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那些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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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多。
两人后来更热络，因为一起编校刊。不过，后来校刊出了大麻烦，因为他访问了几个当年称为「党外」的校友，学校有意见，报纸上还闹了好几天。
阿义常想或许就因为这个因缘吧，他从此和「政治」沾上边；大学时期他花在那几个选上公职的党外校友的办公室的时间好像比在教室多。
阿义和他大学同校不同系，他念历史，阿义念企管。考上大学的时候，阿义的母亲包了一个十万块的红包给他，笑着说是「同乡会」给他的奖助学金，阿义记得他红着眼眶跟妈妈说：「我一世人会记得你和阿义这分情！」
阿义的爸爸对他始终没那么热情，有一次还有意无意地跟阿义说：「这种朋友要小心，嘴唇薄的人，比较无情。」记得妈妈还骂他迷信。
毕业后，阿义跟着爸爸从商盖房子卖，而他果真走上政治之路。
第一次参选的时候，阿义赞助了他一大笔钱，总部成立那天他早早到，当看到竞选文宣上他把「校刊事件」也当作过去抗争的资历时，阿义才蓦然想起青春年少时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
板桥那些亲戚看到阿义全都迎过来，忙着端茶、递烟、递槟榔；当阿义看着那一张一张黝黑、热情的脸的刹那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当年他说：「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的时候，那种有点不屑的表情。
后来阿义常跟朋友说，那一天他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做「选择性记忆」——他记得的，阿义早已遗忘；而他或许已经遗忘的部分，阿义却如此深刻地记得。
那次他当选了，报上说他是少数形象清新的当选人。
八〇年代初期那个全新的政党就像一个孕育已久而终于呱呱坠地的宁馨儿一般，备受宠爱、期待与包容。
阿义还记得在另一次的选举活动中，当这个政党的某个候选人在台上以激情的语言述说民主运动过程的挫折和所遭受的迫害时，底下的听众回应的是同样激情的呼喊和掌声，当有人发现阿义并无类似的热情时，竟然毫不避讳地高声喊道：「没鼓掌的他家死人。」
没想到那声激情的咒骂最后竟然成真。
八〇年代初期刚好也是房地产的谷底，阿义父亲的公司之前在郊区所盖的一大批社区型的房子完全滞销不打紧，连当初大量买进的山坡地也因为法令改变有很大的部分被禁止开发，而剩下的部分如果要符合新的法令规范开发则需要增加可观的成本，资金方面银行又遇雨收伞，于是公司当下进退两难，阿义的父亲在心力交瘁之下，有一天竟然就在赶赴银行谈判时猝死在计程车上。
当天夜里，已经一两年没有联络的他竟然出现在阿义家仓促设立起来的灵堂前。阿义只记得他一进门就跪了下来，然后趴在地上一路嚎啕爬了进来，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呼喊着什么「大恩来不及回报……怎能就这样走了！」之类的话，夸张的动作和声音把在灵堂前帮忙的邻居都吓傻了。
当阿义的母亲扶起他之后，他紧紧地抱着她，喃喃地说：「阿母，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阿母！」
忙碌了一整天的阿义直到那一刹那才发现怎么这整个过程都有镁光灯断续闪烁着，而当镁光灯不再亮起的时候，他随即放开阿义的母亲，走到阿义的面前说：「事情怎么会这样？」
阿义虽然看到他满脸通红，闻到他一身酒味，但还是把这几年家里的状况、生意上的压力等说了一个梗概，他身边一个类似助理的年轻人倒是挺认真地记录着。
最后他跟阿义说告别式那天他会来，「我们主席，还有重要的党工和立委我也会请他们来，你的场面，我不能让你漏气！」他说。
第二天一大早，阿义家里来了一大群帮忙打杂的邻居，阿义听见他们都在赞美「那个年轻的议员真有心」，说昨天半夜有人按电铃，开门一看竟然是那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议员来问路，跟他们说阿义的父亲过去对他有恩，知道他老人家过世了，不管多晚也要赶来探视、上香；而且，听起来他好像不只按了一家的门铃，而是连续问了五、六户之后才找到阿义的家。
阿义的母亲狐疑地看着阿义，喃喃地说：「他才几岁记性就这么坏？没几年前来厝里就像在这灶脚咧，怎么现在就要问路？」
