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到奴役之路-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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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些赞成计划经济的人说，我们并没有何种理由要计划者来替我们决定个人底收入。计划者在决定各种不同的人究竟应该分得国家岁入之多少时，会遭遇到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种种困难。面对这种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令是最顽固的计划者，在行使其权力来处理这类问题时，也必感到棘手，以至踌躇不前。所以，认识个中困难的人，也许毋宁只将计划之事行之于生产方面，只期藉计划生产来实现“工业之合理的组织”；而将分配收入之事尽可能地委诸社会力量。虽然，欲管制工业而不影响分配乃不可能之事，而且没有计划者愿意将分配之事完全委诸自由市场；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也许只看到分配符合公平原则时，消除了极端不公平之事，他们却不知道，这么一来，在社会内部会造成特殊人物的。
我们已经稔知，一切经济现象系彼此密切关联着的。既然如此，计划者极不易将计划之事刚好做得适可而止。自由市场底功能一旦因计划而受到某种程度以上的阻障，计划者为了其计划行得通，便不得不扩大其统治范围，一直到无所不包为止。
在一个受管制的计划社会之中，一旦大家普遍认识个人地位不是被制度底力量所决定，同时，又非由许多人自由竞争所致，而是由实行管制的官方精心刻意谋划所造成，那末，一般人对于他们在社会所处地位的态度必随之而变。这么一来，社会上一定常常发生不平等的事。这些不平等的事，在身受者看来，是不公正的。于是，失望之事，遂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社会，善良的人，常得无妄之灾。（译者按：在受管制的地区如苏俄者，这类结果之发生，真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因为，在这类空间，“效忠（offer servitude）”权力之泉源为人生第一要务，犹如“德意志高于一切”然。这样一来，无心无肝而有效有忠者，则常爬到大家肩上。所以，在共产制度统治之下，大学未卒业者可当大学校长，高级中学课程没有读完者可以向大学教授作“哲学”训话。凡此等等，不能视作怪事。因为，行一党制度的地区，常常发生这类现象。权力即是一切，遑论知识？）
无疑，在人类社会中，不平等之事在所难免。如果不平等之事系出于社会因素所致，而非出于人为的计划，则对于个人尊严打击尚小。在一自由竞争社会，如任一公司对一个人不再雇佣或不能给他较佳的职务，这对他并非轻视，亦不冒犯其尊严。同时，在自由社会中，有比在中央管制制度里较佳之方法来防制失业之厄。失业之事，如在一计划的社会中发生，则远较在自由社会中所发生者情况恶劣。吾人须知，在一计划的社会中，个人所决定者并非他是否需要某个特殊职务，而系他对于任何职业是否配得上，并且他怎样才有用。（亦如一零件是否配得上一部机器然——译者）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怎样，全由别人来决定。（人生至此地步，辛酸极矣！——译者）
当任何人对可以打击他的苦难低头时，有时甚至欲向苦难低头，亦不可得。因此类苦难乃官方造成者。此类苦难，如果我们不能远离它，则其为害也势必靡有止境。如果我们被束缚于一地，并且屈从高高在上者之意志，则其为害亦势靡有止境。如果大家意识到大家之苦难系出于人为精心刻意策划所致，则不满之情，势必与日俱增。（译者按：类似苏俄之地区之苦难，十之八九皆非必要，而系出于握权者人为的策划所致。然而，人众即或不满，亦莫可如何，因为在现代统治技术之下，人众不满之情，只似地下水，不能汇合成为江河。）吾人必须明了，如果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之解决全靠行使镇压权力，则所谓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无一而非政治问题。（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极权地区之以苏俄为典型者，内部如有问题，归根究底只算作一个问题，即是政治问题：举凡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土地问题，宗教问题，无一不被看作政治问题，因而无一不以政治为基本着眼点而解决之。这就是泛政治主义。泛政治主义是了解极权统治的一锁匙。——译者）
四
在俄国苏维埃统治初期，俄国人之间流传这个笑柄：“谁来管，谁被管？”我相信这个有名的成语是列宁自己介绍到俄国来的。当时的俄国人藉着这个笑柄来总括所谓“社会主义的社会”里的一般问题：谁替谁计划？谁指导并且支配谁？谁规定一般人底生活方式？谁应该负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在苏俄，成为只能由最高权力单独解决的中心问题。进来，有位美国习政治的学生，把列宁所用的这一成语扩大说，一切从事计划的政府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并且怎样得到”一切政府都可能影响不同的人民之相对地位。在任何制度之下，我们底生活很少不受政府行动之影响的。不过从事计划的政府为尤甚。
