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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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观众们都大声欢呼着。那位海军司令的部下，都称他为〃邓大人〃。
那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一张来自市革委会的烫金请帖，邀请我去上海展览馆参加春节联欢会。每张请帖准许两人进场，所以我让那位年轻朋友陪我去。那天天气很好，为着节假日期间的公共汽车特别拥挤，我们宁可冒着零下的气温徒步而去。
我们来到了展览馆，一辆辆轿车，打我们身边嗖嗖而过，屁股后扬起的阵阵尘埃，落了我们一头一脸。大厦外的停车场里，停满了由专人驾驶的轿车。但多数来宾与我们一样，是步行进入会场的。看来，似是上海的头面人物，都应邀而来了。我猜想我的名额，可能是由妇联报上去的。因为在人丛中我看见小组里有好几个人都来了。
在入口处我们出示了请帖，就走进大厅。里面开足了暖气，室温很高，反而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取暖设备，所以对此很不习惯。燠热的空气，令我额上都淌起汗来了。我们赶快把棉袄、毛衣及短大衣脱下，让它们高高地堆在存衣处一大垛众人脱下的衣服上。那个年轻朋友急于要去看展览馆里的内部商店，这家商店为上海市民所熟悉却又无权享受。
她告诉我，她曾向自己的朋友和邻居炫耀过，她将随我来参加这个联欢活动，所以他们都要她趁此机会，替他们购买一些期望已久而在普通商店根本不供应的物品。
我跟她说我们是来参加联欢活动的，那至少总得各处露露腔敷衍一下，再去内部商店。她很顺从地答应了，颇不耐烦地跟着我勉强在大厅四处兜了一下。人们有的在做游戏，舞台上正在上演文艺节目，自助餐厅供应各式点心。因为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就溜出去了，直奔那富有诱惑力的商店。
令我那小伙伴沮丧不已的，不但因为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工作人员己在限制入场人数了。我们得在外边排队等候。
待轮到我们被准入内时，货物已有一半售罄了。但我们仍购了价值数千的商品，从开司米大衣到不锈钢有柄锅。我们每人都提着鼓鼓的四提包物件，因此当我们回到入口的存衣处时，已是摇摇晃晃，狼狈不堪。在馆外，根本就叫不到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于是，我那小伙伴只好打电话回家，让她两个弟弟骑着自行车来〃援助〃。我们伫立在外边凛冽朔风之中等着她弟弟，另外也有不少夹着大包小包的，与我们一样索索候在刺骨的寒意之中。唯独那些享有专人驾驶座车的人，却是仪态潇洒，轻松自如，没有大包小包之累。因为，他们自有他们那个级别的内部供应来源。
春节后两天，我们马路两边的弄堂里，开始筑起临时房屋。它们只是用木杆、竹竿及破砖碎瓦，靠着花园围墙而支起的临时小棚屋。弄堂里的树木，都因地制宜地被圈围起来充当屋柱。不久，树上韵叶子都脱落了，树干也枯萎了。这种小棚屋都一一分配给各个家有数日的住户。里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起初，居委会要求我们不要将大门关闭，以便可以让他们使用我们花园里的水龙头。但后来，接二连三有住户报告丢失东西，因此才专门在每条弄堂里的尽头安上个水龙头供他们使用。每天清晨有一个清洁管理站的女工，到他们这里来倒马桶，那散发出来的恶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朱太太告诉我，在弄堂里搭建临时房屋之事，是由一位在文革中爬上去的区政府干部决定的。她之所以选中我们这条弄堂来安置这些拆迁户，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住户们从前的阶级敌人及资本家们，过得太清净太舒服了。因此在我们之中掺进大批无产阶级，对我们大有〃好处〃。我听了后很为此吃惊，问朱太太为何大家都不吭声，朱太太说：〃准敢得罪这些新上来的官？苦头还没吃怕？〃紧捩着我们大门两侧，都各有一间小棚屋，开始时，尚勉勉强强还留有个走道让我们进出，但渐渐地，连这巴掌大的一块空地，都被他们堆起了杂物，上面还盖上破塑料布及已发臭的草席以遮灰防雨。此时，那过道已被蚕食至只剩两英尺之宽。
男孩子们在我们门前随地小便，晾衣绳径自横穿我们大门拉出去。从早到晚，这里噪声不绝，还夹杂着收音机播出的不同曲目。我们那〃太清净太整洁〃的弄堂，当然已不再清静也不整洁了。花园里都没法去，也没这胃口去凉台上伫立一下。但朱家与我都对此心照不宣，敢怒而不敢言。我们都十分清楚，〃阶级斗争〃这根弦，仍然还潜在，那些受极左哲学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的官员，不可能即刻有所改变的。这已成为他们一种第二本能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懂得以其他思想方法来代替那已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所以说，要不是共产党上层领导勇于全面、彻底地摈弃那〃左〃的一套陈词滥调，那些顽固不化的极左分子根本不可能从他们的官位上给撤下来，以便让新鲜的血液增补进去。这些对此心怀叵测的干部，也就必然一有机会，便要重弹极左老调，以对抗他们认为是背叛了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的新政策。目前，邓小平的权力较之一九八零年，已大大巩固了，但那些顽固的极左分子，仍是他面临的魂棘手的难题。从另一方面说，只要这个症结不解除，那么一旦邓小平离职后，中国的情况，仍会有突变的可能。
