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鲁斯特哭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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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水自杀，这出曾经在作品中预演过的悲剧，作家以女主角的身份参加了它的正式演出。对弗吉尼亚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溺水自杀并非一件恐怖的事情，而是一次新发现的航程，一次向不死之海的自然回归。
　　　　在长篇小说《海浪》中，女主人公罗达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诱惑，她想以完全顺从的姿态将自身渗透到自然中，“我将撒手归去……我要解放那受抑制的、被阻遏的欲望，任生命被耗竭，被吞没。”她期望自己“骑在狂暴的海浪上，然后沉没而没有任何人来救我”。终于，她跳海自杀了。
　　　　《海浪》中另一个主人公伯纳德也向死亡发出了挑战宣言：
　　　　“……这敌人就是死亡。我向着死亡冲去，平端着我的长矛，头发迎风向后飘拂……我用马刺猛踢着马。我要纵身扑向你，我不曾失败，也永不屈服，啊，死亡！”伯纳德一动不动地站在河边，背映着越来越深的夜色，此时，他听见了“河的下游”传来他那一代人的合唱声，他看见自己像其他人一样“滑落”进旋转的河水中……分明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溺于乌斯河的精确预演！
　　　　罗达和伯纳德是弗吉尼亚的自我的两种投射，是她的自我的虚构性再现，是她从自己的创伤记忆中捕捞上来的幽灵。通过他们，伍尔夫探测到了自己精神的隐秘方面，从这里出发，她对廉价的自我主义和真正的自我审视进行了成功的区分，把自我的体验、家族的记忆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可是她在栽种艺术种子的同时，也埋下了悲剧的祸根。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终于深陷于自我关注中，沉醉在往昔的记忆里，不能自拔，最终失去了洞察人心的力量，也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投水自杀”终于不幸成为女作家的死亡谶语。
　　　　弗吉尼亚本人曾经说过一个隐喻：小说家就像一个站在湖畔的钓鱼人，把自己理智的鱼杆放进意识的池水。当她的想象力沉溺于水的深处时，有时她会察觉到迅猛的拉力，钓鱼线会从她的手指间飞快滑出去。此刻，理智必须把因愤怒和失望而剧跳着的想象拖曳到水面上来，因为它已经走得太远了……这真是一个深刻而精确的关于小说家创造活动的隐喻：最奔放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须在一定的理性的范式之内释放。令人扼腕的是，弗吉尼亚本人的想象力却因为对过去和自我的迷恋，最后没有被拽到水面上来了，不但沉溺于水的深处，而且通过鱼杆把钓鱼者也拉下了深水。
　　　　弗吉尼亚说过，“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以两种持久的记忆为根基的：一是童年的海浪，二是早逝的亲人。这两种记忆支撑着她脆弱的肉体、敏感的灵魂，赐予她创造的力量、艺术的源泉，最后又引她走向死亡和寂灭之境。
　　　　弗吉尼亚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弗吉尼亚在这两面之间徘徊、挣扎，时而创造出伟大的小说艺术，时而陷于精神崩溃的惨境，直至踏上毁灭之路。
　　　　对乔伊斯和劳伦斯来说，所谓艺术家，是一个人摆脱了家庭纽带和世俗抱负之后的余留物。弗吉尼亚则不同，她要让过早逝世的亲人——母亲、姐姐、父亲、哥哥——在纸上复活直至不朽。
　　　　母亲朱莉亚，有着实际可行的智慧和敏锐细腻的同情心，于1895年弗吉尼亚十三岁时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继任了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可是两年后便追随母亲而去；父亲，“一个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儿的文学启蒙者，死于1904年；然后是她的哥哥索比，“学校里相貌最出众的男孩子”，1906年生命夭折时前途尚未显示……
　　　　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弗吉尼亚的青少年时代，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纠缠着她的想象。他们代表往昔，代表那个时代，那个业已消逝的世界。她要让他们说话，让他们成为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传统。她牢牢地抓住过去，抓住越来越清晰地讲话的鬼魂。死者的声音既是小说的优等材料，也是使小说家走向疯狂的催化剂。她活在记忆里，像一个离开了母体而没有割断脐带的漂亮婴儿，继续吸取着母体的养料。她把个人化的记忆抽象成非个人化的艺术，把往昔凝结为《出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样伟大的小说。然而这样做，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不割断连接往昔的脐带，精神便无法开始崭新的呼吸。不像新生的婴儿那样大哭，新鲜的空气便无法胀满精神的肺叶。她始终压抑着，独自背负着记忆和创造的重负。
