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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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警示信号或许就是她，帕蒂，避开沃尔特的方式。一月份她在两场比赛中见到他，简单说了几句话，但那之后他错过了好几场比赛。后来，沃尔特多次通过电话留言，她却一次都没有回复，她意识到这是因为她不好意思向他承认自己多么经常地和伊丽莎在一起。但是，照顾身患癌症的好友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同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如果她对了解真相有着哪怕一点点的兴趣，那么听听同学们关于圣诞老人的冷嘲热讽又能有多难呢？她扔掉了那一大株一品红，尽管它还没有枯萎。
二月底的一个雪天，黄昏时分，沃尔特终于逮到了帕蒂。那天与金地鼠队对阵的是本赛季排名最靠前的强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熊队。当时帕蒂正对全世界都冷眼相向，这得归功于早上她和当天过生日的妈妈打的那通电话。帕蒂本已决心不去多说自己的事，以免再次发现乔伊斯根本不听她说话，对她们篮球队劲敌的排名也压根儿不感兴趣，但她甚至没有机会来运用这种自制，因为外百老汇正在重排《婚礼的成员》，帕蒂的大妹妹在耶鲁教授的大加鼓励下，参加了主角的竞逐，最终被选为候补演员，这显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妹妹或许将因此从耶鲁大学休学，住回家中，开始全力在戏剧方面发展，乔伊斯对此欣喜万分，喋喋不休，哪还顾得上帕蒂。
在威尔逊图书馆那个冷清清的砖墙拐角处瞥到沃尔特时，帕蒂立刻转身走开，但他追了过来。他那顶大大的皮帽子上已经积了一层雪，脸红得就像导航灯。尽管他试着微笑，努力表现得友好，但当问起帕蒂有没有收到他的电话留言时，声音还是有些颤抖。
“我只是太忙了，”帕蒂说，“很抱歉，我没有给你回电话。”
“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还是我怎么冒犯了你？”
他感到受伤和愤怒，而她讨厌这一切。
“不，不，完全没有。”
“要不是担心会不断打搅你，我原本会打更多的电话。”
“我只是真的，真的太忙了。”她小声说着，雪纷纷落下。
“替你接电话的那人听上去已经非常讨厌我了，因为我不断留下同样的口信。”
“哦，她的房间正好在电话旁边，所以。你会理解的。她有很多口信要转告。”
“我不明白，”沃尔特说，几乎要哭了，“你希望我不要再打搅你吗？是这样吗？”
她讨厌这样的情形，讨厌这样。
“我确实只是太忙了，”她说，“事实上，今晚就有一场重要的比赛，所以。”
“不对，”沃尔特说，“你心里有事，怎么了？你看上去很不开心！”
她不想提起和妈妈的对话，因为她正试图将大脑调整到比赛状态，此时最好不要去多想那些烦心事。但是沃尔特如此迫切地坚持要得到她的解释——似乎都不只是为了他的感情，几乎是在为了公平而坚持——她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
“是这样，”她说，“你得发誓绝不告诉理查德，”就在这样说的同时，帕蒂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理解这条禁令，“伊丽莎得了白血病。非常严重。”
令她吃惊的是，沃尔特笑了。“这不太可能。”
“可这是真的，”她说，“无论你觉得可不可能。”
“好吧。那她还在吸食海洛因吗？”
他比她大两岁，这个她之前没怎么注意过的事实突然凸显出来。
“她得了白血病，”帕蒂说，“海洛因的事我不知道。”
“就连理查德都知道不能碰那东西。相信我，这很能说明问题。”
“我完全不知道。”
沃尔特点点头，笑了。“那你可真是个可爱的人。”
“我的确不知道，”帕蒂说，“现在我要去吃饭了，并为晚上的比赛做好准备。”
“今晚我不能去看你打球了，”在她转身准备离开时他说，“我想去，可今晚有哈里·布莱克门的演讲。我必须去听。”
她恼火地转过身。“没问题。”
“他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罗伊诉韦德案就是他写的判决书。”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差点没为他立个神龛，天天烧香。你不用告诉我哈里·布莱克门是什么人。”
“哦，不好意思。”
雪花在两人之间打着旋。
