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梅解读金瓶梅-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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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渔在序中给毛评很高评价：“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招木袼柚�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并说明自己曾有志于评《三国》，因应酬日烦，因多出游少暇，又因病，“其志”“未果”。两衡堂刊本无回评，有眉批。大部分眉批是在毛氏回评与眉批基础上抄录、改写而成。肯定成书于醉畊堂本之后。李渔终其一生，不管创作或立论，都坚决主张自成一家之言，不拾名流一唾，不效美妇一颦，主张独创有我。他自己决不会把他的晚辈毛宗岗评过的书加以抄录、改写作为自己“评阅”的成果。因此，两衡堂本是否经过李渔评阅，其中的部分评语是否出自李渔之手，很值得怀疑。此书评语为书商假托李渔评的可能性大，而且把李渔序文进行了低水平的篡改。2郾醉畊堂本李渔序与两衡堂本李渔序相比较，有真假、高低、前后之不同。前序结构严谨，句句珠玑，语句流畅。开头引冯梦龙四大奇书之说，没有后序中“余亦喜其赏称”文句，未涉及对《水浒》、《西游》、《金瓶梅》三书的评论。后序加进了对三书评论的文字。前序引出“奇”字，引出《三国》，奇莫奇于《三国》，极自然顺畅。后序否定《水浒》，贬低《西游》，评《金瓶梅》“差足淡人情欲”，不符合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关于对《水浒》的肯定评价，也不符合他自己阐明的情欲论。对《三国》评论时，妄改前序“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为：“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显得不通。原序文核心一段，论三国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演三国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然后紧扣这两句展开论述，贯穿“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的论点，这是李渔“有奇事方有奇文”文学观点的体现。由事奇文奇又说到书评，引出《三国》毛评。最后点明“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3郾两衡堂本李序删去了原序文评毛氏评语的一段文字，删去了“六种人读之六快”的一段文字，把“第一奇书”改称为“第一才子书”，把原序“前后梁”误作“前后汉”，最后声称“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
　　①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
　　僭为之序矣”，“余兹阅评是传”，“是为序”，似乎说以前写有一篇毛评本序，今为“余兹阅评”的本子再写一序。然而两序框架、部分语句相同，而又有删改、添加的文句，移毛评本序为“余兹阅评”本子的序，露出了篡改、假托的痕迹。两衡堂本李序中评《金瓶梅》说：“夫《金瓶梅》，不过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淡人情欲，资人谈柄已耳，何足多读。”为原序所无，不能看做李渔对《金瓶梅》评论文字。这段评论不但不能说与崇祯本评语合拍，而且与崇祯本评语肯定《金瓶梅》为世情书，非淫书，评人物“情深”、“韵趣动人”，赞扬作者为“写生手”云相去甚远。不能成为“李渔评改《金瓶梅》”之根据。至于说，认为崇祯本第三十八回有一条眉批是李渔“声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予书”是由于未作校勘而产生的误解。所引眉批刊刻有误：“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不气。若谓予书好色亦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也。”然而，北大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此眉批均作：“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亦不气苦。予尝谓好色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矣。”“予书”显系误刻或误引，“予尝”为正。

　　李渔不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改者（3）

　　张竹坡评《金瓶梅》康熙年间原刊本扉页框内右上方题“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中间：“第一奇书”，左下方：“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后来出现很多种翻刻本，其中有一种扉页上端题：“康熙乙亥年”，框内右上方：“李笠翁先生著”，中间：“第一奇书”，左下方：“在兹堂”，这种本子无回前评语。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此时李渔已去世十五年。翻刻张评本，书贾慕其盛名，伪托“李笠翁先生著”。查阅全部张竹坡评语，未有一处提到《金瓶梅》与李渔有关，原刊本明确标明“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没有任何伪托。张竹坡主张不要无根据地去猜测作者姓名，他在《读法》第三十六则中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现存《金瓶梅词话》为十卷，《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①见《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85页。
