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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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底是谁这么快就把“北京人”化石弄走了呢？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长谷部言人想到了另一个人。　
　　　　长谷部言人想到的这个人，是裴文中。　
　　　　作为新生代研究室主要负责人的裴文中，在后期为什么没有参与十分重要的“北京人”的转移工作，至今也是个谜；而后来的所有文章———包括裴文中本人在内，对此也没作出任何解释。　
　　　　我们只能由此推导的是，尽管裴文中密切关注着“北京人”的安危，但这时的他并不知道“北京人”已经失踪。　
　　　　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之所以要找裴文中，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要与裴文中切磋考古问题，而只有一个企图。那就是尽快想法从裴文中口中打听到“北京人”的下落。因为早在十几年前，当他们从日本的《考古报》上第一次看到裴文中那张手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满面春风得意的巨幅照片时，心里就很有“想法”了。今天，日本帝国的大炮终于为他们打开了通向中国的方便之门，他们当然很想把多年的“想法”尽快变成现实。所以，当他们突然出现在裴文中面前时，已完全失去了往日东洋帝国大学“教授”和“人类学家”的风度，张口就问：“裴文中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北京人’化石到哪里去了吗？”其口气既像是在询问，又像是在审查。　
　　　　从来者的口气中，裴文中敏感地预感到“北京人”的命运可能不妙，但又转念一想，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在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前就由胡承志交到美国人手上了，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于是他不冷不热地答道：“‘北京人’在美国人手上，你们应该去问美国人才是。”　
　　　　“裴先生，实话告诉你吧，”长谷部言人说，“美国人还没把‘北京人’运出中国，就不翼而飞了。我想，‘北京人’现在身在何处，你不会不知道吧？”　
　　　　裴文中一听“北京人”还没运出中国，而且已不翼而飞，心里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胡承志明明已交到了美国人手上，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北京人”化石曾藏身在北平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以自己独特的生命方式存活了几十万年，并始终默默注视着人类的变迁，而今，子孙们好不容易与老祖宗会了面，可丧心病狂的日本人不仅侵略中国，甚至连几个“北京人”头盖骨也不肯放过！“北京人”既是中国考古学界的珍宝，也是世界考古学界的珍宝，若是真的丢了，其损失是根本无法弥补的！于是，看着眼前两张如饥似渴、恼怒不堪的脸，裴文中心里当即升腾起来的，是一股对日本人莫大的怨恨。　
　　　　不过，裴文中转而一想，这“北京人”一时失踪，没准儿还是一件好事情呢。因为“北京人”不管落在谁的手上，都比落在日本人手上强！因此，他只淡淡地说了三个字“不知道”，便再也懒得说什么了。　
　　面对裴文中紧闭的嘴，两个日本“学者”无可奈何。两人相互对视了一下，便很是客气地告辞了。不过，临走时还是留下了一句话：“裴先生，我们很欣赏你的记忆力，也相信你的记忆力，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再见，后会有期。”　
　　　　“再见”后的裴文中，当然会好好想一想。但想到裴文中的，决不止一个日本人。　
　　　　大约就在裴文中回到协和医学院上班后的第三天，松桥大尉忽然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松桥大尉进屋后并不急于坐下，而是先环视了一下四周，接着又和裴文中拉扯了几句闲话，然后才淡淡地问道：　
　　　　“裴先生，你知道‘北京人’标本存放的地方吗？”　
　　　　“知道啊。”裴文中朗声答道。　
　　　　“在哪里？”松桥大尉一下显得兴奋起来。　
　　　　“不就在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吗？”裴文中说。　
　　　　松桥大尉摇了摇头，情绪陡然又低落下来。他看了裴文中一眼，一屁股便坐在了凳子上。而后，只喝水，不说话。　
　　　　裴文中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伸手拿起桌上的报纸，一声不吭，埋头看报。　
　　　　松桥大尉坐了大概有几分钟，这才起身道别。出门后，他又转过身来，几乎是附在裴文中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裴先生，你没说实话！”　
　　　　第二天，松桥大尉又向裴文中打来电话，约他晚上到他住的宿舍里“谈一谈”。　
　　　　当晚，裴文中按时来到松桥大尉的宿舍。松桥很客气，让坐，倒茶，一切都是熟练的中国式礼节。而且，大尉虽是日本人，却能说一口比较清楚的中国话。两人“谈”了一会有关协和医学院的一些情况，似乎便再也没有多的话可说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有关“北京人”的事情，日本大尉只字未提，裴文中也就佯装不知。　
　　　　局面有些尴尬。松桥大尉马上站起身来，提议说：“裴文中先生，我请您到咖啡馆去坐坐如何？”　
　　　　“请便。”裴文中依然不卑不亢。　
　　　　两人很快来到一家咖啡馆。松桥大尉选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先请裴文中落座后，自己才坐了下来。此刻，已近午夜时分，咖啡馆里显得很是安静，在场的除了几个中国人外，几乎全是日本人。　