“好吧，我不会再打搅你了，”沃尔特说，“我为伊丽莎感到难过，希望她没事。”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自述人谁都不怪，不怪伊丽莎，不怪乔伊斯，也不怪沃尔特，只怪她自己。像所有运动员一样，帕蒂也多次遭遇过投篮屡屡不中的阶段，也一样有过大失水准的比赛表现，但即使在最不如意的晚上，她也总能从更广一些的视野中找到安慰，比如球队、体育精神，或体育的重要性；队友们鼓励的喊叫声，半场休息时她们那驱走霉运的善意嘲弄，球触筐后反弹和黄油手的主题变奏曲，还有那些她自己曾无数次喊过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给她带去真正的安慰。她一向需要篮球，因为篮球总能够拯救她，在她的人生中，她唯一确信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是篮球，这个忠实的伙伴，陪着少女时代的她度过了无数夏日。每次投篮得分后俯身击掌，每次罚球全中后和队友搂成一团，每位队友下场时举手击掌，不停喊叫着“肖娜好样的！”“就该这么打，凯茜！”“空心球入篮，呜—呼！呜—呼！”，这一切就像人们在教堂中不断重复的那些活动，在非教徒眼里显得平淡乏味，甚或有些假惺惺，但却成了她的第二天性，意义重大，是她得以不假思索就打出好球的得力助手。她从来不会为这些行为感到难为情，就像她明白在场上跑来跑去必然会大汗淋漓一样。当然，女子体育并不总是一团和气，一派轻松。拥抱背后是有增无减的竞争压力、相互间的道德评判和极度的不耐烦：肖娜指责帕蒂第一传总是传给凯茜，而不怎么传给她；而当反应迟钝的替补中锋阿比·史密斯又一次运出跳球，然后丢了球时，帕蒂也会大为光火；玛丽·简·罗拉贝克始终对凯茜心怀不满，因为尽管她们是一同从圣保罗中央中学出来的两个球星，但凯茜在二年级时却没有邀请她和自己、帕蒂、肖娜同住；当有前途的新晋队员或者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压力下表现失常，每个先发球员都会不无罪恶感地暗暗松上一口气，等等，等等，等等。但是，竞技运动依赖的就是参与者的全身心投入和相互信任，在初中，或者最迟在高中，一旦你全盘接受了这种精神，那么当你来到体育馆换好衣服，你就什么都不必多想，因为你知道问题的答案，这答案就是球队，任何琐碎的个人烦恼都会被抛在一边。
和沃尔特碰面之后，心情烦乱的帕蒂很可能没有好好吃晚饭。从踏入威廉姆斯竞技场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肯定自己有些不对劲。熊队成员都是些大块头，球风粗野，先发队员中有三名身高均在六英尺或以上，而特雷德韦尔教练的战术是这样：在攻防转换中消耗对方，然后在熊队防守成型之前，让队里个头较小的球员，尤其是帕蒂，迅速突破得分；防守上，她们要打得比平时更有攻击性，尽早使熊队的两个主要得分手犯规。金地鼠队赢球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赢了，就可以在全国非官方排名中跻身前二十，这个成绩将会是帕蒂役内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所以，在这样一个晚上失去她的信念，这实在是糟糕之极。
帕蒂的内心深处有种奇怪的无力感。她像平时一样做了伸展运动，但她的肌肉有些不听使唤。队友们大声的鼓励让她心烦意乱，胸口紧绷，她觉得不好意思也那样大声喊回去。她虽然成功地把所有与伊丽莎有关的事情都屏蔽在了思绪之外，却无法不去想自己的运动生涯再过上一个半赛季就将永远地画上句号，而大妹妹却可以继续向前，做一辈子名演员，由此看出，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篮球运动上是多么的不靠谱，而多年以来她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地始终忽视妈妈对这个后果的一再暗示。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绝不是她在大赛中该有的念头。
“做你自己就好，好好打，”特雷德韦尔教练对她说，“谁是我们的领帅？”
“我是我们的领帅。”
“大声说。”
“我是我们的领帅。”
“大声说！”
“我是我们的领帅！”
如果你有过参与团体性运动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在这样喊过话后，帕蒂立刻会感到自己更加强大，注意力更加集中，也更想去带头打好这场比赛。这套小把戏起作用的方式还真是有趣——通过简单的几个字传递信心。做热身运动时，她感觉很好，和熊队队员握手，感觉对方在打量她，知道她们已经听说她是金地鼠队的主力得分手和进攻组织者时，她依旧感觉很好；为了取胜，她将自己往日的威名像盔甲一样披戴上身。然而，一旦进入正式比赛，信心就开始迅速流失，而再想从场外获得新的信心补给则是不可能的。帕蒂确实有一次顺利的快攻上篮得分，但那之后，对她而言，那晚就结束了。从第二分钟开始，喉头的硬块就告诉她，她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惨败。