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那些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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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在望闻问切之后还问了我的生辰八字，然后开了一帖包括三种青草外加长在黄泥巴里的蚯蚓七条的奇怪药方，说如果在当天酉时之前药材可以备妥，并且让我服下，就会有救，否则这孩子「人家会收回去」。
采药的过程是另一个说来话长的传奇，暂且不表，总之酉时之前这帖药真的就灌进我的喉咙。
根据我妈的描述是：「……就在午夜时分，你忽然放了一个响屁，然后拉出一大摊又黑又臭的大便……，我跟你爸抱着你洗澡的时候，发现你的手竟然会拉着我的手指，然后睁开眼睛；你爸爸跟我说，孩子……，人家要还给我们了！洗完澡，发现你好像在找奶吃，当我把奶头塞进你的嘴巴，感觉你很饿、很有力地吸起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大哭起来了！」
三十年后，我还活着，而且要结婚了。妈妈说有两件事必须跟婚礼一起完成，第一件事是婚礼的前一天，她要杀猪公，并且行跪拜一百次的大礼；她说当年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曾经抱着我跪在床头哭着跟众神许愿，说如果这孩子可以平安长大，结婚那天她要跪拜天地以谢神恩，而当天果真就出现了那个「神医」。
第二件，是婚礼那天我们得替她搭个台子并且请来乐队，因为她要上台唱歌。她说这是她另一个心愿。说我初中毕业离家到台北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我的小学老师，老师问起我的事，然后跟妈妈说我很聪明、爱读书，无论怎么波折，有一天我都会念到大学。
妈妈说，那天回家的路上，她忽然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如果也可以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的话……，我跪在路边跟四方神佛许愿说，他结婚那天，我一定要快乐地唱歌给大家听！」
写这篇文章时正是我出生的月份，或许是这样的缘故吧，二十七年前妈妈穿着一辈子没穿过几次的旗袍和高跟鞋，坚持跪拜一百下以至最后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样子，以及在简单的舞台上，以颤抖的声音唱着《旧皮箱的流浪儿》的神情，再度鲜明地浮现眼前。
母亲五年前骨癌过世。
生养我们五个（如果连夭折的那个也算的话，六个）小孩的过程，其忧烦与苦难远远多于欣喜与安慰。
我曾想过，妈妈会得骨癌，到了末期全身的骨头甚至一碰即碎……，是不是就因为这辈子的身、心都一直承担着过量的负荷？
只想和你接近——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磐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
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关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马鹿野郎（日本的国骂「八嘎牙路」汉字写法，意指对方蠢笨、没有教养）。
知道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
遗书——
他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找到公司电话号码的。总之，当听到话筒的那边说「请问是梁先生吗？这是xx分局……」的时候，他知道事情就如同他所预料一般地发生了。
警察说在滨海山区一条荒僻的道路上发现了登记在他弟弟名下的一部车子，有人死在里头，死因可能是废气中毒，因为现场看到的景象是车子的排气管明显接着水管拉进车内。
「你弟弟的车是Mondeo 没错吧？」
「对不起，我不是很清楚……」他说。
「他多久没跟家人联络了？」
「我不知道。」
「你们有报案吗？」
「这你们不是可以查出来吗？……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个人没有。」他说。
警察或许从他的语气里感觉出他的焦躁（或者，冷漠？）吧，沉默了一下。
「因为我们不确定死者是不是你弟弟，所以希望你能来一下！」 警察说。接着断断续续地解释因为检察官和法医还没到现场，所以不知道是他杀或自杀，死亡日期也不确定。不过警察说，依照他们透过紧闭的车窗所看到的尸体状态判断，至少也有四五天以上了。
「我大概一个小时内会到。」他说。
挂上电话之后他招手要助理进来。
助理拿着笔记本隔着办公桌安静地站着，等他开口，但他的脑袋忽然一片空白。
「那个……」他说，但不知道接着该说什么。
助理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忽然暴躁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抽烟的他。
窗外是细雨中的城市，被灰蒙蒙的云层覆盖着。从十五楼的高度可以看到城市边缘墨色的山脉，由浓而淡层层叠叠隐现在云雾之间。