　　为二十卷。崇祯本在刊印之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十二，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谢肇淛看到的这种抄本应是崇祯本前身，说明崇祯本改写评点在词话本刊刻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就进行了。崇祯本至晚在崇祯初年即刊印。刊印于崇祯元年（1628）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中提到“不习《金瓶梅》之闺情”，崇祯二年（1629）编纂的《幽怪诗谭小引》将《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同时提出。崇祯五年（1632）刊本《龙阳逸史》首有月光型园图，刻工为洪国良，他也是《金瓶梅》崇祯本图像刻工之一以上这些材料，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崇祯初年已刊印流传。此时李渔十八岁左右，可能在如皋或兰溪，尚未开始其创作生涯，尚不具备评改《金瓶梅》的环境与条件，甚至尚没有读《金瓶梅词话》。但是，或问：李渔和《金瓶梅》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笔者认为有三方面关系。1郾他在醉畊堂本《三国演义》序中引冯梦龙四大奇书之目，并说“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肯定《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的同类称奇并列地位，正式确立四大奇书之说，在李卓吾宇宙五大部文章说之后，确定了明代四部长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确立了《金瓶梅》与其他三部长篇的价值，这是冲破稗官小道的传统偏见，给通俗小说以应有地位的有划时期意义的论点。这一见解永存不朽，能经受住历史的长期检验。在他的这一思想导引下，由其婿沈因伯主持刊印了《四大奇书第一种》，开创了四部名著合目刊刻的新阶段，给中国长篇小说史树立了一块伟大的里程碑。黄摩西（署名蛮）《小说小话》云：“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刊本”。北京大学藏有《四大奇书第一种》，芥子园刊本，现存第十七至一百二十回。《水浒传》有芥子园刊本，百回。《金瓶梅》、《西游记》也应有芥子园刊本，今未见。因李渔在为毛评《三国演义》写序的第二年初逝世，其他三种刊印应在他逝世之后，李渔未能参予其事。
　　2《肉蒲团》有评语李渔在第二回评语中有意抬高自己的作品，贬低了《金瓶梅》，他说：“此独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题处便俱自了然，末后数语又提清绵远，不复难为观者，真老手也。《水浒》而外，①崇祯本插图王孝慈本，北大藏本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一、四十四、八十二各回署刻工洪国良。②从评语内容、语气看为作者自评。第二十回评语谓“知我者其惟《肉蒲团》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团》乎？”是属夫子自道。
　　未见其俦。有谓与《金瓶》伯仲者，无乃淮阴、绛灌乎。”意即谓《肉蒲团》羞与《金瓶》等列今天看，李渔没有能发展继承《金瓶梅》的积极方面。《肉蒲团》写未央生的艳情活动，游离在社会生活矛盾、人情世态之外，其思想与艺术价值远不及《金瓶梅》。3由《水浒》到《金瓶梅》，从禁欲走向纵欲，而李渔的《肉蒲团》则从纵欲走向禁欲，让未央生最后醒悟，割掉阳物，出家做了和尚。两位作家在同一个怪圈里循环徘徊。他们都有地为天用、采阴补阳的男性中心思想。到了十八世纪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才升华一步，提高一格，对《金瓶梅》开拓的审美领域、展示的人体生命文化加以完善、发展。《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世情小说的两座高峰，而《肉蒲团》不过是两座峰巅之间的小丘。但是，《金瓶梅》、《肉蒲团》都是下里巴人。李渔自谓“巴人下里是其本色”李渔在小说戏曲方面的贡献是杰出的。很遗憾，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总结、评价《金瓶梅》的理论遗产。对李渔称“奇”的《金瓶梅》的奇特之处给予科学地分析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新时代学人的肩上。①淮阴、绛灌：汉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两人皆佐汉高祖刘邦，累立军功，为一时名将。《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李渔在自己作品中多次引用此典故。《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予知此言为绛灌而发，以同堂共学者之非其伦也。”《闲情偶寄·饮馔部·肉食第三·鸡》：“鸡亦有功之物，而不讳其死者，以功较牛犬为稍杀……然较鹅鸭二物，则淮阴羞伍绛、灌矣。”《笠翁文集卷一·蟹赋）：“及食所谓居蟹右者，悉淮阴之绛灌，求为侪伍而不屑者也。”②见《复尤展成先后五札》之五。


