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外史-第1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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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
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
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
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金”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
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
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
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
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
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
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
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
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
是他的婚姻观。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
和一些宦海秘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
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席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
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
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若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
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
《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
偏见吧?
《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
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
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
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
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
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
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
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
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
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
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
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
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
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
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
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
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
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画了军阀
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
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
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
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
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
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
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
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
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
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
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
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
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
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
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
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
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
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
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
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
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
《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
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
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一要背
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
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
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
《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
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
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
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
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
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
话,迷离倘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
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
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
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
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
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
《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
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
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
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
“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
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
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
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
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
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
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
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
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帐,
《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
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吓,原来不得而知。
然而古人有言,金钱十万,可以“通神”;这样大的官儿传话,明明是“通天”的
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来,忿忿写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说,
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曾经会见过《新民报》编辑部同仁。周总理说:“同反动
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
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
一定作用吗?”这些话对他发生莫大的鼓励作用。可是,反动派终于没有放过《八
十一梦》。小说竟也遭到“腰斩”,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闻。由于是“暗
害”,杀人不见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单行本不久就印出来了,发行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张腰斩的那个炙
手可热的人,这时已经下了台。
使他感到亲切和光荣的,乃是延安及时翻印了这部小说。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
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四
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
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
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
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
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
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
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
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像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
而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
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
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
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
“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赝品”,尽管是从善
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
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
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
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
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
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
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
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
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
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
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
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
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支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
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
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