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那些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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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年纪好像跟我差不多，但我已经三年级了，他却还没上学，老是看到他带着一群五颜六色的狗在对面的山上游荡着。他长得跟他父亲很不像，父亲黑，他白，父亲的脸孔看起来严厉冷酷，他却细致柔和。
也许长相差异大，所以有关这孩子的来历闲话就多，比较被「肯定」的说法是：宜兰那边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跟外省的军人有了孩子，老师的父亲是乡长，他坚决反对这段感情，于是骗人家说女儿要到台北进修，却把她带到顶双溪的亲戚家住了几个月，把小孩生下来，然后给了一个正在附近帮人家垦山的罗汉脚一大笔钱，要他把那小孩「处理一下」。
罗汉脚看小孩可怜也可爱，最后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带着他离开顶双溪四处打工过活。
当然，这是没经过证实的说法，不过，倒符合孩子为什么没有上学的理由，因为没办法入户口。
村子里的父亲们大多数是矿工，而这父亲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却都不懂，他好像什么都不做又什么都做，比如扛矿坑里要用的木头或铁轨、整修村子通往外头的山路、帮矿业事务所的屋顶漆柏油等，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却似乎都跟死亡有关，比如有人摔死在山谷，尸体得抗上来，或者有人吊死在山上，长虫的尸体需要处理，甚至夭折的小孩得找地方埋掉，人们想到的绝对是他。
他的本名好像没人确定也没人在意，大家都叫他的绰号「老鼠」，至于那个孩子的名字好像理所当然就叫「老鼠子」。
这对父子的另一个传奇是好像什么都吃，自从某次有人发现老鼠子竟然千辛万苦地爬下山谷把人家丢弃的死鸡从草丛中找回去吃之后，只要村子里有死鸡、死鸭时，都会大声地朝山的那边大喊：「老鼠，有死鸡哦，要不要拿回去炒姜丝？」
村子里的人这样的行为不但没有任何贬抑的心思，甚至还有一点回馈的意思，因为老鼠通草药，只要有人长了什么不明的肿毒或者被蛇咬了，都会去找他讨草药，要是有人想给个红包，他都会粗声粗气地说：「给我钱干嘛？给山神啦！这都是祂的！」
不过，那些草药对老鼠来说就像「秘方」一般，他都自己去采，然后剁烂、磨碎让人无法分辨。
有一次弟弟发高烧，妈妈要我到对面山谷找「一叶草」；那是一种长在阴湿的草丛里的草药，长得很小也很少，要找到足够磨出一碗药汁的一叶草，老实说，那不仅得凭本事，更得靠运气。
记得走过老鼠家的门口时，天已经暗了，那父子俩正在准备晚饭；我看到老鼠子在门外简陋的炉子上搅动一锅饭，老鼠正切剁着好几只剥了皮的「小动物」，而他脚边五、六只狗则忘我地嚼着什么，我仔细一看，差点吓呆！原来是山老鼠的头、带毛的皮和零零碎碎、血迹斑斑的内脏。
老鼠问我这么晚了干什么？我说要找一药草，因为弟弟发烧。
他看看我说：「这么晚了你哪里找？有一叶草的地方蛇还特别多……，你爸妈也太见外，不会在对面喊我一声就好，这么晚了还叫一个小孩来找。」
「你知道哪里有一叶草？」老鼠转头问。
「知道啊！」他儿子说。
「那你还站在那边看热闹？」老鼠说。
老鼠子一听便领着我走向芒草密布的山坡，他拨开比我们还高的芒草、熟门熟路地往谷底走着，一边说：「我问你哦，每天你们在学校那边很大声念的那个是什么？二一二，二二四，二三六那个？」
「九九乘法表啊，你怎么知道？」
「我也会啊，你们每天念，听久了就会了！」
然后他就开始一边走一边念，念得比我还俐落，当念到「九九八十一」的时候，还学我们的语气把声音刻意扬高。
「你们念这个要做什么用？为什么没念对的老师都会打？」他问。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背这个要做什么，只好说：「考试要用。」
「哦。」他忽然又回头问我说：「那我也可以去考试了？」
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我看到的是他认真地等着我回答的表情，不过，当我还在想应该怎么解释的时候，他却笑笑地说：「我讲好玩的啦，要去学校读书才可以考试啦！」
然后他就蹲了下来，要我把手电筒照过去，就在芒草的深处，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那么一大丛肥嫩多汁的一叶草。
我跟他头凑着头一起摘，闻到他身上那种夹杂着汗臭、狗骚味、柴火的烟气等浓烈味道，也看到他比我黑也比我粗的手指熟练地一闪就是连根带叶完整的一株，而我好像再怎么小心地拔，最后也都残缺不全。