在统制经济之下，承担起统制经济事项的政府，有一项最关切要的问题，即是必须运用其权力来实现公平分配的理想。但是，他怎样运用这种权力？他依据什么原则来运用？对于因此而可能引起的重要问题，他能否切实解答？是否有一种价值标准能使有思想的人赞同？他所定价值标准是否能证明社会新阶层制度的合理？并且是否可能满足公平分配之要求？
照社会主义者看来，只有一条普遍原则，只有一条简单的规律，可以确定地解答所有的这些问题，即是：平等，一切个人在所有藉人为管制而形成的那些条件上完全而且绝对平等。这条原则，是否能够付诸实行。这一问题我们且不讨论。我们现在所要表明的是，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条原则是可以接受的，那末便对“公平分配”这一模糊概念可以得到一个清楚明白的意义，而且从事计划者也可以得到一个确定的指导原则。但是，一般人却不认为这种机械式的平等是要得到的。自古至今，凡以实现完全的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未得到实质的支持。
我们所有的公平标准，是从我们已知的自由竞争范围内衍生出来的。一旦自由竞争制度消灭了，这些标准便立即随之而消失。我们所谓的公平价格，公平的工资，或为习俗的价格与工资，或为大家依据过去经验而希望得到的酬报。如果没有独占式的剥削存在，这样的价格或工资也会存在的。
从事计划的官方，必须决定何者为公平价格，何者为公正的工资。如果计划者决定少数建筑师或制表工人为必需者，而他可以雇到愿得较低酬报者，那么较低工资即为“公正”的工资。在决定不同的工作之相对的重要性时，计划者又得决定不同的集体与个人之相对的重要性。他如不愿只把人当作工具，那末他就得考虑这些后果，并且有意来平衡不同的结果之重要性。这么一来，计划之事便无可避免地直接控制着各种各色的人之生活状况。计划的方式又会影响到各个人之相对地位。其影响到各个人之相对地位，无异于影响各个不同的职业团体之间的相对地位。
五
只要社会主义一天在一个有限的和同质的团体中发生激动作用，上述困难还不致引起公开的冲突。只有当社会主义的政策在实际上要求得到许多不同质的团体来支持，而这些不同质的团体又占人口中的大多数时，上述困难才会表面化。显然，如果要计划经济成功，必须大家对于许多措施底基本价值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可是，无论如何，限制我们处理物质生活之自由，会直接触及我们心灵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所制造出来的野蛮后裔之文明的祖先。（妙语惊人！——译者）社会主义者一贯地希望拿教育的方法来制造大家底价值判断，使大家有共同一致的价值观，以解决实施计划经济时因个人的价值判断不同而引起的困难。但是，这样一来，教育就不成其为教育了。知识不能创造伦理价值。知识不能导致各个人对于道德价值采取相同的看法。道德价值之厘定，乃所以安排社会关系。但是，在计划经济之下，如欲证明某一计划措施合理，吾人所需依据者，并非一理性的论说，而系社会主义者所规定的教条。社会主义者明白，要他们底“理想”行得通，必须大家普遍接受一个共同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接受一组确定的价值观念。这个单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念可以支持一个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创造了许许多多说教底工具。纳粹和法西斯曾经有效地利用过这些工具。（译者按：在这些事上，唯心主义者，泛道德主义者Pan moralists，又显得与泛唯物的社会主义者同其“意识型模”：都要人接受其“世界观”，都提倡“空大哲学”，都盛行“思想之走私”，都从一个单一的观点看事事物物，都要制造群众心理，都是全体主义的，也都可以历史主义为经。就思想底型模来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同出一神之源。就思想底建造来说，至少在近代，唯心主义是师父，唯物主义是徒弟。就思想底实践来说，唯心主义是阴影，唯物主义是形具。达尔文之流，果生当今之世，谁能担保他不走上列宁之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最易泛滥的两股洪水。欲从思想上挽救世界，必须请大禹治水。今日的大禹，就是新实证论，或哲学解析。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事涉专门，容有机会详论。）（我现在看这还不够——海光）
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发明。在徳意两国，纳粹和法西斯所采用的弥漫个人全部生活的新政治运动，是社会主义者老早介绍过了的玩意。他们想组织一个囊括个人一切活动的党。这个党管制着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这个党要指导个人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看成党底世界观问题。凡此等等，社会主义者俱首先予以实践。一个奥地利底社会主义作家，提到奥地利底社会主义运动时，很骄傲地说：“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底特徽，就是为工人和雇佣底每一方面之活动都创造了特殊的组织。”（这就是全体主义的统治之雏形——译者）