　　　　松桥大尉端起咖啡，并没急于送进嘴里，而是先看了裴文中一眼，然后才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裴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裴文中欠了欠身子，伸手端起了桌上的咖啡。　
　　　　“您能不能告诉我，‘北京人’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裴文中喝下一口咖啡，故作镇静地反问道，“怎么，你们没去？”　
　　　　松桥大尉的情绪有点激动了：“裴先生，实话告诉您吧，我们的人已经去过解剖系了，那保险柜里的‘北京人’化石是假的，而且还知道是美国人弄走了真正的‘北京人’标本。这骗不了我们。我希望你对我说实话。”　
　　　　“我的办公室离那儿很远，确实不知道。”裴文中说。　
　　　　松桥大尉急忙安慰道：“裴先生，说吧，不要紧的。协和医学院被我们接管后，我们仍然会对你格外照顾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政治家。不过———”大尉端起咖啡杯，继续说道，“我可要实话告诉你，这事如果军部不再有人追问，你还可以照常工作，我们只负责把协和医学院改为一所日本伤兵医院就完事了。至于其他事情嘛，也就顾不上了。但是，若是军部再要追问起来，你是逃脱不了责任的。知道吗？”　
　　　　“知道。”　
　　　　“那就请赶快告诉我实情吧，尊敬的裴文中先生，我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了！”　
　　　　“要说的，我已经说过了。”　
　　　　松桥大尉一仰脖子，咕噜灌下一大口咖啡，然后突然改用日语说了声“再见”，便疾步离开了咖啡馆。　
　　　　咖啡馆依然平静如初，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几天后，几个日本宪兵一大早便来到裴文中家，先是对他进行了一番审讯，然后便对他厉声吼道：“拿出来！”　
　　　　裴文中不解：“拿什么出来？”　
　　　　“装什么糊涂，居住证！”日本宪兵冷笑道。　
　　　　裴文中这才明白了一切，原来日本宪兵今天“登门造访”，是受人旨意，来没收他的居住证的，其目的是要控制他的行动。因为没有了居住证，他是不能离开北平的，不仅不能出城，甚至连上街都是很困难的。但没有办法，他只好掏出了居住证。　
宪兵们几乎是一把从裴文中手上抢过居住证，而后匆匆夺门而去。　
　　　　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日本人找过裴文中，也没有日本人向他提起过“北京人”的事。只是据裴文中后来回忆：“在此期间，有人告诉我，在北平的日文报纸以及日本的两家大报上，都在第一版用大号字登载了‘北京人’失踪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北京人’的重要标本，原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的保险柜中，但是日军接收时保险柜内却全换成了石膏做的模型；据他们所知，这些标本是中国的财产，不许运往外国，但是美国人不顾信义，将这些标本偷偷地运往美国了。”　
　　　　于是裴文中想，“北京人”的事，日本人大概不会再追问下去了吧？　
　　　　时间转眼到了１９４１年底。协和医学院被日军改成了伤兵医院。美国的星条旗已不再是协和医学院的保护伞，全体员工只好发资遣散，新生代研究室也随之瓦解。　
　　　　大名鼎鼎的裴文中，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不过，日本人不但没有减轻对裴文中这个无业游民的“关照”，反而对他格外“重视”起来。他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有日本特务对他暗中盯梢；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双双像枪口样的眼睛“瞄”着他。此外，一顶“重庆派来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帽子，也像一座小山似的扣在他的头上；几乎每时每刻，日本人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理由来折磨他，刁难他。而且生存问题，也成了这一时期他最大的问题。　
　　　　为了养家糊口，裴文中只好放弃自己多年从事的考古事业，去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当起了“教书匠”。裴文中在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却只能买回２０公斤玉米面。他一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靠２０公斤玉米面怎么过日子？没有办法，他和夫人只有去买更廉价的混合面吃。所谓混合面，就是掺有麻袋毛、玉米皮和沙子的杂面，这种杂面连今天的猪饲料都不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四亿人中就有三亿半中国人吃的都是这种面！　
　　　　到了后来，随着物价的飞涨，全家人连这种面也吃不起了，裴文中只好过起了“君子常当当”的生活。他先是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后来，连家中一件像样的会客衣也当了。于是，本来就不修边幅的裴文中，变得就愈加的“衣冠不整”了。家，眼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红木圆桌卖了，祖传手镯卖了，连抽屉上的拉环都被卸下来换成了黑窝窝头。然而裴文中一家人的肚子，却依然瘪得像鼓皮。　
