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挑战 [rising to the challenge]-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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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完医生后，按照约定，黛博拉要先陪我去彭博电视台录制节目，然后再和弗兰克两人轮流开车带我去萨克拉门托。我从医院出来时，就给黛博拉打了电话，告诉她，我生病了。
　　　　接电话的时候，黛博拉正坐在我家门前的车里，等着我回来。和往常一样，她比约定的时间提早到了。我问她：“我该怎么办？”我很担心自己的情况，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弗兰克。我该怎么告诉他？我是否应该按照原先的安排去参加在萨克拉门托召开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医院里刻意保持镇定，但此刻，这些情绪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我再次问黛博拉，这次我的语气更加急切了，“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和黛博拉之所以合得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很像。她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后，感到很震惊。她告诉我，她会尽一切所能帮助和支持我。然后，她说到了非常实际的问题：“卡莉，如果你不能去萨克拉门托的话，我觉得问题也不大。没有人会责怪你。”黛博拉接着说：“但是，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去，你和弗兰克两个人就会整天坐在家里，手握着手，不断地焦虑。那样的话，也不见得对你有帮助。”
　　　　很快就要到家了，我又想了想黛博拉的话。她是对的。所有的检查都要等到星期一才能去做。在这之前，我也没法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和弗兰克待在家里，整整48个小时，什么都不做，我只会胡思乱想，这样也不见得好。回到家后，我就和弗兰克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一年半以后，也是在这个客厅里，警察通知了我们洛丽的死讯。我告诉弗兰克，肿块是癌症。但是，医生们不知道是什么癌。我想着黛博拉还在外面的汽车里等着，就赶紧把话题转到了当天的重要问题上：我们还应该去萨克拉门托吗？
　　　　对此，弗兰克一开始表示了反对。他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立即否定了他的想法。对于我要去和已经有三届任职经验的芭芭拉·博克瑟竞选，人们本来就有诸多猜测。我当时已经在认真地考虑参选了，去参加萨克拉门托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有机会碰到很多活动家和潜在的捐助者。我要去做几场演讲，包括在星期六的早餐会上做主题发言。对我而言，有事可做，就能让我不去想自己生病的事。我还告诉弗兰克，我们要出席这个大会的消息已经传开，如果我没到场，人们肯定会有更多的臆测。以后，再想要对公众说明我的病情，就很难解释了。
　　　　最后，弗兰克妥协了，我们一起出发去了萨克拉门托。弗兰克一直深爱着我，对我照顾有加。到达会场后，演讲就开始了。整个周末我们几乎都是连轴转，忙着和不同的人见面、互相介绍、在招待会上寒暄，在演讲中交流。那个时候能有事情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那个周末对弗兰克而言，则非常难熬。我在忙着工作的时候，他也在忙着到处打电话，告诉其他家人我生病的消息。最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对我的病况了解甚少。我感到很不舒服，在淋巴结上也查出了癌细胞，这可不是好的征兆。但我们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有限的信息了。
　　　　***
　　　　我曾打算把出席这次大会当作一次和政界人士相识的聚会。我也曾预想过，当人们问我是否要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我也可以给出很肯定的回答。而如今，我的癌症诊断结果强迫我暂时无法给出坚定的答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去参加竞选。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复原，我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不再肯定了。那个周末，我并没有向人们表现出我能打败芭芭拉·博克瑟的决心。我感谢大家，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告诉他们，我还在考虑中，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参加竞选。
　　　　因此，当2009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我的身体情况并没有改变我对加州的别样感觉，即便有宿命论者说加州注定是政治家的“滑铁卢”，即便加州的债券评级最低，人均资本预算赤字位居美国最高。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加州人口外流严重，数目高达400万。这里的房价很高，学校质量一般，道路坑洼不平，就业前景黯淡，很多年轻的中产阶级家庭纷纷决定离开。高昂的税收和不堪的监管负担，也让企业不断付出。
