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败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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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月，人们时常看到他在黄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发馆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别人在理发馆门口聚成一堆儿一堆儿地聊闲天，旁边撂着活动梳妆台，或是高脚凳子，这些是理发匠搬到大街上来，让顾客享受享受傍晚的凉爽天气的。
公司的医生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他的谋生手段，可他们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马孔多已经没有一个病人记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门了。这时候，香蕉公司的一位医生向镇长建议，要求全镇的专业人士来一次登记注册。礼拜一，在广场四角贴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认为与己无关。还是我找他谈，告诉他最好去办个手续。他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地回答我说：“我不去，上校。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测的那样是个法国人，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过了几个礼拜，镇长和镇长秘书来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证件，登记他的行医执照。他索性连房门也不出。直到这一天——他在我们家住了五年，和我们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呢。
自从我在教堂里看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药店和她谈心之后，我开始注意到我们家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临街小屋。十七岁的人了（当时我刚满十七岁），这点事还是能够注意到的。后来我才知道是继母上的锁，而且不许人碰房间里的东西。里面有大夫买吊床以前睡过的床铺，还有装药品的小桌子。他没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去，只把他在万事亨通的那几年积攒下来的钱拿走了（这笔钱估计少不了，他在我们家没有什么开销，后来梅梅用这笔钱开了个药铺子）。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种语言出版的旧报纸堆里，还有脸盆和几件没用的衣服。这些东西似乎都沾上了继母说的什么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离开我们家三年以后）。因为我记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盘算着把马丁安置在那间屋里。结婚以后，我也打算住进去。总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继母闲聊的时候，我甚至提出来，现在应该把锁拿掉，解除那道不许进入这间温暖和煦的屋子的毫无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给我缝制嫁衣之前，谁也没有直接和我谈过大夫的事，更没有讲过那间屋子的事。屋子似乎还是大夫的，是他身体的一个碎片，只要家里还有人记得他，他和我们家就永远是藕断丝连。
本来一年前我就要结婚的。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影响，当时我对周围事物的印象很淡薄。给我准备婚事的那几个月里，我对许多事的确还是糊里糊涂的。我记得，在跟马丁结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个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影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间小屋里，和我靠得近一些，这样我才能感到他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在梦幻中相识的未婚夫。可是，我没有勇气和继母谈这些想法。当然，最自然的莫过于直接对她说：“我要去把锁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户跟前，把床抵着靠里的墙。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门的过梁上插一枝芦荟。”但是，我胆小，没有决断力，再说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样一个飘飘忽忽的人。我只记得他是个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仅有的具体的东西大约就是那撇亮闪闪的小胡子、略向左偏的脑袋和从不离身的四个纽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过了一天。他先是在办公室里和爸爸谈话，话题总不离一桩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秘生意。下午，我和马丁陪继母到树林去散步。傍晚回来的时候，他走在我身边，离我很近。在绯红的晚霞中，我觉得他更是虚无缥渺、似有若无。我心里明白，我永远也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人，在他身上我永远也不会找到某种坚实的东西。否则，一想起他我就会勇气百倍、毫不踌躇地说：“我去给马丁收拾一下那个房间。”
