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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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第九章 血洗“联司”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五月九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的际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常“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除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扯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
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尽匕埽 甭砩嫌小傲尽钡摹罢绞俊鼻袄础靶薷摹保选笆ぁ弊指哺牵某伞鞍堋弊郑选鞍堋弊指某伞笆ぁ弊郑闪恕啊胶臁匕埽？
‘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
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贰D恰按笳伟鞘帧保挥餮远侵刚糯呵拧？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校“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小邪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
充满辣味的“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