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生哲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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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视党外人士的“精兵简政”意见，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连续“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封锁，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内，解放区遭到了极大的困难，部队给养不足，群众的负担也很重。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米脂县参议会会长李鼎铭先生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其主要内容大致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一议案提出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他反复看了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段落圈了起来，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当“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鼓掌走到台前，深刻地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上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队伍，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评论“精兵简政”提案在参议会上获得通过，把它提高到政策的高度来推广实行。在两年多时间里，就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在精兵方面，部队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机关，一部分人民充实到战斗单位；一部分人员送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与深造；一些老弱残废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工作。在简政方面，精简了机构，精简了人员，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单位减少至22个，边区减少了13000多人的经费粮食预算，边区政府建立了合署办公制度。合署办公前，各厅局共有700来人。合署办公后，只有280来人，占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各抗日根据地 “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以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
后来，毛泽东把这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借追悼张思德的机会，阐发了一个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十分重要的原则。他深刻地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41＇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作中的错误仍然是勇于承担责任，多作自我批评，在坚持真理当中为人民利益修正错误。
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做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此外，他还就查田定产、扫盲和失业人员登记工作中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作为中央主席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坦率地解剖自己，不能不使人感动。
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严重的困难，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一次灾难性挫折。毛泽东对所谓“三年大跃进”中政策上的失误，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带头承担责任，带领全国人民纠正错误，克服三年困难。1960年12月27日，毛泽东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认为，庐山会议后工作上有所失误。他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像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同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对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反思。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灾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是很深刻自我批评。他讲到：“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的自我批评是很诚恳的。他还讲到：“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毛泽东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值得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认为自己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他说：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要人们相信确实有个时间问题，过了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人们会对毛泽东身上的这种崇高精神产生出敬佩之情。
“当人民的勤务员”
王恕焕
如前所述，为谁服务，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人生目的观的基本问题。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人民群众是主人，干部是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
第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2＇这句话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也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远远超越于封建君主和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根本之处。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谁主宰历史的命运，谁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或者说，谁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谁是社会历史的主人？这是几千年无数思想家、政治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是承认个人创造历史，还是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分歧。在历史唯心主义者看来，人民群众不过是“群氓”、“愚民”、“愚昧落后”，是被统治者。历史是由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等少数人物创造的。决定历史发展的，不过是少数几个历史人物。而历史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民。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正确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阐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说：“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43＇这里讲的“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人类就无法获得衣、食、住等方面的物质生活资料，就不能生活，就谈不上进行任何其他诸如政治、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活动，就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离开生产活动，人类本身的生存也都不可能。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是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没有人民群众的劳动，任何精神财富，什么文化，都不能形成，不可能存在。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运动往往表现为阶级斗争，并且只有通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解决。列宁说过：“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4＇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就不能摧毁旧的社会制度，改变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中国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动力作用。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5＇
毛泽东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他说：“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群众中间，什么是根本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46＇他还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7＇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尤其是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阐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这一真理。我们党正是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才能赢得战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列宁说得好：“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48＇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的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的管理、监督和社会建设，才有社会主义可言。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它不是按上级的命令创立的，它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毛泽东在长期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把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坚信群众的无限创造力，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他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49＇比如，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他在闭幕词中提出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决心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50＇再如，建国后，毛泽东在1951年底领导“三反”、“五反”斗争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消除腐败现象，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60年代初的暂时困难时期，他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克服了严重的困难。每当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他就高兴了，就深信一定会胜利，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度群众观点、巨大魄力和革命乐观主义。
毛泽东把群众当作主人，自己当作仆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常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给老百姓当勤务员。建国以后，人民群众翻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干部是社会和人民的公仆。他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51＇他十分强调社会公仆和勤务员，必须诚心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要处于人民群众的切实监督之下，防止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