　　　　弗吉尼亚努力克服对死者的迷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是成功的。可是越到后来她就越显得无力。母亲的幽灵重访她的想象，穿着破旧外氅，注目凝视着，挺直身体滑行而过。母亲的幽灵控制了弗吉尼亚的心灵。她先是欢迎幽灵的探访，随后驱除它们。然而并非总能驱除成功。
　　　　“没有任何东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弗吉尼亚郑重其事地写道。那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去十年了，但是“她仍然处处存在——她已经脱去了血肉的衣衫，穿上了另一件衣服”。母亲以这种方式继续缠绕着女儿，“她就在那儿，美丽，有力，带着她那熟悉的用语和她的大笑声，她比任何生者都离我更近。”
　　　　死者总是比活着的人更彻底地要求占有渐渐走向迷狂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而她则始终准备着加入到她们中间去，和他们拥抱。
　　　　“生命是一桩艰难的事务。”弗吉尼亚感叹道。她决定把这桩事务彻底卸下，走向虚无之境。
　　　　弗吉尼亚投河前留给丈夫伦纳德一张字条：“世上从来没有两个人曾经像我们这样幸福。”她最后的愿望是要安慰他。她以这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死去，唇上带着优雅的话语。
　　　　2001年1月10日
　　　　
　　　　阅读书目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林德尔·戈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浪》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离开所有的人】

　　　　1910年11月7日晨6时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一间候车室里，八十三岁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呼啸而过的火车。那列火车，托尔斯泰曾经让它碾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丽躯体。
　　　　死亡的虚构不幸再次成为作家本人的残酷现实。
　　　　10月28日凌晨，托尔斯泰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离家出走，究竟往哪里去，他没有明确的打算，只十分模糊地想过：
　　　　“到国外什么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亚……或者去诺沃切尔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
　　　　“去哪里都一样，只要不去托尔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间农民的小木屋……”这种想法与他笔下的安娜简直如出一辙。
　　　　“她（安娜）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掠过心头的种种计划中她模糊地决定采用一种：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里闹过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到下面第一个城市住下来。”
　　　　托尔斯泰和安娜，一位是老人，一位是少妇，一位是伟大的智者，一位是社交界的名流，前者已经脱离了历史状态和文化的全部环境，后者有着普通人的欲望、悲哀、犹疑、弱点，他们同样执拗，同样神经质，同样深陷于尘世与肉体的苦痛中。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没有想到要去死。他们出走时急切、压抑的表情像所有负气出走的孩子，也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
　　　　离家出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离开了家的遮掩，离开了爱的羽翼，肉体和精神都开始漂泊，意味着他失去了地上最安全的居所，也意味着一个人自我放逐，不再珍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蔑视一切，不为人知……托尔斯泰出走的时候不是不知道，像他这样大年纪的人，身体又虚弱，在家稍微累着一点就躺倒，出远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不过这倒很好。”只要不像世上的人，而是像野兽那样去死。他说：“有时我真想离开所有的人。”
　　　　“离开所有的人”，对托尔斯泰和安娜，竟然都构成了唯一的压倒一切的诱惑。安娜在火车站里，当自杀的念头尚未完全攫住她的时候，她望着投到布满沙砾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自言自语道：“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摆脱（离开）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念头啊，它将导致三种完全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出家，一种是行乞，另一种是死亡。耶稣基督曾经叫人离家出走，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历史上这种善男子有乔达摩王子，有尤利安，有圣方济各……也许还可以算上列夫·托尔斯泰了。