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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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一九七三年四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潘国平；我记住了。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捧不起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
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以下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天水同志：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原注）。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二十一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潘对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首长”指王洪文——引者注），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原注），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说：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颈！
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恨透了他。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王洪文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
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一九六七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出追捕他的人甩掉了……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一九七三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象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
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仟悔之意的信：洪文、秀珍二同志：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
回顾自己在文比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十一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十一月二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春桥“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第十三章 建立“第二武装”
飞回钓鱼台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