直到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年，“我要和他结婚了”这个想法，对我来说还是难以置信的。我是在二月间为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认识他的。当时，我们几个姑娘唱着歌，拍着巴掌，尽情地嬉戏，这是唯一允许我们享受的娱乐活动。马孔多有一家电影院，一架公共唱机和其他娱乐场所。可是，爸爸和继母都反对我这种岁数的姑娘到那里去玩。他们说：“那是给‘枯枝败叶’玩的地方。”
二月，中午天气炎热。继母和我坐在走廊上，缉一件白衣服，爸爸在睡午觉。我们做着半截活儿，他拖着一双木屐走过去，用脸盆倒凉水冲脑袋。晚上，气候凉爽，天空邈远，整个镇上都能听见为孩子守灵的妇女们的歌声。
我们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那天晚上，梅梅·奥罗斯科的声音仿佛比哪一天都更悦耳。她身材瘦削、干枯、僵硬，像把扫帚，可是她唱得比谁都好听。歌声刚一停顿，赫诺维娃·加西亚就说：“外面坐着一个外乡人。”大概除了蕾梅黛丝＇1＇·奥罗斯科以外，大家都停止不唱了。赫诺维娃·加西亚又说：“想想看，他穿着一件外套，一整夜都在不停地说话，而其他人都一声不吭，听得津津有味。他穿了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挽着裤腿，露出系松紧带的袜子和带眼儿的靴子。”梅梅·奥罗斯科还在唱。我们拍起巴掌，齐声喊道：“咱们和他成亲去吧。”
后来，我在家里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真的。说话的人似乎是几个虚幻的妇女，她们在一户死了个虚幻的孩子的人家里唱歌、拍巴掌。
另外有几个妇女在旁边抽烟。她们板着脸，老在提防着什么，兀鹫一样的脖子朝我们伸着。我们背后还有一个女人，坐在通风的门洞里，用一条黑色的大围巾连脑袋一齐包了起来，等着咖啡煮沸。蓦地，一个男人的声音加入了我们的合唱。一开头，这声音有些慌乱，跟我们合不上拍，后来，声音变得铿锵有力，在空中来回激荡，好像在教堂里唱诗一般。赫诺维娃·加西亚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肋骨。我抬起头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年轻、整洁，领子浆得硬挺挺的，外套上四个纽扣扣得整整齐齐。他正在注视着我。
听人说他十二月回来，我想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小屋子最适合他住了。可是我不敢去想，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马丁，马丁，马丁。”这个名字，我反复琢磨，多次咀嚼，把它拆成一个一个的字母。对我来说，这个名字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来含义。
从灵堂出来的时候，他在我眼前晃动着一只空碗，说：“从咖啡里我看出了您的运气。”在姑娘们的前簇后拥下，我朝门口走去。这时候又听见他低沉、轻柔却极具说服力的声音：“请数七颗星星，准能梦见我。”走过大门时，我看到帕洛盖马多的孩子躺在一口小棺材里，脸上涂了一层米磨的粉，嘴上有一朵玫瑰花，眼睛用细小的木棒撑开。他死在二月，气味还不算太大，房间里的热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和紫罗兰的芳香。在笼罩着死者的肃穆的气氛中，又响起那个萦回在我耳际的声音：“记住！请数七颗星星。”
七月，他来到我们家。他喜欢斜倚在栏杆的花盆上。他说：“想想看，我从来没有看过您的眼睛。这是对恋爱胆怯的男人的秘密。”是啊，我的确不记得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到十二月我就要和马丁结成终身伴侣了。可现在都七月了，我还说不出他的眸子是什么颜色。记得六个月以前，一个二月的中午，万籁倶寂，只有两条蜈蚣，一公一母，在盥洗室的地板上缠绕在一起。每逢礼拜二就到这儿来的讨饭女人要走了一枝蜜蜂花。马丁穿着扣好纽扣的外套，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地说：“我能叫您每时每刻都想念我。我把您的相片贴在了门后头，在眼睛上别上了别针。”听了这话，赫诺维娃·加西亚笑得要死，她说：“这套玩意儿都是跟那些瓜希拉人学来的。”
似乎是三月底，他经常在我们家出出进进的，和爸爸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跟爸爸讲那件事有多么多么重要，究竟是什么事我一直也没弄清楚。现在，我结婚已经十一年了。从他出门那天——他从火车的车窗里对我说“再见”，要我在他回来之前好好照看孩子——算起，也过去九年了。这九年里，他杳无音信。爸爸帮助过马丁安排这次一去不返的旅行，可是他也绝口不提他回来的事。在婚后的三年当中，我一直觉得他不如我头两次看到他的时候那样具体，那样实在。先是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之后是三月里的一个礼拜天，我和赫诺维娃·加西亚从教堂回来，他独自一人伫立在旅店门口，两手插在四个纽扣的外套的侧兜里。他说：“现在您得想我一辈子了，相片上的别针掉下来了。”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紧张，听起来似乎确有其事。可即使真有这种事，也教人感到难以置信。赫诺维娃固执地说：“这都是瓜希拉人的破烂玩意儿。”三个月后，她就要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了，可当时的她板着面孔，显得一本正经的。马丁说：“一想到马孔多有人怀念我，我就放心了。”赫诺维娃·加西亚瞟着他，气得脸色都变了。她说：
