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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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清代政治史”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评价的博客）。＇1＇
一、从“宽严之辩”说起（一脉相承回复到萧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乾隆十三年 如果说以前曾有一个政策进取和政府加强时期的话，乾隆十三年以后，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等等。
“收敛”的这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尽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种“权谋政治观”。
二、儒家的“宽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宽”字的不同涵义“宽严之辩”的解释偏差“回向三代”粮政事件 实际上，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要“严”；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摆明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
所以乾隆皇帝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上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乾隆元年三月上谕：“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在《经筵御论》里，皇帝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
因此所谓“宽”的对立物也不一定是“严”。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宽”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啸亭杂录》：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
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参见吕瑞峰论文）。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不宜把它作随意的解释。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因此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其后就转入到“教”上去了。
“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如何评价清朝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进展，愈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为此我曾在大清史会议上说，如果用三千年的长度来看历史，乾隆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或许就是“统一”；换作二千年的长度，也许就是“盛世”；但如果写“编年史”，近距离观察（接近现场），恐怕就不是这些了。因为自始至终，乾隆皇帝都没把这些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2＇自乾隆初政，他所追求的不是别的，正是“回向三代”，即追求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为什么提起这一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到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谋主”？与前代（汉、宋）有所不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如杨名时、方苞、蔡世远等）？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两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党、鄂（尔泰）党一类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乾隆初“回向三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当日的重中之重正是粮政上的新举措。中国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这些，哪里是所谓“宽严之辩”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从外而内“国际关系”的视角（同学不宜）“国家主义历史学”满洲统治的异质性文化信仰及意识形态迎合小民—力压士大夫薙发圈地（皆异于中国传统）限田及减轻地租（非阶级问题）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准政党特性“两张皮”（孰居主次之无谓）清史研究所的“非受迫性失误”
清人仅仅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其有关努力仅仅是出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吗？
我在伦敦大学会议论文中写道：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掠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其“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套，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同时，在劝减田租的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皇帝本人，也几乎没有一个汉人。＇3＇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清政府的“正面贡献”，现在看来，也不应该忽视以下一些问题，如昔日学者孟森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清人之失，在其“私心”：
“清人入主中国……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术”之运用，且有“阴”、“显”的两个层次，无论是“尊朱子”，还是“薄赋敛”，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南巡”中，才能看清楚满人的特点。现在看来，在那些“仁政”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这些因素，尽管表面上说是“回向三代”云云。
另一方面，用人则“内满而外汉”。乾隆八年杭世骏策称：
“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朝鲜使臣李彝章在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理解。
对于舒赫德之建议废除八股（非废科举），学界一向给予了很高评价，最近则有研究指出（参见崔磊论文），这也不过是“漠视汉员仕进门路”，出于“维护满洲利益”的考虑罢了。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对于清朝历史中的满洲特性，难道还不应引起三思？在所有这些方面，清朝岂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四、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人口增加（面对人口众多的解决之道）加强政府新的世界史观 我的近代史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19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剑桥中国史》）。这几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参见《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参见《史林》2006：5）。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当时已经存在了（与关辛秋的谈话，伦敦）。此外，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都在二十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有着某种“像似”罢了。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看来，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 “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参见有关清代政治史会议的博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人口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众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它有那么“可悲”吗？反过来说，它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如在“发展序列”的不同阶段）？
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把中国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当下的历史贯穿起来，提出“人口众多，何罪之有”？进而，对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这样一些“抹黑”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作一总的清算，并称之为思想史上的“三大战役”（《读书》2010：5，及我的系列博文）。
共时现象（布罗代尔）、国家视角（斯科特）：
乾隆初年，兴修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属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乾隆二年七月谕：一切水旱事宜，悉心体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
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其后，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