当我们捧着满满一兜的一叶草回到他家的时候，老鼠正叼着烟坐在门边磨刀，他问我说：「要不要跟我们吃饭？我们有老鼠肉炒豆豉哦！」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半年之后某一天的黄昏，有人走过老鼠的家，发现老鼠子正在剁一条连皮都没剥的雨伞节，听说被他剁成一节一节黑白分明的蛇肉还在砧板上不停地蠕动着。
人家问他：「爸爸怎会让你自己杀蛇？不怕你被咬？」孩子的回答是：「爸爸在睡觉！」
而当那些人走过几步之后才知道事情大条了，因为那孩子接着说：「爸爸睡到虫都爬到身上了还叫不起来！」
村子里的人和警察把老鼠从屋子那边抬出来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把毛巾蒙在脸上，而且举着大把大把的线香。
没多久之后，老鼠子被一个远亲接去照顾，他走的那天大雾迷濛，我下课回家时正好遇到老鼠子，他背着包袱跟在一个大人的后面，胸前捧了一个篮子，里头装着纸做的牌位和香炉；他转头笑笑地看我，嘴里小声地念道：「九八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然后就慢慢地走入雾里，慢慢地消失踪影。
那样的情境一如电影的溶出效果，而再度溶入时却已是将近四十年后的事。
那年弟弟意外过世，大体移进殡仪馆之后，我茫然地走到外头抽烟，一个中年人走到我身边，他的身上有淡淡的檀香味道，他低声地说：「吴先生……要节哀哦……我认识你，小时候，我们一起摘过一叶草……，不过，你不一定记得。」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就默默地走了。
职称是殡葬社负责人的名字下打了括弧写着他的外号：琵琶鼠。
四十年后我才知道老鼠子真正的姓和名字。
又过了很久之后，跟朋友讲起这件事，朋友才跟我说「琵琶鼠」是一种鱼，说养鱼的人都知道，它不是鱼缸里的主角，却不能少。
小小起义——
村子的小学是分校，只有一到三年级各一个班，四年级之后就得走一小时的路到山下的本校上课。
也许太偏远了，所以除了专带一年级的老师因为一家人就住在村子里，因此始终没走之外，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老师好像一直来来去去，最久的一年，短的一学期，甚至还有一个女老师报到那天哭着爬上山，第二天请病假，说是一双脚全起水泡，接着就落跑，起水泡的脚怎么走下山的没有人知道。
惟一待过一年的那个，老实说，除了我们那里，大概也没人要。
他讲话乡音重，大家有听没有懂，迟到早退是小事，课上到一半还可以把卖猪肉的叫进教室，挑肥拣瘦，讨价还价。
所以，听说那个真正师范毕业、长相又斯文的年轻人竟然肯上山报到当我们三年级这班的老师时，村子里的人都觉得我们出运了，因为山上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老师。
第一堂课他就跟我们说虽然我们是乡下的孩子，但他有把握把我们教得像城市的孩子一样，有礼貌、有规矩，不会土里土气。
他觉得我们的国语都讲得太烂了，所以虽然已经三年级，我们都得再学一次ㄅㄆㄇ，该卷舌的一定要卷舌，不管问问题还是报告什么事，只要发音不标准的，他都会要我们重复讲，这还没关系，最受不了的是他经常骂我们「猪」，而且是「一群猪」。
憨贵是我们班上最后一名，脑袋不灵光反应比较慢，有一天课上到一半，他忽然举手说：「报告老师，我要上厕所。」
他讲话本来就不清楚，更甭说要他搞清楚哪个字要卷舌。当老师要他再讲一遍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他干脆从头到尾每个字都卷着舌头讲；但是，当他重复到第六遍时，我们已经笑不出来了，因为我们都听到他拉肚子的声音，而且臭味冲天，但老师还是坚决要他再说一遍，直到我们都和憨贵哭成一团。
「猪就是猪！」老师最后指着憨贵说。
不过憨贵真的憨，所有人都知道老师看他不顺眼，只有他自己搞不清状况。
有一天老师讲到蝙蝠，说蝙蝠可以发出音波，所以即便是夜晚，怎么飞也不会撞到树、撞到墙，憨贵忽然举手笑眯眯地说：「报告老师，蝙蝠会撞到竹竿。」
我们听到老师冷冷地说：「我上课的时候，猪，不要讲话。」
没想到憨贵还是认真地说：「蝙蝠真的会撞到竹竿。」
我们替他捏了一把冷汗，没想到老师却只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如果蝙蝠会撞到竹竿，老师就跟你一样……，是一条猪！」
那天晚上写完功课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很想做一件事，于是就扛着晾衣服的竹竿，走到路尾经常有蝙蝠飞掠的空地去；没想到才一走近，发现好几个同学早已在那里用力晃动着竖在地上的竹竿，竿尾快速地搅动空气发出有如疾风吹过一般咻咻咻咻的声音。
