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败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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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无动于衷。他又朝床铺走去。在黑暗中，我听见他在砖地上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着。他说：
“上一次，不管我怎么安排，她都说行。这次却不行了。两个月前，她对我说又怀孕了。我的回答和第一次一样：你今天晚上来，还像上次那样。她说，今天不来，明天再说吧。到厨房喝咖啡的时候，我对她说，我等着她。可是她说，她不会来了。”
他走到床前，没有坐下，又转身，开始围着屋子踱步。他说话的声音忽高忽低，好像躺在吊床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话似的，口气很冷静，又很坚定。我知道，我想打断他也打断不了，索性听他说下去。他说：
“但过了两天，她又来了。我全都准备好了。我叫她坐在那儿，我到桌子那边去拿杯子。我说，喝了吧。看得出来，这一次她不想喝。她看着我，脸绷得紧紧的，口气挺硬地说，‘这个孩子我不打了，大夫。我要把他生下来，把他拉扯大。’”
他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把我惹火了。我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大夫。您这两件事干得都很不漂亮。首先，您在我家里干了这种事；其次，您又给她打胎。”
“但您看，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上校。我能够做的也不过如此。后来，我看见事情无法收拾，就想和您谈谈。我本来打算就在这几天找您。”
我说：“依我说啊，您心里明白，只要真想把这件丑事遮过去，还是有办法的。您很清楚我们这家人的处世原则。”
他说：“我无意给您招惹麻烦，上校。请您相信我。我要和您谈的是这么回事——我想和那个印第安姑娘搬到大街拐角的空房子里去住。”
“这叫公开姘居，大夫，”我说，“您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这时候，他又走到床前，坐了下去，向前探着身子，胳膊肘撑在大腿上，继续说话。他的口气变了，开始他的口气是冷冰冰的，现在则变得恶狠狠的，充满挑衅的意味。他说：“只有我提出来的这个办法才不会给您招惹麻烦，上校。否则的话，我就要说，孩子不是我的。”
“梅梅会把实情说出来的。”我说。我生气了，他说话的态度太放肆了，真是欺人太甚，我简直没法平心静气地听下去。
然而，他却用冷酷无情的口吻说：
“请您相信，梅梅是不会说出去的，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所以我才对您说，我要和她搬到街角去住，无非是想给您免去麻烦，上校。”
他居然敢断定梅梅不会把怀孕的事推到他身上，而且有这么大的把握。这倒着实教我惶惑不安了。我不由得暗中思忖：他的话不软不硬，可真是话中带刺啊。我说：
“我们相信梅梅就像相信我的女儿一样，大夫。在这件事上，她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有些事您还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您就不会这么说了，上校。请恕我直言，拿她和您的小姐相比，可真是有辱令爱了。”
“您说的这话毫无道理。”我说。
而他还是用那种冷冰冰的语调回答说：“我是有理由的。刚才我说她不可能说出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也是有理由的。”
他把头朝后仰了仰，深深地舒了口气，又说：
“假如夜里梅梅出来的时候，您有空从旁监视监视，恐怕您就不会要我把她带走了。如今只好由我来担这个风险，上校。为了不给您添麻烦，死了人由我负责。”
我明白了，他根本不会带梅梅到教堂去，大概连教堂门口都不会经过。然而，更严重的是，听了他最后这几句话，我竟然没有阻拦他。后来，这件事一直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本来我有好几张好牌，而他只有一张，可是，他还是凭这张牌逼得我干了一件违心的事。
“好吧，大夫，”我说，“今天晚上我派人去收拾街角那所房子。不过，我有言在先，是我把您撵走的，不是您主动走的。您这样对待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信任，他早晚会和您算这笔账的。”
我本来以为这几句话准会激得他火冒三丈，正等着他发作一通。然而，他却把他自尊的全部分量压到了我的身上。
“您是个体面人，上校，”他说，“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这件事就用不着您来提醒我了。”