「以前……，我们曾经从那边的山上远远看向这边，你记不记得？」他想起弟弟最后一次来公司的那天，他透过会议室的隔间玻璃远远看到的弟弟就像自己此刻一样，抽着烟，背对其他人安静地看着窗外。当会议结束他走进办公室时，弟弟回过头看他一眼笑笑地说：「没想到现在我们却站在这里看向那里……」
他走向窗边接过弟弟递过来的烟，窗户上反射着兄弟俩淡淡的脸孔。
「哪天——，应该再去那边的山上往这边看……，不过，那条路说不定都不在了。」弟弟说着，他看到弟弟的眼眶有隐约的泪花：「三四十年没有人走，早就被芦苇掩没了吧？」
沉默了好久，最后弟弟说：「而且，我们也背不动那两个小的了。」
「我弟弟过世了。」最后，他终于出声，仿佛告诉自己一般，跟一直站在背后的助理说。
玻璃上浮现着助理有点惊讶的表情，以及或许隐约听到他的声音于是纷纷从位子上站起来看向这边的其他人。
「怎么会？」
他没回答，也没回头。
他忽然想着，那天站在这里等候他开会结束的漫长过程中始终没有转身的弟弟，是不是就如同此刻的自己一般，是因为不想让人家看到自己的眼泪？
整个办公室陷入一阵死寂，所有人似乎都僵立不动，MSN招呼的声音此起彼落，但好像没人回应，没有键盘滴滴答答的声音。
公司的人大多跟弟弟熟，曾经也都喜欢他，因为这一两年来差不多每隔一阵子他都会出现。每次一进公司总习惯带一些点心、小吃过来，然后热切地招呼大家吃喝，把办公室的气氛搞得像夜市一般。尤其是他总有办法把他经历过的人生大小事当成笑话讲，即便是最窝囊不堪的事。
而当所有人都笑成一团的时候，他却又忽然感伤地说：「啊——，总之，都是过去式了！」然后就把这句话当句点，收拾掉所有的笑声，一转身以另一个表情走进他的办公室，关起门跟他谈正事。
后来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Tora 桑」。那是日本有名的系列电影《男人真命苦》里的男主角名字。他们说弟弟不仅个性像，甚至连长相也都有点像。
但是，慢慢地他们也跟他一样，很怕弟弟出现。他一出现，即使是招呼或者笑声都可以听得出勉强和尴尬。
因为后来他们都知道弟弟是来跟他调钱或者找理由借钱的，数目愈来愈大，理由愈来愈牵强，而且被拆穿的次数愈来愈多。比较起弟弟，老实说，在人生的路上他是走得比较平顺一点。
虽然同样是初中毕业就离家到城市工作，每一步都走得辛苦，但如果用一种俗滥的比喻说人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话，至少他都摸得到下一颗石头而且也都可以踩稳。而弟弟的每一步好像都会落水一次、挣扎一番才勉强摸到另一颗，而且摸到的可不一定比先前的宽阔、稳定。
比如同样是当学徒的阶段，他换过几个行业之后就找到可以半工半读的工作，而弟弟却始终四处流荡，不是碰到苛刻的老板就是凶狠的师傅。
退伍之后他很快找到工作，并且顺利考上夜间部大学，甚至还因为发表了几篇文章而多了一个兼职的收入，但晚他两年退伍的弟弟却偏偏遇到石油危机的普遍不景气，半年多之后才勉强找到工作。
尽管如此，那时候的弟弟至少还是明朗、积极而且健康的。
那一阵子晚上下课回到住处，只要看到楼下停着弟弟的摩托车，他心里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个地方让疲惫的弟弟安心地休息真好。
觉得可以当一个被信任被倚靠的哥哥真好。
记得有天晚上他开门进宿舍的时候，弟弟已经睡了。书桌上放了几袋他带回来的夜点，臭豆腐、蚵仔面线、当归鸭之类的，而且分量总是多到夸张。
洗完澡之后，他一边吃着那些已经凉掉的东西，一边看着弟弟沉睡着的脸，看着看着他忽然想起几年前还是学徒时候的一段往事。
记得是冬天，过年前不久的半夜，弟弟忽然从工作的基隆跑来台北找他。
也许怕吵醒老板一家吧，他不敢按电铃，捡了一根树枝敲他房间外的气窗，不知道敲了多久他才从梦中惊醒。当他开门看到弟弟的第一眼时，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弟弟好像是工作到一半仓皇离开，所以连衣服也没换。那年代的工作服无非就是已经不合身的学生制服，袖子、裤管都短了几号，而且全身上下沾满了乌黑黏腻的机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在外流浪多年的游民。
那时候弟弟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常写信跟他抱怨师傅动不动就打人，但结尾总是像安慰他也安慰自己一般说：「为了学人家的功夫，我一定会忍耐……」弟弟说那天因为动作慢，师傅忽然就一个耳光过来，他本能地想闪，没想到反而被直接打在耳朵上，之后他就完全听不见声音。
「我怕聋掉——，想去看医生，但是我没有钱……」弟弟说，「所以只好来找你。」
也许听觉还没恢复，所以整个过程弟弟几乎都是用很大的音量说着，但是他没有阻止。
后来他烧了热水带弟弟去洗澡。脱掉衣服的时候，他看到弟弟瘦骨嶙峋的背上竟然有好几道长长的伤痕，有黑有红纵横交错。
「引擎的皮带打的……」弟弟说，「刚打到的时候不会痛，打完才会痛很久。」
洗完澡后，他叫弟弟趴在床上，他去找碘酒帮他上药。也许太累了，当他找到碘酒进来的时候弟弟已经睡着了，他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帮他上药，因为他怕碘酒的刺痛会惊醒他。
然后他看见弟弟稍微移动了一下姿势，一如梦呓一般说：「不要跟爸爸妈妈说……，不要说哦……」
虽然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看着此刻同样沉沉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