我与朱家虽说已获平反，但我们在社会上地位尚属不稳，因此我们愿与这些新邻居和平共处，甚或尽可能给予他们各种帮助照顾厩，以提供他们方便。比如，我们让他们把食物置放在我们冰箱里，还借给他们扫帚拖把之类。那位女造反起家的干部，没将那小棚屋安在我们花园里，已是谢天谢地了。假如她要这么做，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能弄堂里其他那些不属过去的阶级敌人或资本家之类的，便没我们这般驯服了。因为鲁英跟我和朱太太为此打了招呼，而居委会也告诉大家，说那幢住宅大楼正在营造之中，是专供这些拆迁户居住的，待大楼竣工，他们就将搬回去了，这条弄堂就会恢复原状的。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接待了好几位来自国外的亲友，其中包括我的妹妹海伦及她丈夫。当我在文革中大难不死的消息传到欧洲及北美后，许多朋友都给我写信问好。一九八零年七月，我收到老朋友约翰·埃特斯爵士（sir。ohnaddis）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访问中国，并在八月份抵达上海。他问我，届时能否与他见面。约翰·埃特斯是个汉学家，他很欣赏中国文化，对此颇有研究。我与丈夫早在四十年代就结识他了。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任英国驻华代理大使时，常来我家作客。后来他任驻菲律宾的英国大使时，我们也是常有交往的。一九六五年他到中国来休假时，也来上海看望我。也是位有名的瓷器收藏家，他的许多收藏品，都赠给大英博物馆珍藏。我很愿意听他对我所收集的珍品的评鉴。
一九七二年我还在因监时，在报上读到，他被派往北京任首席大使的消息。一九七三年我出狱后，当时的形势，无法使我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在一九七四年，还是从报上得知，他离开北京告老退休了。这次收到他的来信，我当然十分希望能与他见面；但我又不愿此事令政府对我生疑，以至影响了我的出国。因此，在答复约翰以前，我就去向户籍警老李请示了。
我在派出所找到老李，他从里面办公室出来，隔着桌予在我对面坐下。我说：〃我收到一封原驻北京的英国大使一封信，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将要来上海访问。现在他写信来问我，能否与我见面。〃说着，我便把他的信拿出来逐字逐句地译成中文读给他听。
老李听完后，一言不发。我便问他：〃你看我应该见他吗？〃〃那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私事。〃老李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见他？〃我又问他。
〃假如你不见他，他不是会觉得很奇怪吗？〃老李说。
〃你认为，我应该与他见面？〃我说，试探着他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没这么说。要不要见他，这纯属你个人的私事。〃他颇显不耐烦地说。
〃我想听听领导的意见。约翰·埃特斯是一位大使，不是那种教师之类普通人，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告诉老李。
〃我不能对你的私事发表意见。〃老李说。
〃好吧，既然这样，我还是写信告诉他我不能与他见面。〃我说。
〃我又没说你不准见他。〃〃那么我应该见他？〃〃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老李说。
我蓦地悟过来了，我这是给老李出了个难题了。我已领会，他是同意我与约翰见面，但又不愿负公然表态的责任。因此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要与他见面。〃。
老李笑着说道：〃那完全由你个人决定。〃〃你看我可以请他来吃饭吗？'，我问他。
〃你那阿姨做的莱，适宜招待一位大使吗？另外，你们门口外那些小棚屋怎么办呢？他在文革前来过你们家，这样一来，他对你现在的居住条件又会有什么想法呢？〃他在不觉中提醒我的几句，倒显得很实在。
〃好吧，那我带他去饭店吃饭。谢谢你对我的提醒。〃我从条凳上起身打算告辞了。
老李也起身说：〃我又没说什么，〃他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私事。〃〃反正，我感谢你听我汇报了这件事。至于约翰来沪的具体日期，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我说毕，就回家给约翰写回信了。
七月底一个炎炎的暑日，我收到一份来自公安局的印刷信，通知我去面晤。待我赶到那里，接待室除了我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他显得很是焦虑不安，一味在几张长凳间踱步，并不时撞在那些凳角上。看见我进来，他就问我：〃你来这儿是领取护照吗？〃我点点头坐下。他在我跟前站定，紧张地问：〃你想你会被批准呢，还是被退回？〃〃我想很快就会知晓了。〃我说。