已经忙得一脸汗水的他们看到我，纷纷用非常夸张的卷舌音说：「赶快多打几ㄓㄨ蝙蝠！」「让老尸ㄨㄓㄨ道憨贵不是猪！」「让老尸ㄨㄓㄨ道蝙蝠会撞竹子！」「让老尸ㄨ真的变成一ㄓㄨ猪！」
老师不知道，用这种方法大蝙蝠是这个村子的孩子早已玩腻了的游戏。
第二天早上老师走出宿舍时，应该有看到十多只死蝙蝠躺在门口才对，但是，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提这件事；不过，直到半年后他离职，我们确定的是再也没听他骂过谁是猪。
PART3 博真情的朋友们
春天——
阿圆是金门金沙市场一家杂货店里打杂的小妹，长得不是很好看，加上老板以吝啬出名，所以跟其他杂货店比起来，他们的生意差很多。
那年头在金门当兵根本没有机会回台湾，所以不管哪家店，只要有稍具姿色的美眉驻守，几乎不管服务或者商品的品质有多烂、价格有多不合理，也可以让一大群「精子已经满到喉咙，吐口痰连爬过的蟑螂都会怀孕」的阿兵哥蜂拥而至；于是供应全师将近一万人伙食材料的市场摊商当然会运用这种「美人计」，每天清晨灯火通明的市场内，各个鱼肉蔬菜的摊位只要有美女露脸的必然生意鼎盛，阿公阿嬷顾守的永远乏人问津。
采买兵通常是一边跟美女打打嘴炮、吃吃豆腐，一边把各种伙食材料的品类和数量的单子交给她，然后转向另一摊继续哈拉，至于最后被摊商送上采买车的商品斤两和品质好像也没人在乎。
各类生鲜买完，接着买杂货。杂货单价高，所以采买兵喜欢的店除了美眉之外，更重要的是老板要上道，回扣、香烟要舍得给，最好连早餐都帮采买准备好。
不过，也不是每个采买兵都这么屌，人多的部队伙食费高，采买是大爷，至于我们这种二十几个人的小单位，不管生鲜摊位还是杂货店永远把我们隔着门缝瞧。
我跟小包当采买的第一天就碰到这种势利鬼。
那天我们买完菜才进杂货店，看到步兵营的采买要离开，香烟随手一拿就是好几包，小包只不过才拿起老板桌上的烟打出一支要点上，老板竟然就把香烟往抽屉一收，抬头问小包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家族企业第三代的小包大概从没这样被侮辱过，当下把烟往老板的身上一甩，拉着我掉头就走。
市场晃了一圈之后，我们选了一家几乎没什么阿兵哥的杂货店，而从此之后我们单位就成了阿圆和她老板少数的顾客。
阿圆十七岁，应该国中毕业不久，因为她老穿着一件还留着学号的深蓝色旧外套。她话不多，笑的时候老是掩着嘴，有一天我们才发现她缺了两三颗门牙。「怎么不去补？」我们问。她说：「我爸去台湾做工，说赚到钱会给我补。」
阿圆的爸爸是石匠，金门工作少，应聘去台湾盖庙刻龙柱。
杂货店老板是她的亲戚，但使唤的语气一点也不亲，有一次甚至还听见他跟别人说：「我是在替人家养女儿！」
那年是我们第一次在外岛过年，除夕到初二都加菜，所以除夕前采买的钱是平常的三、四倍，那天小包半开玩笑地跟老板说：「跟你买这么久，也没看你给我们一包烟，一点Bonus！」没想到老板竟然冷冷地笑着说：「我以为你们营部连的比较干净，我看，都一样嘛！」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包烟以及两张百元的钞票塞给小包，接着就往屋里走。
我知道小包是憋了一卵泡火，可没想到是临走的时候他竟然随手抓起一打酱油往推车上放，说：这是给连上的Bonus！
阿圆什么都看到，但什么都没说。当她帮着我们把东西推到采买车的路上，小包把那两百元拿给她，她一直摇头，小包说：「拿着，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你那个亲戚给你的过年红包。」
谁知道我们的东西都还没装上车，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音，一回头，我们看到老板带着两个宪兵，正指着我们这头快步地走了过来。
老板揪住我们，把我们推向宪兵，然后走到车尾装货的推车，一把将酱油拎出来，跟宪兵说：「你看！这就是他们偷我的。」
停车场上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就在那种尴尬、不知所措的死寂中，我们忽然听到阿圆的声音说：「他们没有偷啦，是我……放错了。」
我和小包转头过去，只见她低着头，指着酱油说：「我以为是他们买的……就搬上推车了。」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她搬上车？」宪兵问。
阿圆转头看看我们，我还犹豫着该怎么反应，没想到却听见小包直截了当地说：「没有。」
宪兵回头跟老板说：「你误会了吧？」
老板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忽然快步走向阿圆，随手就是一个耳光，说：「你是想要他干你，然后带你去台湾啊？你想乎死啦你！」
阿圆站在那边没动，捏着衣摆低着头，也没哭，一直到我们车子开走了，远远地，她还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