻就是这样用五花八门的消息钳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皮埃尔·布尔蒂奥认为：“安排这么宝贵的时间就为了说些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于掩盖那些‘宝贵的东西’非常重要。”在这些短暂而宝贵的，被主持人精打细算的时间里，只有空白和虚无。老百姓非但没有看到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和有意义的文化消息，还被剥夺了自我判断和思考的时间。
这里和别处一样，没有什么“机会平等”可言。面对新闻，有人作出自己的努力，或者说尽力从每日新闻中找出那些所谓“重要和严肃”的东西，有人则只能浸泡在汹涌而至的信息浪潮中无法上岸。琐事和缺席（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的）见识与文化。
格式化与唠叨话
脑袋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审查？这些新闻从业者似乎总是很轻率，索然无味的事情能让他们大吃一惊，大吃一惊的事情却令他们索然无味，他们很少提“令人不快”的问题。缺少文化？缺乏策略？更糟糕其实是，就算他们有时会揭露问题，却很少进一步加以阐明。
涉及的主题也似乎总是很荒唐：“需要烧死这些精英吗？”，“知识分子的消亡”，虚假辩论上演着协助表演和制造伪论战的好戏，以谋取信念和利益平衡之名，在勾结和竞争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很少对主题提出质疑，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机构控制着这些辩论中的话题选择和结构重组。这些适应大众化要求的辩论，在准备阶段，就已经将消息进行消毒，将可能造成分歧、导致排斥、引发震惊的言论加以提炼，从而制造出一些伪狂放之人在周末重要节目中大胆直言的假象。这样的节目不可能有任何改进的可能，因为其内容和形式追求的就是适应公众的精神和智力结构！还要加上那些习俗风尚和职业道德的“良知指导者”们所绕进的死循环：节目想要什么，他们就说什么。盖着奴颜卑膝、犬儒主义、追随大流、墨守成规的烙印，他们长着一副容易弯曲的脊梁骨，顺应着市场的价值观，如有必要随时准备逃离和抛弃所有的职业道德和道义伦理。
然而我们可能要求这些有着好心，尤其是好处的，被邀请来的人批评他们赖以为生，将他们的言论加以传播的电视吗？尖锐的问题。在吊死过人的房子里是不能提到绳索的。
新闻战争：通敌者，抵抗者……所有人都串通一气？
在电视上出现的人不言而喻是经过挑选的，而这种挑选则是由主持人的判断力和或多或少的潜意识自我审查决定的。在接受那些他喜欢的或他感兴趣的人的同时，电视却将应视所有公民为选择对象的原则作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轻易抛弃。
那些“好客户”当然可以上电视。他们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质问主持人，无懈可击地表演着。具有天赋的演员，奇闻笑料和文章警句的朗诵者是最受欢迎的人，政坛头面人物也是。塞格琳·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和巴拉克·奥巴马的（富有魅力的）的形象，套用保罗·维瑞里奥的公式，“视觉上的正确”，变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长期以来，“相貌”总是比内涵更重要。就像那些辩论节目中配合默契的伙伴和主持人，他们中的很多都是外表醒目的“优质货色”，然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发表用后即丢的一次性废物见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定时间间隔里总能看到同一些的多产作家担任嘉宾，目的就是向这些人愉快地保证他们永远都在邀请之列。在这样的节目中，无论政治正确的猛烈攻击，还是混淆视听的仗义执言，这份“与众不同”都不过是为了换取公众的最大兴趣，以攫取他们的最大利益。
对于电视节目这种过分追求耸人听闻效果和迎合高收视率需要的做法，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哲学家、作家、评论家……），还有很多知名人士都曾加以分析。他们认为，电视首先决定哪些事件能激起大众的最初级情绪反应：愤慨、恐惧、慈悲、甚至具有攻击性，接近酷刑的情感波动（电视募捐、海啸、被袭击的流浪汉、被冷冻的婴儿、恐怖组织、人道组织、体育比赛的兴奋剂……），然后将这些事件进行戏剧化处理，以期“吸取经验教训”或者将其导向“社会问题”的范畴。
然而，知识分子出现在那里，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试图减低由新闻从业者、兼消防员、兼纵火者点燃的“情绪之火”的灼伤程度：戴安娜被撞得面目全非的汽车，苏珊大妈的奇迹，或者迈克尔·杰克逊之死。我们需要忘记这些我们的（和他们的）苦难，分享人道的温情。
很显然，人们越是通过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到自己，越具有抵抗的能力，抵抗审查机制，抵抗收视率的压力或者微波炉式的思想。然而有些人正相反，更虚弱的他们天生就倾向于合作，无条件地屈服于敌人，屈服于商业和经济的法则……这般特洛伊木马们的优点在于，既不让电视台担心，也不令记者们害怕。被美人鱼歌声般的金钱诱惑着，被“在电视里被注视着”综合征所刺激着，他们只想着被注视，而且是被好好地注视。他们选择不去怀疑那些“官方”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更不去抗争被工具化的命运，就算影响自己的名誉也在所不惜（失明了？）。他们是听话的仆佣，热心的创意人，而却并不一定是利益的分享者。