他站起身来，脸上没有露出胜利的神情。用这种方式报答我们八年来的关照，他甚至也没感到满意。我觉得沮丧不安，心里乱成一团。那天夜里，从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我看到死神正在步步逼近。是啊，我多么自私，由于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在后半生我将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他呢，却坦然自若地说：
“至于梅梅，你们用酒精给她搓一搓。千万别给她吃泻药。”
10
外祖父回到妈妈身旁。妈妈呆呆地坐在那儿，衣服、帽子都在椅子上，可是人好像不在了。外祖父走过来，看见妈妈愣愣怔怔的，在她眼前晃了晃手杖说：“醒醒，孩子。”妈妈眨眨眼，摇摇头。“想什么呢？”外祖父问。她勉强地笑了笑说：“我在想‘小狗’啊。”
外祖父在她身边坐下去，把下巴支在手杖上，说：“真巧啊，我也在想他。”
他们谈得很投机。说话的时候，谁也不看谁。妈妈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拍打着胳臂。外祖父坐在妈妈旁边，下巴还是支在手杖上。就是这样，他们还是谈得很投机。我和亚伯拉罕一起去找鲁克莱西娅的时候，也是谈得这么投机。
我对亚伯拉罕说：“我可等不了啦。”亚伯拉罕老是走在我前面，大约差三步的样子。他头也不回地说：“还不行，再过一会儿。”我说：“过一会儿该吹了。”亚伯拉罕还是没回头，我觉出他在偷偷地傻笑，流着哈喇子，像牛饮完水嘴唇上滴滴答答地流水一样。他说：“得等到五点左右才行。”他朝前跑了几步，又说：“现在去，非砸锅不可。”我执拗地说：“不管怎么着，我就是等不了啦。”他扭过头来看看我，又跑起来，一边跑一边说：“好吧，那就去吧。”
到鲁克莱西垭家得穿过五个院子，院子里长满了树，有好多水沟，还要翻过一道绿色的矮墙，那里有许多蜥蜴。从前，那个矮小子就在这儿用女人的声音唱歌。亚伯拉罕飞速地跑过去，像一块金属片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发光，背后有只狗在一个劲地汪汪叫。跑了一会儿，他站住了。我们来到窗前，小声叫道：“鲁克莱西娅。”声音座得很低，好像她睡着了似的。但其实，她没睡。她光着脚，坐在床上，穿着一件浆过的宽大的白袍子，衣襟一直垂到脚脖子。
听见有人喊，鲁克莱西娅抬起头，目光在屋子里一扫，最后落到我们身上。她的眼又大又圆，像石鸻鸟的眼睛。看见我们，她笑了，朝屋子中央走过来，张着嘴，露出了整齐的小牙齿。她的头圆圆的，头发剪得和男孩子一样。走到屋子中央，她收起笑容，猫下腰，看着屋门，两手伸到脚踝骨，慢慢地把长袍撩起来，故意慢吞吞的，撩拨人。我和亚伯拉罕趴在窗子上。鲁克莱西娅撩起长袍，把嘴一咧作了个怪相，呼呼地喘着粗气。她那像石鸻鸟一样的大眼睛闪烁着灼亮的光芒，凝视着我们。她用长袍遮住脸，满不在乎地站在卧室中央。我们看见了她白嫩的肚皮，再往下变成深蓝色。她的两条腿紧紧地并拢在一起，使劲使得直打颤。忽然，她猛地把脸露了出来，用食指指着我们，发亮的眼睛几乎要跳出眼眶。她大声喊叫着，全家都听到了。房门一开，一个女人吵吵嚷嚷地走了出来：“你们干吗不跟你们自己妈闹去！”
我们有几天没去看鲁克莱西娅了。这些日子，光顾着穿过树林到河边去玩了。要是能早点儿离开这里，亚伯拉罕一定会等着我的。可是，外祖父一动也不动。他坐在妈妈身边，下巴支在手杖上。我看着他，透过镜片仔细看着他的眼睛。他大概觉出了我在盯着他，忽然深深地叹了口气，晃动一下身子，用喑哑悲凉的声音对妈妈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
随后，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停放死尸的地方走过去。
我是第二次到这间屋子里来。第一次是十年前。当时，屋里的布置和现在一模一样。好像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没动过屋里的东西，或者说，从很久以前那个清晨他和梅梅搬到这里住的时候起，他就再没关心过自己的生活。纸都放在原处，桌子、几件普通衣服和所有其他东西也都在原来的地方。回想起我和“小狗”到这儿来为他和地方当局居中调停，真仿佛是昨天的事情。
那时，香蕉公司把我们压榨够了，带着当初带来的垃圾中的垃圾离开了马孔多。“枯枝败叶”——一九一五年繁荣的马孔多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也随之而去，留下的是一座衰落的村庄和四家萧条破败的商店。村里人无所事事，整日里怨天尤人。想想过去那种繁华的景象，再看看现在这种困顿的、毫无生气的痛苦生活，他们感到十分烦恼，只有大选的日子（那是个阴沉可怖的礼拜天）还算有点盼头。