　　　　为了能多挣点钱，裴文中又东挪西借，凑了八块银洋，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白天去师大教书，晚上与人合伙出去为一些商家老板接电话、送药、打听消息、运送货物，即使寒冬腊月，也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然而，即使活得如此辛苦，裴文中也坚持要活下去。他知道，一个科学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战火弥漫、混乱不堪的年代里，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最高的成就！因此，即使再累、再苦、再饿，他每天也要坚持钻研考古方面的书籍，心里始终惦记着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沉沉浮浮。他相信，周口店总有一天会再度辉煌起来，“北京人”化石也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　
　　　　但贼心不死的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北京人”的追逐。　
　　　　据裴文中回忆，就在１９４２年的８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位日本地质学家要找他谈话。当他如约来到饭店时，那位日本地质学家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几句闲谈之后，便对他说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来北京，准备成立一个‘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发掘‘北京人’，准备请你一起参加。”心里有数的裴文中只点了点头，却不作半句回答。　
　　　　几天之后，高井冬二带着一名日本宪兵，突然来到裴文中家。一见面，高井冬二便对裴文中说：“我与长谷部言人刚刚来到北平。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继续在周口店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们好好合作一下。”　
　　　　裴文中说：“依我现在的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高井冬二问道。　
　　　　裴文中说：“不为什么，只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说：“当然，裴文中先生，你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周口店的事情我们日本大帝国很重视呀。明白吗？很重视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多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想，裴先生是个聪明人，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说完，高井冬二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忽然又转身问道：“裴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请便。”　
　　　　“‘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早就说过了，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　
　　　　高井冬二不再追问什么，转身离开了裴文中家。　
　　　　两天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带着几个日本兵，领着裴文中（也有人说是押着裴文中）专程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面对满目荒凉、一片萧条的龙骨山，回想着当年周口店轰轰烈烈的发掘情景，裴文中心如刀绞，感慨万千。他知道，科学只有在善良的人的手中，才是科学；在丑恶的人手中，只能变成罪恶。所以他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问，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两位日本“人类学家”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最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只得带着几个日本兵离开了周口店。　
　　　　此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又在北平活动了一个多月，并到周口店去过好几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周口店始终没有正式发掘；对“北京人”下落一事，不知什么原因，也没再问过裴文中。而裴文中自从被日本人弄到周口店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对“北京人”的命运又多了一份担心，一份牵挂。他想，日本人对“北京人”如此穷追不舍，照此下去，“北京人”有一天会不会落到日本人手上呢？但他一时又搞不清，那两个东洋“教授”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可以说，从１９４１年起，长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就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北京人”的追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多年来踌躇满志、野心勃勃，而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的长谷部言人才感到大所失望。在极度的沮丧和懊恼中，不得不返回了东京。　
　　　　回到东京后的长谷部言人当即上书日本文部省，将在北平搜寻“北京人”一事作了详细汇报。长谷部言人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