　　　　可以说，加州的中产阶级已经纷纷远离这个地方了。只有穷人和富豪选择留在这里。几年以后，这种现象和贫富差距将会成为让自由民主党派人士头疼的头等大事，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虽说如此，当时在民主党的治理下，2009年的加州还算不错。2012年，当奥巴马总统和自由民主党人士在讨论加州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远走他乡的原因时，认定这就是因为保守的管理政策所致。面对这样的论调，我实在无法苟同。事实上，我认为，加州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恰恰是自由主义政策盛行的结果。
　　　　5年前，你要是对身为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我说，我将会参加2009年的美国参议员竞选，我肯定会觉得这是玩笑话。事实上，当年有人建议我弃商从政的时候，我的确笑过。掌管惠普这家全球财富前20名的跨国公司，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也深刻地从中吸取了很多有关个人发展和前途的教训。我对于自己所做的决定非常满意。我也非常明白自己对惠普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尽管人们曾经公开抨击过我。但是，当我们真正经历过被诋毁的感觉后，就会明白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其实并不能界定自己、左右自己。是我们的选择和行为，而不是外界的声音，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我曾经犯过错误，但我知道，我已经以正当的理由尽可能地做了我自认为正确的事情，我就心安理得了。当我从惠普公司离职的消息铺天盖地时，我因为明白我是如何用自尊和良心捍卫了自己的抉择，因此依然能骄傲地跟他人分享这段经历。当我在写回忆录《勇敢抉择》最后一章的结束语时，我写道：“我的灵魂是我自己的，如今的我心静如水。”
　　　　我也知道在政府过度干涉的时候，企业有多么脆弱。我的从业经历告诉我，员工和顾客都很重要。我知道我们需要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负责，我只是没明白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和政府打交道，无论是地方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美国国会工作的某些人认为，当我还在惠普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征收互联网税。然而，如果开始征收名目繁多的互联网税，不断提升税收代码的复杂性，并在网络中加以推广，就会明显加大与互联网有关的一切运作成本。我知道，这对惠普公司而言，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惠普公司有上百号律师和会计师供我调遣，一同理顺政府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讲，这无异于灭顶之灾。
　　　　那个周末，我在萨克拉门托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从我个人的从商经历出发，分享了我的政治观点。对我而言，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责任和机会。按照我的看法，没有什么能比责任更好地区分商界和政界的运作方式。萨克拉门托公共雇员联盟多年来积攒的财政收入不足和政治争夺问题，让整个加州政治体制陷入瘫痪。尽管，华盛顿成功地掩盖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赤字问题。美国国会为此还通过了一项篇幅长达1　000页、价值约为8　300亿美元的开支账单，其实这份账单没有人能看懂，也唯有如此，大家才不会追问这些钱的具体流向。
　　　　我告诉美国国会代表，你可以想象有一家公司，每年从政府索取和获得的拨款都比上一年更多，而这家公司内部却没有明确的赏罚机制，无论效益好坏，员工都是吃“大锅饭”。这家公司没有竞争者，他们的客户也没有其他的替代产品或者供应来源。最后，这家公司还无法向投资者交代他们投入的资金去向，钱怎么花的，花在了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全部无从知晓。对于纳税人而言，我们就是政府的投资者和顾客。除了面对政府，没有哪个投资者或者顾客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大家要求的是一个将责任落到实处，信息透明公开，绩效评估公正的政府。
　　　　我也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机遇是多么的重要。当我在一家只有9名员工的小机构里担任秘书时，有两个人告诉我可以做点儿别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机会。但是，机遇不会从天而降，政府有权利创造机遇或者扼杀机遇。加利福尼亚曾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商业重地，这里欢迎每一位拥有良好商业理念、富有创业热情的企业家。但如今，这种优势已经不再。从创业的环境来看，加利福尼亚的商业环境是整个美国最不利于创新的。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内伤。我们有义务为创新者、企业家和小型企业主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帮助他们实现梦想，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激发人们的潜能，从而让整个社会受益。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开启人们潜能的领导力。
　　　　我本以为这个周末将是我踏上政坛、准备领导加州的第一步。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人生处处充满变数。我一边向代表陈述我们所在的州和所在的国家在正确的领导下，能够做些什么，一边环视四周，我发现弗兰克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在外面的公园里，来回踱步，他对我得知自己得了有可能丧命的癌症后，竟然还能泰然自若地向大家发表演说感到非常不解。