就在半年前，一天清早，这栋房子的大门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帖。谁也没去注意这张帖，好长时间它一直贴在那儿。后来，下了几场毛毛雨，帖子上模糊不清的字被冲掉了，最后，二月底的几场风把它给吹跑了。可是，快到一九一八年年底的那个时候，临近大选，政府认为必须使选民保持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当时有人向新的当局提起了这位孤僻的大夫。其实，他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了解他。但他们告发说：有个印第安女人，在和他姘居的头几年里，开过一家小药铺，生意十分兴隆。那阵子，无论多么不起眼的小买卖，在马孔多都能发大财。他们说：从某一天起（谁也不记得是哪一天，连哪一年也记不清了），药铺就再也没开门。大家以为梅梅和医生一定还躲在里面，吃他们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蔬菜。但街角的那张匿名帖上说，大夫害怕镇上人假手梅梅给他的饭里下毒，就杀死了他的姘头，把她埋在了菜园子里。这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当时根本没有人想害死大夫。照我看，地方上其实早把他丢到脑后了，但赶巧了这一年政府把心腹派去加强警察局和警卫队，这才又想起了他，把匿名帖上杜撰的事翻了出来。地方当局派人砸开大门，搜查了他家，在院子里挖地三尺，还把粪池翻腾了一气，试图找到梅梅的尸体，结果连她的影子也没找到。
那一次，他们很可能把大夫拖走，毒打一顿，然后借口政府办事讲究干脆利落，在广场上把他杀死了事。就在这当口，“小狗”出面干涉了。他来到我家，邀我一道去看大夫。他相信，关于事情的原委，我可以从大夫嘴里得到一个满意的说明。
我们从后门进去，没想到躺在吊床上的竟是一具骷髅。人世间最可怕的莫过于骷髅，而这位来路不明的公民的骨头架子更是惊人的可怕。看见我们进来，他从吊床上欠起身。只见他浑身上下尽是灰尘，屋里其他东西也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他面如死灰，只有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睛里还保留着我所熟悉的强大的内在力量。我觉得只要用手指甲在他身上一划，他立刻就会裂成几块，瞬时散架。他的小胡子没了，但不是贴着皮肤刮的，而是用剪刀胡乱剪的，下巴上看不见又密又硬的胡楂儿，只有些又软又白的绒毛。看见他坐在吊床上，我心里想：这简直不像人样了，活像一具僵尸，只有两只眼睛还活着。
他说起话来还是像反刍动物那样慢吞吞的，跟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说：没什么可说的。他大概以为我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便告诉我们说，警察砸开大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在院子里用镐刨地。他讲话的口吻不像是在抗议，而且恐怕连抱怨、诉苦也说不上。
关于梅梅的事，他解释了几句，听上去挺幼稚可笑的。不过从他说话的口气来看，倒真像有那么回事。他说梅梅走了，就这么简单。铺子一歇业，梅梅在家里闲得无聊，平时不和人说话，跟外界也不来往。他说有一天，他看见梅梅在收拾箱子，什么也没对他说。后来，她换上出门的衣服，穿上高跟鞋，手里提着箱子往门口一站，还是什么也不说，似乎就是摆出个样子来，好教他知道她要走了。他说：“于是我站起来，把抽屉里的钱都给了她。”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夫？”
他说：“您照我的头发估摸一下吧。这还是她给理的哪。”在这次会面中，“小狗”很少讲话。自打一进屋，看到大夫——这是他在马孔多十五年中唯一一个闻名而未见面的人——那副模样起，他就有点懵里懵懂的。我发现这两个人真是长得太像了（也许因为大夫剪掉了胡子，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小狗”）。两个人倒不是长相一模一样，但是很像亲兄弟，其中一个要年长几岁，更加瘦小干枯。他们的面部特征就像亲兄弟一样类似，只是一个长得像爸爸，一个更像妈妈。忽然，我想起那天夜晚我们在走廊上进行的最后一次交谈。我说：
“这位就是‘小狗’，大夫。上次您答应过要去拜访他的。”
他笑了，看了看神父说：“是有这么回事，上校。不知为什么我没去。”他还在看“小狗”，上下打量着他。这时候，“小狗”开口说话了。
“有个好开头，就不怕什么晚不晚的，”他说，“我很高兴跟您交个朋友。”
我发现，“小狗”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失去了平时那股锐气，讲起话来畏畏缩缩的，不像他在布道坛上那样声若洪钟、斩钉截铁。平时他宣读《布里斯托年鉴》的天气预报时，总是那么声色倶厉，咄咄逼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再往后就是那天夜里的事了。当时，人们苦苦哀求，要大夫去照看伤员，可他却连门也不肯开。人们这才高喊出那个可怕的判决（现在我正在阻止人们执行这个判决），又是“小狗”出面干涉，救了他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