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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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在长征途中面容憔悴、身体消瘦的毛泽东已经容光焕发、体态丰满；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者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创造伟业的一切准备。抗战后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到空前的统一；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已是无可置疑。此时；他宽大的上衣口袋里揣着延安发来的“解放区实力政权”统计电报；这封电报犹如一份共产党人的“财产”清单：“全军已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人（东北发展的三万在内）；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地区扩大到一百零四万八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一万（亿）二千五百五十万；行署二十三个；专署九十个；县（市）政权五百九十个；县城二百八十五座（反攻前八十九座）……”
由于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因此；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共产党方面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
与毛泽东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张相比；共产党人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看到共产党人的意见后；蒋介石的感受是：“脑筋深受刺激。”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十二个师。
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已经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十六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无法得知；当毛泽东听说蒋介石准备让他出任中国一个偏远省份的“主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除了对共产党提出的“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表示“不胜赞佩”之外；国民党方面对其他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就在国共两党艰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原因是他必须带着国共谈判的某种成果回国述职。于是；赫尔利不耐烦地宣称：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么宣布谈判破裂。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赫尔利空手回美国去了。
蒋介石焦躁不安。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依旧是“匪”。而之所以还要与毛泽东周旋；其目的；蒋介石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无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和谈的期待还有；他就必须坚持下去。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举行的盛大酒会；与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沈钧儒、郭沫若、傅斯年等一一举杯。他把《沁园春·雪》赠给了辛亥前辈柳亚子——这首一九三六年冬天写于共产党人艰苦转战中的诗作；以傲视群雄的气概再次令蒋介石“深受刺激”。他还出席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举行的欢迎宴会或茶话会。他主动宴请各界朋友；从政界、军界、文化界到产业界。他甚至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陈立夫和戴季陶。
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此时；美军不但占领了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和军舰日夜兼程地帮国民党军运送兵力。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中统局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延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的态度是：继续留在重庆。同时；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击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打几个大胜仗支援重庆谈判。
局部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华美军在那个时刻所充当的角色充满戏剧性。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日夜运送兵力的同时；竟然也为共产党人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用飞机把共产党的将领们送到了前线。就在滞留延安的共产党将领急需返回各解放区的时候；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从西安飞到延安；于是共产党人便对美军飞行员说；能否帮助我们运送几个人去太行山？美军飞行员在没有询问究竟是什么人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飞机离开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去机场给美军飞行员送行；看见机翼下准备登机的一群人时；吓了一跳；这些人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和聂鹤亭。黄华当即向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请求陪同飞行；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他可以充当翻译。在小小的道格拉斯运输机的货舱里；二十一位共产党高级将领挤在一起。——如果这架运输机真的出了事故；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四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简易机场。
共产党将领们立即奔赴各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重庆桂园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毛泽东要离开重庆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见了一面；并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也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向蒋介石谈起土地革命。蒋介石听后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最后；蒋介石再次劝告毛泽东；不要搞军队；如果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则表示；赞成军队只为国防不为党派。于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了。