“混账东西！这件四个纽扣的外套非得烂在他身上不可。”
＇1＇蕾梅黛丝昵称梅梅。
7
在小镇居民的眼里，他是个怪人。也许他自己并不希望这样。看得出来，他一个劲儿地想要表现出通达人情、和蔼可亲的样子，可大家还是挺讨厌他的。他虽然生活在马孔多人当中，可对过去的回忆使得他和他们之间横着一道鸿沟。他试图做出改变，却无济于事。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他，把他当成长期潜藏在黑暗角落里的阴森可怖的野兽，重露面时难免令人觉得举动失常，形迹可疑。
每天傍晚，从理发馆回来，他就往小屋里一躲，这一阵子，连晚饭也不吃了。一开头家里人以为他是累了，回来以后直接上床，一觉睡到大天亮。没过多久，我觉察出夜里有些不寻常的事。每到夜静更深，就能听到他像疯子一样在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瞎折腾，仿佛在跟他过去的幽灵打交道。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斗，过去的他在奋力保卫自己的性格：孤僻、坚毅不屈、说一不二；而现在的他一心一意地要摆脱过去的他。我听到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直到黎明，一直闹到自己疲惫不堪，他无形的敌人也精疲力竭才罢休。
后来，他把裹腿丢在一边不用了，开始天天洗澡，还往衣服上洒香水。他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只有我才看得出来。过了几个月，他的变化更大了。我对他已经不单单是谅解和容忍，而且还觉得他很可怜。我可怜他倒不是因为他故意摆出一副焕然一新的面貌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而是因为别的。每天晚上他躲在屋里，从靴子上往下抠泥巴，在脸盆里把抹布弄湿，往那双穿过多年、破烂不堪的鞋子上擦鞋油。他把鞋刷子和盛鞋油的盒子藏在席子底下，不让别人瞧见，仿佛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因为大多数男人到了他这个岁数，都变得沉着稳重、规规矩矩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他怪可怜的。实际上，他正经历着迟到的单调的青春期。他像小伙子一样，讲究起穿戴来了，每天夜里用手当熨斗，硬是把衣服压出线条来。然而，他到底不年轻了，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可以谈谈自己的憧憬或幻灭。
镇上人大概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不久，便有人说他爱上了理发匠的女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不过这种流言使我明白了，这些年他之所以那样不讲卫生、吊儿郞当的，原来是因为独身生活和生理性烦躁在深深地折磨着他。
每天下午，人们都看见他到理发馆去，穿得越来越讲究，假领衬衫，袖口上是金晃晃的袖扣，干干净净的裤子，熨得平展展的，只是腰带还系在裤襻外面。他好像一个精心打扮的新郎，走起路来带着一股廉价肥皂的香气，或像一个在恋爱场中屡遭失败的恋人，虽然已经过了那个年纪，还得像初恋那样手捧鲜花登门求亲。
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九〇九年年初。镇上的风言风语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人们确实看见他每天下午坐在理发馆，和各处来的人闲聊，可是谁也不敢说他曾经见着过理发匠的女儿。我觉得这些流言蜚语真是恶毒透了。大家都知道，一年前理发匠的女儿中了邪祟，一直没好，这一生恐怕很难嫁出去了。听说是有个妖精——一个无形的男人——缠着她。那个妖精大把大把地往她的饭碗里撒黄土，搅浑水缸里的水，把理发馆的镜子弄得照不见人，还动手打她，打得她鼻青脸肿的。“小狗”白费了不少力气，用圣带抽她给她驱邪，用圣水圣物给她治病，还给她念咒。实在没法儿了，理发匠的老婆把中了邪的姑娘关在屋里，往地上撒上一把一把的米，让她和那个冥冥中的求婚者共度了一个冷寂、阴森的蜜月。过后，马孔多人居然说理发匠的姑娘怀孕了。
没过一年，再也没人盼着她能生个一男半女的了。人们的好奇心就开始转移，说什么大夫爱上了她。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中邪的姑娘一直关在屋子里，等不到求亲的人上门，早已化为灰烬了。
因此，我心里明白，这个说法不是什么有根据的推测，而是一种狠毒的、恶意编造的流言。直到一九〇九年年底，大夫还是每天都到理发馆去，人们也还是风言风语地说什么他们要结婚。可是谁也不敢肯定大夫在场的时候姑娘曾经出来过，也不敢说他们之间什么时候谈过一言半语的。
十三年前的九月和今年的九月一样，也是这么炎热，这么死气沉沉。继母动手给我缝制嫁衣。每天下午，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走廊上缝衣服，旁边摆着几盆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