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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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面对会场上一齐投来的关注的目光，他言简意赅，开门见山：“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屏息倾听周恩来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没有避开有人攻击共产主义的锋芒，这点让大家非常钦佩。他们想听中国总理怎样解决亚非各国的不同看法。周恩来继续往下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共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折冲樽俎（11）
在共同的基础上，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恩来以他独特的视角提出：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根据这些原则，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解决一些有分歧的问题的观点：
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周恩来接下来一一解决了人们对中国的误解：
——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
——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如何认识新中国：“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在周恩来的书面报告和补充发言中，会场上的人们多次听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无论与会的国家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或是不愿意接受，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正如周恩来在4月23日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再次强调的：
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
为使会议不至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从而最终达成协议，周恩来以更为求同存异的精神说：
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
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
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周恩来的这种精神，消除了会议的重要障碍，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4月24日晚，亚非会议胜利闭幕，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
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有人这样评价：
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结识了包括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西哈努克亲王、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会上，周恩来还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人成为关系密切的合作者。
折冲樽俎（12）
一些原先与周恩来并不相识的人，尽管遵从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却从此与周恩来成为朋友。
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品尝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感叹万隆之行：
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的随员冈田晃也对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作为高崎达之助的翻译，在万隆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最初的印象是：“皮肤白皙、头脑清楚的美男子”。这就是为全世界知名的周总理吗？他那温文儒雅的风度令人惊诧……
后来，在万隆会议过去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人们仍念念不忘周恩来。
当年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后来这样回忆说：
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探索 调整 建设中的总理
反对冒进（1）
反对冒进，曲折探索，促“退”的做法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新中国成立后，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建设中来，在这种空前高涨的热情下，自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显著的建设成就面前，人们急于求成的心情也逐渐膨胀。到1955年，人们在本来还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一点火药味：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对《决议》中提到的问题，周恩来在闭幕会上的发言中，作了这样的回应：
对资本主义，他的看法是——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在过渡时期被消灭；不过，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一面。
对农业合作化，他提出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这次全会，我们充分地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不敢去领导农村合作化的右倾思想。但是，当着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合作社有了更大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又必须预防那种盲目乐观的“左”倾情绪和那种可能发生的违反自愿互利政策的“左”倾错误。
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同样反对两种倾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同样会发生或右或“左”的两种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在周恩来眼中，反对两种倾向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对那种盲目乐观、急躁冒进倾向的逐渐滋长，周恩来表示了更多的担忧。
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年，既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l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搞建设的主要战略意图。
反对冒进（2）
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建设速度的一种急躁，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
毛泽东认定：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的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联系的，也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还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
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他表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17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的，从这年1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1953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这股风一吹，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地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