　　第五讲　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作者之谜

　　《金瓶梅》成书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此书作者富于开拓精神，具有敏锐的观察感受能力，是曹雪芹之前的一位伟大的小说艺术革新家。此书指斥时事，暴露明代后期的黑暗现实，刻画较为复杂的人物性格，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被称为四大奇书之最。作者化名兰陵笑笑生，隐去真实姓名。作者到底是谁，三四百年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这里介绍诸说，以供参考。1。王世贞说与王世贞门人说。在《金瓶梅》传抄阶段，屠本畯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觞政》跋语）谢肇淛云：“唯弇州家藏者为完好。”（《金瓶梅跋》）似乎暗示《金瓶梅》抄本或稿本与王世贞有密切关系。之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述《金瓶梅》一书时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到清康熙初年，宋起凤在《稗说》卷三直接提出《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二十二年后，谢颐《第一奇书序》云：“《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魏子云《论〈金瓶梅〉这部书——导读》云，“确切指出作者为王世贞（凤洲）”，“当为谢颐序”，这一看法是不确切的，早于谢颐的宋起凤已明确指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朱星仍持王世贞说。（见《金瓶梅考证》）2。李开先说。前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著《中国文学史》1962年初版脚注中最先提出。吴晓铃《大陆外的〈金瓶梅〉热》中说：“我个人认为是李开先（1501—1568），见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册三、章七、节三。”1980年，徐朔方有论文《〈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1984年发表《〈金瓶梅〉成书新探》把写定者是李开先，修正为“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日本学者日下翠赞同李开先说。（见《〈金瓶梅〉作者考》）
　　3。卢楠说。满文译本《金瓶梅序》提出“卢楠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这一记载，不知是据文献或据传闻，译序者未加说明。王汝梅在《脂砚斋之前的〈金瓶梅〉批评》、《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中考察了卢楠的生平著述，卢楠与王世贞、李开先的关系，认为卢楠堪称为李开先的崇信者，王世贞家藏完好的本子，可能是卢楠在王世贞支持与参与下，在民间流传的素材基础上创作加工而成书。4。赵南星（1550—1627），或薛应旂（1550前后）之说。明末宫伟镠在《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金瓶梅条”云：“《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应旂）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又云赵侪鹤（南星）公所为，陆锦衣炳住京师西华门，豪奢素著，故以西门为姓。”（据道光抄本）5。贾三近（1534—1592）说。张远芬在《金瓶梅作者新证》中提出兰陵笑笑生为山东峄县人贾三近之说。又有论者举出理由论证贾三近不可能是《金瓶梅》作者。6。屠隆说。黄霖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主张作者为屠隆。魏子云从《金瓶梅》成书“两阶段”说角度，认为屠隆可能是袁中郎所见抄本《金瓶梅》作者，而不是《金瓶梅词话》作者。7。汤显祖说。美国芝加哥大学芮效卫教授提出。8。李卓吾说。《真本金瓶梅》有王昙《金瓶梅考证》云：“或云李卓吾所作。”魏子云说：“我怀疑，李卓吾也许是《金瓶梅》初稿撰述人吧？”（《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9。沈德符说。魏子云提出“《金瓶梅》的前半部稿本，也可能是沈德符的父亲所作”，又云：《金瓶梅词话》乃集体创作，“参与改写的作者，看来仍以沈德符为首脑人物”。10。英国汉学家阿瑟·戴维·韦利在英文节译本《金瓶梅》导言中提出徐渭为作者的候选人。朱星指出将作者断为徐渭的错误，是由于不了解《万历野获编》中所云“徐文贞”乃是徐阶的谥号而造成。此外还有袁宏道兄弟、陶望龄、冯惟敏、冯梦龙、丁惟宁、李先芳、谢榛、田艺衡、贾梦龙、书会才人等说。从现有探讨作者之谜的论文看，有几点渐趋一致或为多数学者主张：
　　作家个人创作，或一人创作为主另有友人参助（另有世代积累说或集体创作说）；
　　作者生活在鲁南苏北方言区或熟悉此地方言；
　　创作时期在嘉靖万历间；
　　作者是大手笔；
　　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最近有友人书信云：“我对《金瓶梅》作者之谜，始终持乐观态度”。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