熊队的对手比她高两英寸、重三十磅，弹跳高度更是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但她的问题并不仅仅出在硬件条件上，这些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她失去了求胜的决心。面对熊队队员的体格优势，她心中并没有燃起竞争的烈火，也没有像教练指示的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拼抢，相反，她被这样的不公击败了：她开始可怜她自己。熊队采用了全场紧逼盯人战术，结果发现效果好极了。肖娜抢到篮板后将球传给了帕蒂，但因为被堵在角落，她放弃了投篮。她再次拿到球，球却出界了。她再次拿到球，佯攻时直接将球传给了对方球员，仿佛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教练要求暂停，告诉她站位时站得再靠前些；但熊队队员就在那里等着她。她长传失误，球飞进了观众席。为了逼走喉头的硬块，同时试着调动起疯狂的劲头，她因冲撞而犯了规。她跳投时缺乏弹力，两次在三秒区内丢球，教练把她叫出来，说了几句。
“我的女孩哪去了？我的主攻手怎么不见了？”
“今晚我没状态。”
“你当然有，但你需要启动它，它就在你体内，把它找出来。”
“好的。”
“大声说。把它释放出来。”
帕蒂摇摇头。“我不想把它释放出来。”
教练俯下身，凝视着她的脸，而帕蒂下了好大决心才逼迫自己迎向教练的眼睛。
“谁是我们的领帅？”
“我是。”
“大声说。”
“我做不到。”
“你希望我把你换下来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不！”
“那就给我出去好好打。我们需要你。无论你心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比赛后再聊，好吗？”
“好的。”
这新一轮的输血在帕蒂体内甚至还未循环一周就直接流失了。为了队友，她继续留在场上，但她又成了过去那个谦让的帕蒂，她跟着比赛走，而不是去主导比赛，更愿意传球而非投篮。之后，她连年头更久的毛病都复发了：在球场外围进行远距离跳投，换作别晚，当中或许会进上几球，但那晚不行。想在篮球场上有所隐藏是多么困难！帕蒂在防守上屡屡失利，而每一次的失败似乎都使下一次的失败变得更加有可能。虽然在后来的人生中，当她和严重的抑郁症交上了朋友，那晚的感觉于她已是家常便饭，但在那个二月的夜晚，这还是个可怕的全新体验：感觉球赛在身边旋转，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内；直觉告诉她，每一次的得球和失球，双脚在地面上的每一声重响，试图对抗专注而投入的熊队队员的每一个瞬间，半场休息时每一位队友在她肩头的友好拍打，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说明她的失败、她未来的虚无和抗争的无效。
下半场过半时，金地鼠队落后二十五分，教练最终还是把帕蒂撤了下来。被换下场之后，她立刻活过来一点点。她又能叫出声了，她鼓舞着队友，像个迫切的新手那样和她们击掌，沉醉于这种身份的降低（从比赛主角沦为拉拉队队员），对于心怀怜悯的队友过于小心的安慰所带来的耻辱，她全心拥抱。她觉得在自己一败涂地之后，就应该像这样被轻视、被羞辱。沉浸在如此的失败当中，是她全天里感觉最好的时候。
后来，在更衣室，她关闭耳朵忍受了教练冗长的说教，然后坐在长椅上哭泣了半个小时。队友们体贴地没有来安慰她，由得她这般发泄一场。
穿上风雪大衣，戴好金地鼠队的针织帽，帕蒂去了诺斯罗普纪念礼堂，希望布莱克门的演讲或许还没有结束。但礼堂的灯已经灭了，门锁着。她想先回宿舍，给沃尔特打个电话，但随即意识到自己眼下真正想做的就是中断训练，大醉一场。她沿着积雪的街道来到伊丽莎的公寓，在这里，她又意识到她心里真正想做的其实是冲着自己的朋友大声嚷嚷，骂她一顿。
伊丽莎不想让她上去，她在对讲机里说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也累了。
“不行，你一定得让我上去，”帕蒂说，“没什么好商量的。”
伊丽莎开门让她进去，然后就躺倒在沙发上。她穿着睡衣，听着某种节奏感强劲的爵士乐。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倦怠和陈旧的烟味。帕蒂靠近沙发站着，没有脱大衣，融化的雪水沿着她的运动鞋往下流。她看着伊丽莎是怎样慢慢地呼吸着，然后又花了多长时间才把想要开口说话的念头付诸行动——她脸上的肌肉先是不由自主地抽动，随后渐渐得到控制，最终喃喃问出一句：“比赛怎么样？”
帕蒂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很显然伊丽莎已经忘记她的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对着伊丽莎嚷嚷似乎已经没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