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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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我的看法。
一会儿，开会的人到齐了，我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党员及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又把昨晚送信的情况，同滕、袁、邓谈了（当时对周高潮有怀疑。对周进行了分析：周是大约十天前由行动委员会介绍来的，不过不是AB团，是立三路线者），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此事交给邓萍办了。我和代远、国平到会场，大家正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一进门，杜中美这个“张飞”说：“好大的阴谋！”我说：“是呀！”周高潮宣布开会，要我先讲。我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我讲这段话时，黄公略同志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
我继续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长沙撤退后，我赞成在湘赣两江间机动。现在军阀战争停止，蒋介石、鲁涤平以十万大军来进攻，为粉碎它，就必须谨慎而又有把握地打败它。诱敌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众，增加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这一方针。如果违抗这个方针而又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总前委即可撤销我的工作，何须用阴谋办法呢？我们对邓乾元也不过是撤销了他的职务吧。我还说了毛泽东同志在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态度和由瑞金到鄠都间，对有人错误地杀了两个群众的严肃批评。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通过了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AB团；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通过这件事，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
第二天，我们将三军团开到小布，离黄陂总前委十五里。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富田事变，巩固总前委的领导。三军团前委宣言发布以后，过了几天，反动的省行动委员会过了赣江，到永新去了。因为这个阴谋挑拨失败了。那次他们也写了同样的假信给朱德同志，他也把假信拿出来了。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冈，全师被消灭，他本人被俘。“前头捉了张辉瓒”，成了今天豪壮的诗篇。张辉瓒是主力师，他被俘之后，敌全军动摇，给了我顺次各个击破敌人的良好机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被欺骗的群众觉悟了，立即回家替红军带路、运伤兵。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胜利了，建立了以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任。
粉碎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一月粉碎第一次“围剿”后，蒋介石在三月又开始第二次“围剿”，这次总司令是何应钦，他的战术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使用的 兵力比第一次多一倍，西起赣江，东至福建之建宁，联营 七百里。到四月下旬，敌已逐步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之线。当时兴国还为敌军占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由龙 冈开至东固，离兴国六十里。有人说，这是钻牛角。毛主席约我到东固（三军团驻地）富田之间山上去看地形，我们饱吃了刺梅，才议这一仗如何打法。在龙冈讨论时，已决定在战役上选定歼灭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的这路敌军（此敌，系北方队伍，初到南方不习惯，又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记不起是上官云相，还是罗霖军（注：当时在富田地区的敌军中的北方队伍是王金钰军。）），但是进到什么地方，才最有利于我军歼击，这个战术问题尚未确定。我们到东固后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几次难于肯定。这次到实地侦察，解决了如何打法的战术问题。决定一军团之三、四两军在离东固约十五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三军团绕至敌之右侧背，是一个背水（背赣江）阵。毛主席问，有无危险？我说，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敌人。
接触不到两三个小时，敌就被一军团击溃，三军团未赶到预定地点，使敌逃脱了一部分。此役一胜，势如破竹，从西向东逐次击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宁歼灭刘和鼎师。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三万五千红军，击破二十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建宁战斗是三军团打的，得城后，决定三军团去进占黎川。
杀了黄梅庄
一、三军团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进攻。三军团在粉碎第二次“围剿”的最后，在福建建宁消灭刘和鼎师，转移到江西之黎川县做群众工作，筹款，准备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进攻。这时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父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这是“宣抚”谁呢？当然是蒋介石在两次大举进攻失败后，企图以阴谋手段分裂红军，“宣抚”黄公略。
