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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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
“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
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
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
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赤卫队”的崛起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蓖鹾槲钠闷咔仙蹋谥飨ㄉ匣瓴皇厣帷？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安亭事件真相！贰渡虾9と烁锩旆醋芩玖畈康囊徽磐跖啤贰兑桓鲈旆炊釉钡目夭稹吠鹾槲姆淖拧俺辔蓝印背傻那τ〈ィа狼谐莸溃骸拔颐恰ぷ芩尽惨笤煊呗郏 ？
《解放日报》事件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在第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