虽然，奥国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比在别处的社会主义者走得远，可是，在别的地方，情况也并不见得相差太远。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者，把人从最小的年龄起就纳入其政治组织。这样，他们长大了以后，就变成了好的“普洛阶级”。社会主义者首先坚持党员必须与一般人不同，他们认为党员必须穿制服。社会主义者组织党底“细胞”，并且永远监视私人生活，于是产生了极权政党底原基型式（Prototype）。
社会主义运动是直接为了某一特殊集团之利益而掀起的，并且是想把此集团之利益提得比其他的集团高。可是，在朝社会主义趋近的历程中，如果每个人都逐渐明白，他的收入和地位是被政府底镇压机构所决定的；而且，如果他成了那能控制政府机构的政治组织之一员，他也能保持他底地位，甚至改善他底地位，那么，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了这一步，就变质了。（译者按：近数十年来几个“革命运动”亦莫不如此。这些“革命运动”，在其初期，系以改变大家不满之政治现状为号召。可是，等到现状改变，“革命”成功，获得“革命果实”以后，所谓“革命”遂成维系盲人幻觉的咒符，尤成巩固并增进少数人底权利之资具。在此少数人圈子以内“革命”者，占尽一切便宜；否则，就吃尽一切苦头，“革命”而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于是治理机构也，邦国也，阶层也，民族也，组织也，悉沦为此一小圈子掩饰与运用之工具。此势一成，整个社会只有睁着眼睛任其耗损下去，而莫可救药。）
六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战术，即使不为马克思底独断论所支配，也是在每一部分系从一项观念出发。这项观念就是，把社会分为两个阶层。这两个阶层底利益互相冲突。这两个阶层即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社会主义之建立，有赖于旧式的中产阶层之迅速没落。但是，社会主义者却全然忽视新的中产阶层之兴起。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意指不计其数的书记、打字员、教员、和小文官、等等。在某一时期，这一阶层的分子往往做工人运动底领袖。但是，当着他们一天一天地明白他们底地位堕落到不及产业工人时，则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对之不复具有支配力。固然，中产阶层分子在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时，并且希望依照他们底公平观念来分配财富时，他们可以说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观念与旧式社会主义党派底种种设施中所表现的观念毕竟大不相同。
老式社会主义者用来获得一个职业集团支持的种种手段，并不能用来获得所有集团之支持。这样一来，必定发生许多彼此抗争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企求获得那些地位被降低了的人之支持。我们常常听到人说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是一种中产阶层底社会制度。这话也不无道理。近代产业工人运动产生了工人贵族。于是，许多利益遭受损害的人起来反对工人贵族。法西斯运动遂得趁机而起。
旧式社会主义者总以为他们底党是将来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之矛头。他们不知道，他们多用一次社会主义的方法，穷苦人众便对他们多失望一次。（译者按：在许多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赞成“实行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系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吏及卫士。而大多数穷人，久而久之，则厌弃这个“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类国家多采“政权第一”主义。既然知此，一切好处自然归居于统治地位的分子享有。被统者只能分得残粒。这一对照，是社会主义底一大讽刺。）工人运动中比较得到利益的部分，与其说是属于被剥削的阶层，毋宁说是属于新的剥削阶层。（至理！——译者）
由于中下阶层分子之怨望社会主义，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遂因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而得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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