过了两天，黄梅庄这个大流氓果然来到黎川，还带一青年特务，装扮为学生。进我军防线时，自称是黄公略亲兄，警戒部队把他送到三军团指挥部，我安置了他的住宿，即约滕、袁、邓谈。介绍黄梅庄的情况：黄梅庄系大学生，黄公略的大哥，大老婆生的，比公略大二十余岁，看起来似公略的父亲。他虐待公略，不给公略钱上大学，贱视公略母更甚。蒋委任黄汉湘为宣抚使，幻想勾引黄公略叛变，黄梅庄即为此事来穿线。黄汉湘系政客，黄梅庄为流氓。公略母年已五十，是丫环提为妾的，平江起义后，被黄家逐出家门，她表现很好，对公略无怨言。我说，对黄梅庄不采取欺骗手段，就得不到实证。得证据后将黄梅庄处决，再告公略，断绝蒋介石的幻想。他们同意了。
过去我与黄见过面，这次我装得分外“亲热”，待以丰盛午餐，且专备“竹叶青”。我敬了他的酒，说：“我喝半盅，你的酒量如海，饮一盅。”他一口即干，我说：“你的酒量大，我不能多饮。”他说：“我喝两盅，你一盅。”想把我弄醉，搞情报。他只知道我不饮酒，不知道我能饮而不饮。我喝了两三盅，还吐了一些，他满满地喝了五六盅，说：“你们连续取得胜利，势力发展得真快！”我说：“不大，公略军才三万人，我也不过五万。”他见我说出兵力，很高兴。说：“再喝一盅。”我喝了半盅，说：“好！汉湘先生高升，公略与我同贺。梅兄冒暑前来，必有贵干，祝你成功。我和公略相知甚深，情同骨肉；患难与共，素称莫逆。如有好处，幸勿瞒我。”他连说：“不敢！不敢！”他酒量虽大，此时亦有半醉。我说：“我们共才几万人，能编个什么呢？”他说：“总司令！总司令！公略去仍当军长。”尽吐实情。我说：“这是你想象的吧，怎么能保证呢？”他说：“不是。委员长（指蒋）、汉湘叔，均有信给公略。”当时，他酒已到八九成，说话颠三倒四，连说：“高兴！高兴！再来一杯。”我说：“勉陪吧！”谈着，他把皮箱底层剖开，从夹层拿出蒋介石、黄汉湘给公略的信。蒋信大意是：校长不才，使你走人歧途等。黄信说：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等，一套鬼话。看他酒性发作，似难支持，我说：“梅庄先生睡睡吧，我也去睡睡，晚餐时再谈。”
这时，膝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还在等我告情况，我即将实情告知。袁说：“将黄梅庄头割下来，包好，用小皮箱封着，叫随梅贼前来的特务，星夜赶送南昌，只说黄梅庄已密去黄公略处，数日后可来此地接他。”此事交政治部保卫部长杜理卿（即许建国）处理的。邓萍以公略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湘附逆，亦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将黄头密封，信附其间，交黄梅庄随从速送蒋介石。将黄梅庄罪证和处理经过即告公略同志，他很高兴地回了信，同意我们的处理。
不久后，蒋介石将宣抚使署名义取消了。从此，对红军不再抱这样的幻想了。
粉碎第三次“围剿”
在第二次围剿以后，不出两个月，蒋军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兵分几路记不清了，约三十万人，以陈诚、卫立煌、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熊式辉等为各路总指挥，长驱直入，齐头并进，将我苏区县城尽占。我方面军仅三万二三千人，被迫绕道闽西之将乐、连城到瑞金，经兴国至老营盘，企图从赣江边之富田突破敌之薄弱部分，被敌发觉。我军改从良村突破，进攻黄陂。两役消灭敌三个师，吸引蒋军向黄陂回击，我军从间隙中转回兴国境内。待敌发觉，再向兴国时，我军已取得半月休整。敌军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精疲力竭，减员三分之一，不能不撤退。乘其撤退时，消灭蒋鼎文一个旅，在东固、白水地区消灭某师（似韩德勤师），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战。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常讲的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
创造新苏区 学会做群众工作
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三军团奉总前委指示，分布在会昌、安远、寻邬、信丰及鄠都以南地区，中心是放在会昌、安远。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两个多月的成绩还是不小的：消灭地主武装，肃清民团；做群众工作，分配土地，创造新苏区；成立了一个赣南独立师，一千五六百人，黄云桥为师长。每个新成立团是从三军团中抽一个连为骨干扩大起来的，很快就有了战斗力。这个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中也是好的。三军团本身由一万五六千人东渡，经过三次反“围剿”战役，只剩有一万人左右。现又争取了约四千人补充三军团，建立了安远、会昌、寻邬、信丰四个县的政权，并建立了一些县、区的地方武装，约近半数地区分配了土地。我当了三年多红军，这时才学会分田。对毛主席的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给养——才体会到：只有做群众工作，从发动群众到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群众才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军队中的阶级觉悟就迅速提高，就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筹款、筹给养时也不会把富农当地主打。对红军的三大任务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有了体会。
打赣州
正在深入展开土地改革斗争时，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接到方面军总司令部命令，三军团停止地方工作，只留少数干部继续坚持，要三军团夺取赣州。我接到这项命令也是乐意执行的。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赣县、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会昌）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北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做依托。
赣州城在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只南面是陆地，敌人长期设防有准备。我围攻月余，爆破几次均未成功。
打赣州有以下错误：
从政治形势看，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47〕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按上述方针，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武装力量，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也没有估计到我军进攻赣州，蒋介石就可能让出大庾钨矿给粤军，作为勾引粤军“围剿”我军之条件，客观上对于蒋粤矛盾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执行方面军总司令部打赣州的错误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