阿义原本想说：「他在扮戏啦！」但最后还是没说出口。阿义更不想跟母亲说当天的报纸上有她的照片，就在他父亲猝死的报导旁边，她被一脸哀戚的议员抱着，标题是：缅怀昔日恩情，〤〤〤午夜泪洒灵堂！
告别式那天他来了，阿义当然记得，因为在公祭的过程中，阿义瞥见灵堂的外头他站在一堆政治人物的中间，正面对一排摄影机激动地说：「因为他的栽培，才有今天的我，我惟一的报答，就是把悲伤化为为民主持续奋斗的力量。」
很多人都知道阿义和他之间曾经有过的友谊，不过，每当人家问起阿义对这个政治明星的看法时，阿义总习惯这么说：「不错，他演技不错！」
PART4 一封情书的重量
情书——
那张脸孔和笑容依然如此熟悉，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多少痕迹。他的生日即便没有写上，直到现在她也还记得清清楚楚，何况是那么特别的日子：四月一日，再怎么样要遗忘也难。
「……甜美而缠绵的言语或许更容易打动你的心，但，请原谅一个在这样的日子里出生的呆子，他想用最简单而且愚昧的书写方式来呈现心里已然无法压抑的悸动和持续的、无声的呐喊，可是却又想不出其他的合适的词句，因此只好写下这贫乏的三个字——我爱你。」
这是他写给她的一百多封情书的第一封。
几十年后的现在当然看得出当时他是那么聪明地装笨，但接到信的那个当下，光最后那三个字已让她毫无防备地泪流不止，一如此刻。
此刻摆在她面前的是他的讣闻，以及那一百多封收藏多年，有些甚至已经可以倒背如流的情书。
他大她两岁，一九六〇年出生的，今年不过才满五十岁，却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永远不会知道她有多少次曾经想象着某一天和他在异国黄昏的街头重逢时的情境了：夕阳下惊喜的对视、长久而无声的怀抱，之后是在微醺下彻夜平静而且毫无掩饰的长谈，有欢笑也有泪水，直到黎明。
她要跟他说长久以来的思念和遗憾，而最后他或许也会跟她说：你也许不相信，但这辈子……除了你，我不曾爱过别人！
她常用这样的想象下酒，让自己在寂寞且自觉已然苍老、爱情不再的夜里，还可以有一点生命的余温可以挡寒入梦。
为什么是异国重逢？有时候连她都会对自己所「设计」出来的想象觉得苍凉……，因为几十年来他由知名作家转变成一个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官员，所以除了国外，好像没有可以满足她的想象的场景，而世界各地来去奔波却正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只是这样的生涯转变，却都不是爱情萌芽的阶段两个人想象得到的事。
第一次彼此认识的时候他大三，是大学文学社的社长，而她是商学院的新鲜人；注册那天她从他的手上接过一份好像特别为商学院学生所设计的社员招募的传单，因为上头的文案写着：你或许不知道，邱永汉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也是得过直木奖的作家！
她问：「什么是直木奖？」他说：「来参加文学社你就会知道！」
两人熟识之后讲起那天的情形，她曾经跟他招认，其实会加入文学社根本不是为了知道直木奖是什么，而是「你的笑容像孩子，而且你有一双好看的手，那双手给人的感觉好像就像一个作家。」
后来她才知道自己的直觉挺准的，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大学生作家，在偶像明星还不像现在这么泛滥的年代里，文学社有许多女生其实是冲着他的名气而加入的，她甚至还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暗地里她们彼此勾心斗角「争宠」的氛围。
而这也是她意外地接到他示爱的情书时那么惊喜、激动而泪流不止的主要原因——怎么是我？竟然是我！
一星期至少一封的情书在第三十几封之后频率略减，因为他说：「我喜欢直接把爱写在你的唇上、耳边、发梢以及你细致而敏感的身体上……。」
毕业后他在澎湖服役，那是情书频率最高的时光，每一封几乎都流露着炽热的爱意和深浓的思念，这样的爱意和思念都得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的返台假期里得到补偿。
她毕业那年的夏天，只要想念的时候，倒是她飞机票一买就去，为的只是部队晚餐后到晚点名前那几个小时激情的相处。
至今她都还记得他连澡都没洗便猴急地扑过来时，身上浓烈的体味以及在唇齿之间流窜的汗水的咸涩。
就在他退伍前夕，她接到英国一间她向往已久的大学的入学许可；当她迫不及待地飞到澎湖告诉他这个让她雀跃不已的讯息时，他却只沉默地看着她，好久好久之后才说：「对不起，说实在……我无法分享你的喜悦，因为对我来说，你好像正在慢慢远离，而我却无力跟上你的脚步。」