解放战争字数：3379 字号：大 中 小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与蒋介石握手道别。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此一别便是他们的永别。
闯关东
狭窄的公路淹没在中国北方八月末的秋色之中；两支武装相距三百米在公路上对峙着。武装的一方是一群外国人；汽车上架着重机枪；一门八十二毫米无后坐力炮和一门三十七毫米平射炮已做好射击准备；武装人员手中的轻机枪、手枪和转盘式冲锋枪均已子弹上膛。武装的另一方是中国人；灰色粗布军装上没有任何军衔标记；每人手中是清一色的日式步枪。
红了的高粱和黄了的豆荚将大地染得斑斑驳驳。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的上午；毛泽东正在重庆湿热的暑气中前去拜访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一大批中外记者蜂拥跟随。而在距重庆数千公里的渤海西岸；在一个名叫“前所”的小火车站附近；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出现了。
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二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五时
这个重要的军事命令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地域名称：中国东北。
尽管对这一命令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了解不多；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还是率领着这个小小根据地的全部人马——一万三千名官兵以及五个地委书记和两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开始向热河、辽宁和吉林进发。这是抗战结束后向东北开进的第一支共产党武装。
四天之后；他们越过了长城。侦察参谋董占林率领侦察班仅用几支手枪；就迫使山海关附近前所车站的四百多名伪军投降了。然而；在这个小车站上；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焦虑起来：上级命令他们与进入东北的苏军会合以配合作战。但是；苏军现在哪里？正在费尽思量的时候；十二团副参谋长罗文率领的另一路侦察小组带来了消息：一支看上去好像是苏军的侦察分队；从赤峰方向急速开来；距离这里已经很近了。果然；远处烟尘滚滚；五辆汽车冲进车站后戛然而止；苏军官兵随即展开了战斗队形。
这是进入中国境内作战的苏军首次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是苏军无法弄清眼前这些手拿武器的人是干什么的。侦察科长找来的一位曾在海参崴做过工的老汉前去交涉；但是；苏军的翻译竟然是个蒙古人；俄语和汉语的水平还不如“海参崴老汉”；双方无论如何都难以沟通。更糟糕的是；曾克林携带的唯一一部电台此刻与关内的联系中断了。
双方的持枪对峙持续了两个小时。
突然；曾克林对唐凯说：让他们看看你的胳膊！
唐凯恍然大悟；他把衣袖卷起来；露出右臂上一个醒目的印记：镰刀和斧头。
苏军军官看清楚这个图案后；愣住了。
唐凯；湖北黄陂一个苦命的孩子。十三岁的他在茅屋的油灯下；用钢针沾着草木灰；在自己的右臂上一针一针地刺出一个完整的镰刀和斧头图案。死也不反悔！自此；这个图案一直印刻在唐凯的身体和心灵上；直到成为共和国将军的他于八十三岁那年终老之时。
苏军军官大叫：“格米尼斯特（共产党）！”
一个苏军士兵举着电报跑来；后贝加尔方面军发来的电报说；莫斯科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延安方面向他们解释了“冀热辽”是怎么一回事。
名叫伊万诺夫的苏军营长向唐凯伸出了双臂。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极具象征意义。从军事角度看；这是出兵中国打击日军的苏军与共产党军队的首次会合；从政治角度看；这次会合在第一时间确定了共产党军队与苏军的同盟关系。
接着；两支武装开始了首次合作：攻击山海关。在与日军方面谈判无效后；苏军的大炮在后面轰击；曾克林和唐凯的部队在前面冲锋；战斗以共产党官兵牺牲百人和苏军牺牲两名士兵的代价胜利结束。
一九四五年；伴随着日本投降；中国东北突然出现了政权真空。
国共双方都知道东北的重要性。
国共双方收复东北的命令几乎同时下达。
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差别立刻显现：国民党军主力集结在西南地区；那里与东北是中国版图的两极。此时；通往北方的铁路因为战争大多处在瘫痪状态；修复进度十分缓慢。即使请求驻华美军援助；仅仅依靠飞机和军舰；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运送过多的兵力。而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敌后根据地；最近的距离东北南部边缘仅百公里。共产党武装兵力不多；但官兵执行命令坚决。这些穷苦人家的子弟；自他们投身共产党军队的那天起；就未奢望过搭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他们的奔袭转战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他们没有辎重；除了一支步枪、少量的子弹和几颗土造的手榴弹外；最重的就是干粮袋；因为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据地的百姓往干粮袋里塞了不少可供路上充饥的食物。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曾克林和唐凯的队伍到达沈阳。沈阳的百姓第一次看见八路军；欢迎与围观的人蜂拥而至；手里举的旗帜更是五花八门：镰刀斧头红旗、青天白日旗、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甚至还有伪满洲国的龙旗和日本的太阳旗。——这就是那时候的中国东北；怪异的民众心理与混乱的社会秩序斑驳相交。
此刻；对于苏联；彻底打败日本关东军已不是问题；难题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一些。但是；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更由于牵涉到未来的在华利益；苏联必须遵守《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就在共产党的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突然出现在沈阳的时候；苏联方面得知了美国为蒋介石政府向中国北方运兵的庞大计划；特别是美国军舰已经进入渤海湾的情报。苏联方面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再微弱；终究是制约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联姻的一种力量；苏联有必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一种有利于与美国抗衡的政治筹码。
九月十四日上午；在延安没有得到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一架苏军飞机降落在那块已经成为机场的空地上。曾克林从机舱里一钻出来；就朝跑过来的警卫战士高喊：快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