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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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
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当过五年半的兵
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一贯道在“满洲国”盛行。一贯道原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来张光壁成为该会的“师尊”之后，榷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改称一贯道。自从张光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贯道的势力就在“满洲国”蔓延开来。那个小脚女人和她的丈夫，成了一贯道的门徒。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在农村，她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活鲜菜肴。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常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精神。……当年跟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抄…“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他，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虽说复员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安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
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那是在一九六○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万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
那个恨，那个气，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他想，他是个党员，是个复员军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吵呀，闹呀，无济于事。一九六○年十月五日，王洪文只得踏上驶在崇明岛的轮船，离开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虽说刚到崇明的时候，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上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河边泥涂，到处是这“横行”的家伙！
崇明的鸟叫声，也唤起王洪文的喜悦。他从上海带去了小口径步枪，摆下了与鸟儿“宣战”的架势。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勾画当年王洪文的形象。
有一回，王洪文扛着锹，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阳西下，收工的哨声响了，却不见王洪文的影子。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带队的同志在芦苇丛中找到了他。他弯着腰，低着头，正在那里跟螃蟹展开“运动战”呢！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脖，”脖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发着时光，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个混了过去。
既然王洪文无意于“技术饭”，想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要他在崇明留下来，当个农场干部。
王洪文的脸顿时煞白，连声说：“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他终于“逃”回了上海。
科长梦的破灭
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八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复员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就在这时，技校学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
“哪怕是当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楼的二楼，望着从嘴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道。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颇爱显山露水。难怪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抢着走在华国锋之前。
渐渐地，王洪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小家庭添丁进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先是生了个女儿，取名亚萍，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亚军；最后，又添了个小儿子，取名亚民。
他呢，又抽烟，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他听妻子说，她是崔家领养的女儿。他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好在他在保卫科工作，跟公安部门常来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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