那个傍晚她只记得在止不住的泪水里，第一次听他提到两个人家境的差异、志趣的选择、思念与距离之间的考验，还有未来可能如何又如何……，最后他认真地说：「我没有权利干涉你任何决定和选择，更不愿意自私地阻扰你未来的追求，除了祝福，我只有等待，请记得……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爱！」
他一直信守着「等待」的承诺，不定期的航空邮筒密密麻麻地诉说他的思念、工作和生活，提到他被网罗进「逐渐解构，并看得见正快速转变中」的执政党的宣传单位。
但这些信始终无法汇聚成足够的能量，让在湿冷、阴霾的异国里活在课业压力下得她得到支撑，反而是她父亲公司派驻在伦敦的经理蓄意的殷勤，让她可以不时支领一些必要的温暖。
最后她不得不承认，思念与距离真的是一种严苛的考验。虽然她记得少女时代只要看到香港连续剧里的人用广东话谈恋爱总觉得好笑，没想到一年多之后她就和那个来自香港的经理走进教堂。
他给她写了最后的一封情书，只有几个字：等待的尽头祝福依旧，只因为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爱。
两年后她从报纸上看到他结婚的消息，新娘她认识，也是当年文学社的社员之一。
三年后她离婚，先生劈腿，对象是一个客户的秘书，香港女孩，当时她第一个感觉是：他们真的比较适合用广东话谈恋爱。
之后，她全力投入父亲公司在欧洲的所有业务，男人不缺，爱情却始终空白。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政权二度移转之后一个政商云集的宴席上，他好像一眼就认出她来，虽然和别人握手寒暄，视线却老是瞥向她这边。后来他慢慢走过来，依然是那么好看的笑容，伸出来的依然是长得像作家的手。
她不知道从何说起，反而是他先开口，他说：「我知道……有关你的……我都知道。」
她把名片递给他，而在眼泪即将溃堤之前，她低头转身，缓缓离开。
葬礼上公祭的单位落落长，她坐在角落的位子远远看着那张熟悉的脸孔，安静地等候着跟他道别的时刻到来。
她打开入口处服务人员递给她的礼袋，里头装着毛巾以及一本书，书名有点俗，叫：《字字句句都是爱》。
遗孀写了卷头语，说里头是当年夫君写给她的情书，「他把大爱留给台湾，其余的就在这里，只留给我这个幸运的女子。」
然后她看到第一封：「……甜美而缠绵的言语或许更容易打动你的心，但，请原谅一个在这样的日子里出生的呆子，他想用……书写方式来呈现心里已然无法压抑的悸动和持续的、无声的呐喊，可是想不出合适的词句，因此只好写下这贫乏的三个字——我爱你。」
日期比写给她的稍稍晚了一点，隔了一个月又九天。
重逢——
事业失败之后才发现除了开车之外，自己好像连说得出口的专长都没有，所以最后他选择开计程车。
不过，计程车在市区里跑还是容易碰到以前商场上的客户或对手，「熟人不收费，自己倒贴时间和油钱这不算什么……，最怕遇到的是以前的对手，车资两百三给你三百块，奉送一句：不必找啦，留着用！外加一个奇怪的眼神和笑容，那种窝囊感够你低荡个一整天！」
所以后来他专跑机场，说比较不会遇到类似难堪的状况，而且也不用整天在市区没目的地逛，让自己老觉得像一个已经被这个战场淘汰的残兵败将，或者像中年游民一般地无望。
不过，他也承认跑机场的另一个奢望是如果前妻带着孩子们偷偷回国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睹上他们和孩子们见上一面；「离婚后就没见过……，我都只能凭空想象他们现在的模样。」
孩子和前妻一直没碰上，没想到先碰到的反而是昔日的爱人。
他说那天车子才靠近，他就认出她来了。「曾经那么熟悉的脸孔和身体……，而且除了发形，十几二十年她好像一点也没变。」
上车后，她只说了一个医院的名字和「麻烦你」之后就沉默地看着窗外，反而是他自己一直担心会不会因为车子里的名牌而被她认出来；不过，她似乎没留意，视线从窗外的风景收回来之后便拿出电话打。
第一通电话听得出她是打回澳洲雪梨的家，听得出先生出差去英国，她轮流跟两个孩子说话，要一个男孩不要为了打球而找借口不去上中文课，也要一个女孩钢琴要好好练，不然表演的时候会出糗，然后说见到外婆之后会替他们跟她说爱她等等，最后才听出是她母亲生病了，因为她说：「我还没到医院，不过妈妈相信外婆一定会很平安。」
他还记得她母亲的样子和声音，以及她做的一手好菜，更记得两人分手后的某一天，她到公司来，哽咽地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女儿呢？」那种颤抖的语气和哀怨的眼神。
打完家里的电话，接着打的是她公司，俐落的英文、明确的指令加上自然流露对同事的关心一如以往。
他们大学时候就是班对，毕业之后他去当兵，而她在外商公司做事；退伍后，她把一些客户拉过来，两个人合伙做，三年后，两人公司变成二十几个人，而他却莫明其妙和一个客户的女儿上了床。
「说莫明其妙其实是借口。」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