可是托尔斯泰在“离开所有的人”的途中就死了。从最后的结局来看，他和安娜一样悲惨。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离开所有的人”？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和托尔斯泰为什么要让安娜出走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便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既存在于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存在于托尔斯泰的日常思考中，尤其存在于托尔斯泰从出走到弥留的每一天的言行中。
　　　　11月1日，在阿斯塔波沃小站，重病中的托尔斯泰给长子写信，有好几次他因为泪水堵住了嗓子而不得不停止口授：“我亲爱的孩子……我还想劝告你考虑考虑你的生命问题，想一想：你是谁？你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你接受的那些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的观点，并不能给你说明你的生命的意义，也不能指导你的行为。而不明意义何在、也不能从中得出不可改变的指南的生命只是可怜的生存。”
　　　　什么是生命？生命的出路何在？为什么生命中充满那么多的矛盾？为什么生命必须背负一个沉重而有限的肉体？如何给予生命以最大的甚至不朽的价值？为什么会有死亡……这些问题时刻缠绕着托尔斯泰，使他至死都得不到准确的验证。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有关死亡的问题又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因为死亡带走了看似永恒的一切。
　　　　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公爵听娜塔莎唱歌的场面，托尔斯泰是这样写的：“他突然意识到在他的心中那无限大然而还不分明的东西与那有限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可怕对立，物质的东西就是他本人，甚至是她，在听她唱歌的时候，这个对立使他既苦恼又愉快……”生与死之间的张力折磨着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同时也折磨着托尔斯泰本人。
　　　　在1879年的《忏悔录》中，作家这样写：“——我似乎活也是活着，走呀走的，走到了深渊前面；我看得很清楚，除了死亡，前面一无所有——我要尽力气脱离生活。”
　　　　11月6日，莫斯科的几位医生赶到阿斯塔波沃。这天，弥留之际的托尔斯泰跟所有的人道别。他温情地望着杜尚医生。后来她的小女儿萨沙回忆道：“我们给他换床单的时候，我扶着他的脊背，感觉到他的手在找我的手。我以为他想扶着点，结果是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一下又一下。我握住他的手吻着，尽力克制自己不哭出声来。这天父亲对我们说的话使我们想到，生命赐予我们是有某种目的的，我们应当不顾一切生活下去，尽自己微弱的力量去侍奉予我们生命者和人们……父亲突然用一个有力的动作支起身子，几乎坐了起来。我上前问他：
　　　　“‘要整理一下枕头吗？’
　　　　“‘不，’他坚定而清楚地说，‘不。我只劝你们记住一点，世上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以外还有很多人，可你们只注意一个列夫。’”
　　　　再让我们看看可怜的安娜·卡列尼娜，她已经决定倒在车厢的车轮中间。她的死与托尔斯泰本人的死是如此相似。托尔斯泰这样描写安娜的心理活动：
　　　　“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的面前……”
　　　　最后，巨大的无情的车轮撞在安娜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托尔斯泰用他那悲天悯人的如椽之笔，用他那“世界的良心”，令人惊叹地描述了安娜临死前刹那的意识：
　　　　“那支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迷茫——出走——死亡，托尔斯泰让安娜以这种悲剧性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解脱，这种解脱最后又不幸成为作家本人的死亡预演。这“解脱”用佛家的话来说是“寂灭”，用《福音书》的话来说是“永生”之路，它们以惊人的巧合出现在托尔斯泰晚年编撰的《每日贤人语录》一书中，又正好排在11月7日的那一页上：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有时若得以忘掉人群，你就会体验到一种自由的狂喜。”
　　　　“我怎样才能得救？我觉得我在毁灭。我爱生命，同时正在死亡。我怎样才能得救？”
　　　　托尔斯泰书房和卧室里的一切从那天夜里他出走以后就凝固了，没有丝毫变动：书桌上的烛台和未燃尽的蜡烛头，滴有蜡油的烛盘，两只苹果和翻开的《阅读园地》。
　　　　翻开的《阅读园地》——正好翻到他去世的那个日期：
　　　　11月7日。
　　　　“死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命运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精妙计算！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