这是你帽子里的兔子吗？［16］
“德摩斯提尼（Démosthène），波舒哀（Bossuet），饶勒斯们（Jaurès）［17］今安在？是规定条件扼杀了他们，”保罗·维瑞里奥自问自答到。皮埃尔·布尔蒂奥认为，既然电视是为所有人服务的，那么在来表达言论之前应该自问：“我要说什么？怎样说？是否要适应这个媒体？这些话是否值得让所有人都听到？是否必须让所有人听到？要说出这些话是有条件的吗？等等。”
电视要让人看，要让人明白，要赋予注视以意义，要创造传奇。然而其实，这只是个悖论，因为影像的世界是被字词控制的。字词制造了恐慌、幻景、抛弃、吸引、高枕无忧的安心……破坏（那些智能机器人或所谓社会渣子）和谎言。
影像（“Image”改变字母位置就变成了魔法“Magie”）具有制造“现实效果”的能力，被人看了，并且相信了它所呈现的一切。电视的危险就在于它尝试建立一种真实，并运用各种手段以达到此一目的。幻想是可以赚钱的。
别碰我的位子！
电视拥有进入憧憬中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裁决权。在实施中，无论谁都可以享受十几分钟，或者更多的，变成名人的生活［18］。然而，这种谎言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保罗·维瑞里奥哀叹到：“工业化传媒享受着极大地败坏民主法则的乐趣。事实上，如果说电视，还有受到影响的报刊，在原则上不具有发布虚假新闻的自由。我们的法规非但对它们拥有的这个超出权限的说谎权利视而不见，相反地，却审查和禁止那些让它们感到不适的，和可能损害它们利益的行动。”
电视已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其他传媒领域，以及很多正如皮埃尔·布尔蒂奥明确指出的“通过交互作用产生具有蛊惑人心力量的”活动中，甚至司法领域也被触及。那些被司法怀疑的牺牲品被送交到一处牧场或者一个“私刑行刑地”（小格里高利事件和多米尼克·鲍蒂斯事件的膳宿公寓），然后又驳回这些无辜者的申辩。邪恶一旦被定罪，就变得不可更改。
LCP电视台播放渥特沃事件主角在最高法院的录音，辩称此举是为了试图了解案情，以更好地帮助预审制度的改革。它是否也试图，虽然它并没有承认，通过这个情感的宣泄，“重新修复”它的收视率。
唯一一个批评的空间只能继续存活在讽刺类节目中，比如《新闻木偶》栏目。然而，当他有了个自己的木偶，国王只能更像国王。
我们已经无望（比被嘲笑更严重）了吗？也许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洗脑机器了，以至于我们甚至不记得被这个机器洗脑了。电视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巨大的，其对于文化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遵循其因果链条：收视率…经济利益…曝光度…知名度，它将一切置于它的法则之下，没有它，就没有被认出的可能。
因为这个社会是被电视描述和规划的，因为它侵蚀集体理性，破坏自主性，毁灭独立性，摧毁作为必要屏障的公民代表的监控权，使这个表现民主直接性最出色的工具变成了一个执行压迫任务的代表性机器。在说梦话？也许。尽管我们可以选择不看，但我们总还是听得到……
仿效饥饿的苦役犯、被解雇的人，或者倾倒低收购价产品的农民，那些愤怒的电视观众匪帮威胁用汽油瓶炸毁连锁店，或将一卡车一卡车的电视机倾泻在法国电视一台、法国国家电视台、有线电视台、美国特纳电视台和卫星电视台的大门前，以彰显出他们要改变这个充斥着肮脏下流的不体面和无所作为的犬儒主义的世界的决心。为什么不？
互联网如今使得防御电视的入侵成为可能，然而谁能保护我们远离互联网的进攻？
上帝没有死，活在电视里
对于保罗·维瑞里奥而言［19］，监视器、电脑荧光屏，和电视机将全世界的风俗、习惯、情感同步化：“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趣味共产主义化，情感共产主义化，却并非观点共产主义化的阶段。”
在世界城市“万能大都会”（Omnipolis）里，住着深居简出的人。除了从不出门和旅游远行，他和我们没有不同。在不复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中，他获得了一种“速度状”（dromospherique）的权利。在拥有了即时性、同时性，和无所不在性后，他将上帝的特质占为己有。故事就在我们眼前上演，通过捕捉和（电视）监控，所有都被媒体化。这个巨大的在实时中注视着世界的目光，是一种“目的论”的（téléologique）和“神学论”（théologique）的上帝的目光，它将过去和现在合而为一，那里既是世界起源，也是终结之处。
然而时间的全球化技术拥有在现实和遗忘中撤离的力量，光的速度远比我们的思想快得多。痕迹的遗落，记忆的消失，都是未来面临的巨大威胁。我们又能如何？
答案也许就在教皇保罗十二世于1957年2月14日发自教廷的精美信函中：“这个令人赞叹的工具，正如所有人和我们自己都知道的那样，也许是一个大善的源头，也可能是一个恶的深渊。它对内在精神的奇特吸引力使得我们似乎应当把这个发明置于神的监控之下，以阻止其作恶，发挥其诚实的，甚至有益的功能……我们因而任命并且宣布圣·克莱尔——阿西斯的圣母——作为电视的保护神，赋予其主保圣人庇护下的所有特权和礼拜式的荣誉，尽管其仍具有有害的面向”？
确实，你没有听说过“晚间二十点大弥撒［20］”的说法吗？ 一个全国性集体冥想和晕厥的时刻。从这位得到上帝恩赐的新闻大祭司那儿，我们领来圣体，变成了没有判断力的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