〃如果被退回了，还可以再申请吗？〃他问我。
〃还是坐下来安静地等着吧，我不知还可不可以再申请，待轮到你时，可以去问问他们。〃我跟他说。
他兀然坐下，双目却紧盯着那紧闭着的房门。门开启了，他猛一下跳了起来。但叫的却是我。显然，他比约定时间来得早了一点。
我随手关上门在写字桌前坐下，将那封印刷信摊在桌上。
那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申请去美国的护照吗？〃〃是的。〃〃你去旅游的目的呢？〃他问。
〃我去探望我妹妹，为了亲人团圆。〃我说。
〃你还想游览其他国家吗？〃〃是的。一路过去，我想看看加拿大及欧洲的朋友。〃我答道。
〃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吧？〃〃到处都有朋友。〃他拉开抽屉，取出那份我盼望已久的护照说；〃你的申请批准了，给你护照。政府希望你们能早日与亲人团圆。你可以去美国看望你妹妹，也可四处转转看看你的朋友。见到他们时，动员他们来中国看看，跟他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新变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情况。让台湾台胞也回来看看嘛，他们完全可以来去自由。〃〃我在台湾没有熟人。〃我说。
〃那你就动员在香港的朋友们回来联营合资嘛，动员大家回来看看。〃他说。
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瞥了一眼护照上的照片，以核实一下有没有差错。
〃你一到美国，就向当地中国领事馆报到注册。〃那人对我说。
〃我妹妹住在加州，那边没有中国使馆。〃糟说。
〃那地方没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他似有点不相信。
〃我妹妹住在郊区。〃我说着就走了。
在门口，我与那急撞而入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
下一步，就要去美国领事馆签证了。为了避免大清早候在门口排队，我就给上海渣打银行经理，一位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打了个电话。那个时期，要造访外国居民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不是在外资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是不敢轻易这样做的。
我是经过好几天的深思熟虑，才冒险来到圆明园路渣打银行办事处。在四十年代初，我与丈夫，曾和英国及香港的渣打银行分行有过来往。目前这位继任的经理，对我们应当还是有印象的。文革以前，他们来过我家。因此我到那边，那位年轻的英国经理又惊又喜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香港和英国的银行工作人员，曾听说我已在文化革命中身亡了。并说，我的死讯，已被美国新闻记者斯旦莱·卡诺（staneey karnovr）写入他的著作《毛泽东和中国》（mao and china）一文之中。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韩素音，在她的自传里记载着此事。
我请他立即转告香港分行，我仍活着，而且健康无恙。然后，我请他在美领馆托个熟人，为我特约个时间办一下签证。他说，美领事馆的几个职员，都与他同住一幢专供外国侨民居住的公寓里。他会把我的情况转告他们的。
两天后，我去美领事馆取得了签证。
11月初，约翰·埃特斯爵士抵达上海了。我告诉他，我确定在秋天离开中国。我俩坐在宾馆宽敞休息室内两张安乐椅上谈着话。在房间一端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服务员，他可以对我们的举止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他是听不清我们的谈话内容的。但我没提及自己的囚禁和女儿的死，我只是跟他谈了一下有关我的平反及曼萍的追悼会之事。我也告诉他，我的文物瓷器已被归还了，并已将其中十五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他问是否可上我家看看留存下来的珍品。因为他在一个中午将有一次官方的宴请，我请他在同一天去东风饭店晚餐。东风饭店是过去的上海夜总会，典型英国式的格局，曾享有〃东方最长的酒吧〃之称。我说：〃我看看，可否在餐后安排一下请你来我家。〃〃我想看看，你最近几年是怎样过的。〃约翰说。
当我告诉老李，约翰先生已抵达上海，并已与他会晤过后，老李就问我：〃你有无把你自己及女儿的遭遇告诉他？〃〃他对文化革命已十分了解。他自己就驻在北京，当然对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会觉得奇怪了。〃我跟他说。
〃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老李说。
〃我知道他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包括党员。我想他对中国实在很了解。〃〃他对中国友好吗？〃〃噢，非常友好。否则，他怎么会被邀请来华呢？〃老李显然松了口气。在他看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