　　　　***
　　　　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平复了很多。对诊断结果的震惊也在慢慢消散。路上，弗兰克、我和黛博拉制订了下一阶段的计划。我最恐惧的就是癌细胞已经转移，这一点恐怕也是弗兰克最难以承受的。我们不知道癌症的性质，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癌症的原发病灶。我在黑暗中想象着自己浑身长满肿瘤的样子。我们商定，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和我的好朋友、斯坦福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学家岚嘉娜·阿德瓦尼碰个面。我和岚嘉娜的丈夫曾在惠普公司共事，后来就成了好朋友。我得癌症了以后，岚嘉娜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从萨克拉门托回来后的那个星期天，她就来看望过我。她对我进行了检查，并告诉我，她觉得癌症并没有扩散。“我觉得这是乳腺癌，我们能治好的。”她对我说，“不过，你得做了化验后才能确诊，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那天晚上安心地睡了一个好觉。
　　　　周一上午6点30分，弗兰克陪我在斯坦福医院接受检查。在我腋窝里发现的肿块，有可能是各种类型肿瘤转移的结果。所以，医生得用排除法确诊。他们要我做的第一项检查是全身的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摄影（PET）。我喝了好几加仑＇1＇的药水，然后颤抖着躺着冰冷的仪器上，恍如隔世。
　　　　经过好几天的各种扫描检测，包括核磁共振和乳房X射线检查，我们最终有了比较确定的诊断结果：就是乳腺癌II期，因为在我左乳的肿瘤还比较小。不过是恶性的，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而乳房X射线检查并没有捕捉到这些转移的癌细胞。显然，我很幸运。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改变了乳腺癌的筛查程序。他们建议女性每隔一年做一次乳房X射线检查，告别了过去的自我检查模式。奥巴马政府认定，这一程序的改革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虚假病情警报和检查成本。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声称，原先的旧程序给女性带来了太大的创伤，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所以要施行新的政策，这让我觉得很愤怒。他们口口声声说，女性很坚强，完全可以应付这些。但要是我遵守了这些规定，可能现在已经小命不保了。
　　　　我的左乳有肿瘤，右乳有癌前病变细胞。虽然癌细胞已经转移至7个淋巴结，但预后情况良好。医生们建议我做双乳肿瘤切除手术，去除癌变组织，而不是做全乳切除手术。当时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让我后来很后悔。2008年3月2日，我接受了手术。之前，我已经决定要在手术时对外界公布我的癌症情况。考虑到外界对我要竞选参议员的种种揣测，我希望能明确地知道：当消息传播给大众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状况。因此，黛博拉已经提前拟好了当时我们准备要发布的第二份声明。
　　　　几天后，医生给了我更具打击性的消息。在手术中切除的癌细胞组织边缘，也发现了癌细胞。医生们对此很不放心。除非切口非常干净，否则他们无法肯定癌症是否会复发。这个消息意味着我不得不接受更多次的手术，同时推迟化疗的时间。
　　　　第二次进行手术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较低落。当时，我一个人躺在担架床上，等着进入手术室。眼泪无声地掉下来，一个我不认识的护士走进来，握着我的手，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知道现在是你非常艰难的时刻，但一定会好起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眼神，却极大地鼓舞了我。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我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恩惠和关怀，这个护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可以说是我人生黑暗时刻的一缕阳光。
　　　　得了癌症以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和医生们聚在一起商讨病情。他们个个表情严肃，不停地告诉你他们推荐的医疗措施存在风险和副作用。病人对他们的病症已经感到恐惧，你还要强迫他们坐下来仔细聆听治疗中可能出现的新状况，这简直就是折磨。医生们建议我，除了化疗，还要进行放射性治疗。他们告诉我说，虽然我的身体能够承受放疗，但放疗有可能会引发继发性肿瘤。如果我不幸得了继发性肿瘤，情况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面对这些信息，弗兰克和我不知所措。我的预后状况良好，但我们获得的所有信息都是负面的。不过，有两件事情还是让我感到非常幸运。一件事是，岚嘉娜就像是我的守护神，她不仅是一个肿瘤学家，也是一位乳腺癌康复者。她有能力帮助我，让我知道即使这些信息很恐怖，让人感到困惑，我们依然要往乐观的方面去想。最重要的是，她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每次化疗都是她在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