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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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十分健谈，讲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利用她在各地演讲的机会，撺弄她讲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语。比如，一次，有人递纸条问她：〃如果你有机会见到邓小平，但只允许你与他提一个忠告，以你的亲历，你会说什么？〃说到这里，郑念如小女孩样眨眨眼睛调皮地反问我：〃你猜我怎么回答他？〃不等我回答，她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我对他说，我会给邓小平一个忠告，那就是：no more smoking！（不要再吸烟了！）〃她告诉我，上海亲人已将梅平的骨灰带出来了，她要携她去夏威夷海葬。她微笑着说：〃是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她带回上海。〃说到这里，她有点哽咽，她又说，她已在遗嘱中交待，自己身后骨灰同样撒入太平洋。现今，母女终可在黄浦江汇合了。上海张开温暖的怀抱等着远行女儿的还乡。
不止是一个优雅女性的生死劫羊城晚报2009年11月17日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郑念是谁？…□沈嘉禄消息传到本地纸媒，已经晚了一个星期。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
郑念是谁？不少青年读者也许会生出些许隔膜。但在20年前，她以《上海生与死》一书刺痛了中国人的心，整个世界也被震惊。这本小说…其实是个人的传记，也许是十年动乱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该书是用英文写成的，1987年在英美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大陆在次年推出了中译本，译者是当红小说家程乃珊和潘佐君。据说大陆至少有两个版本，分别由不同出版社推出。此书的出版，在思想解放激起的炫目浪花中，被视作文化环境大大改善的实证。
但也许是伤痕文学已经退潮了，中国作家开始向先锋与乡土寻找疆域，此书像一缕青烟一样散开。文学批评界对郑念的冷淡无法否认，是因为它出自一位业余作家之手，还是因为文本不那么先锋或寻根？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篇从文本入手，从个人际遇深入到国民精神去回顾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的评论文章。
94岁了，一个老太太，夏天时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热水烫伤，虽住院医治，但还是因导致细菌感染，引起大面积溃疡、体能衰竭而溘然去世。
郑念的经历也许很适宜小说的叙述：她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毕业于燕京大学，30年代负笈英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间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并随夫姓…可见是一个老派女性。据说他们曾在一个很激进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过经济学。1939年夫妇俩完成学业并获得相应学位后归国，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于是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郑康琪进入外交部，被派到澳大利亚任外交官员，一呆就是7年。郑念相夫教子，过着衣食无忧的上层生活。1948年秋，他们回到上海，丈夫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办事处主任。
1949年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没有赴台，而是选择留在上海，可以说，他们对新政权是信任的，至少是有期待的。所以，解放后郑康琪曾任上海市政府的外交顾问，后来又成为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按照西方评论家的说法，〃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
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刺耳，还算比较客观。丈夫去世后，郑念也进入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这是不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呢？不得而知。但到了1966年，风云突变。
1966年到1973年，整整7年，郑念是在上海看守所里度过的。就在她陷身囹圄时，他们的独生女儿郑梅萍死于不明原因。
相关媒体的报道说：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
这个说法也不错，但如果从文本来分析的话，就会觉得过于简单。作为一本传记色彩浓烈的小说，细节的力量足以表明纪实类文本往往比虚构类作品更具剜心剔肉的刺痛感，让20年后的我仍然感到坐立不安。我对中产阶级的生活兴趣不大，但对郑念的狱中生活的描写至今印象鲜活。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在巨大落差之下还是咬紧牙关活下去，需要坚韧与智慧，更让人动情的是，她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撑起作为人的尊严。比如在衣服都烂掉的情况下，她还是凑一些破布缝制了一只胸罩。这是生活方式吗？不，这是对自己，也是对看守所里的狱警的尊重。后来，〃九一三事件〃后，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的她由于营养不良，牙龈溃烂，体内持续出血，被疑为患了子宫癌，警方在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将她释放。郑念要求给个说法，遭到拒绝后她表示宁愿待在狱里，除非有关方面向她道歉，最后她是被推出看守所的。
1980年9月，郑念去了美国。临出国前，她把抄家发还的珍贵古瓷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上海生与死》在西方受到好评，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郑念是用这本书取悦西方舆论，这是一种很蛮横的惯性思维。与有些小说…比如《花轿泪》不同的是，郑念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遭遇之中而喋喋不休地倾诉以争取异邦读者的眼泪，而是对体制及国民性有深层次思考，我认为这就是超越与突破，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回忆录了。今天，在王蒙老师认定的文学繁荣局面中，这样的作品仍然太少。我们对历史的态度，不能用〃向前看〃一句话轻轻带过，对昨天经历的故意漠视与遗忘，直接的后果就是对前方的迷茫与模糊。我希望这小说能够再版，至少让我们的后代读一读，而不至于一提起相去不远的苦难，他们就塞住耳朵大叫：那是旧社会的事啊！我不要听。
缺少历史感和反思自觉的下一代，如何担当国家的未来！这份忧虑，要求我们静静地怀念一个刚刚离去的女性。
余英时：介绍《上海生与死》与《一滴泪》
郑念是1915年出生的，今年、就是2009年11月2号过去的。她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叫《上海生与死》，是非常著名的。1986年先在英国出版，后来1984年在美国。（原文如此）这本书教育了西方读者整整三代。书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畅销书，重要的杂志上都转载，自从林语堂以后还没有看到有《上海生与死》这样轰动的。
郑念是什么人呢？她是一位书香门第的女孩子，燕京大学毕业的。然后三十年代就到伦敦去读书，读的是非常有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当时在这个学院里面有很重要的思想家，提倡费边社的，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套思想的。
她本来姓姚，叫姚念媛。后来她嫁了丈夫，是郑先生。郑先生是叫郑康琪，他原来的时候也在伦敦读书、读博士学位。所以两个认识、然后就结婚了。郑先生后来就进入中国的外交界，到1948年他还是在澳洲做总领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不过，国民党崩溃以后，他跟他的夫人、就是郑念，同时回到中国。他们厌倦了战争，也不想去台湾，在中国英国的石油公司、shell公司，请她先生做上海的总经理。所以这样的关系，他就是给共产党的中国解决石油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当时周恩来很重视他们夫妇，而且鼓励他们这样做的。
所以这一段开始的生活很好，可惜57年她的先生过去了。先生过去以后，本来她还接任做shell的特别顾问，也是帮中国解决石油问题，同时在英国石油公司跟中国政府之间谈判的时候，她可以中间做一个调停的人，也发生很正面的作用，所以很得双方的信任。
不过，她的工作是跟政治本来没有关系的，可是文革一来她就倒霉了。文革的时候她就被抓起来，然后她就关在监牢里很久，差不多到73年才被放。她有一个女儿，出来以后才发现女儿已经死了。说是自杀，其实是红卫兵杀掉的。
她在监牢里，是以美国特务、英国特务名义抓进去的。他们想把她打成特务，然后由她牵涉到周恩来，就把周恩来也打垮。她当然不承认，她是很爱国才回去的，否则她早就可以生活得很好。
所以女儿之死，是她一生最伤心的事情。所以80年出来以后，英国的石油公司把她丈夫和她自己的一些储蓄存款都还给她，所以她在美国还可以过一个相当好的日子，所以就在华盛顿住下来了。
在这个期间，就是84、85、86，她就开始写她的自传。这个自传就是《上海生与死》，写得非常得生动。她主要是对她女儿的死绝对不甘心的。他们要女儿说她是美国特务、证实这一点，女儿不肯，然后就被打死了。详细情形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有机会去看她英文的原文。
海外好象有译本，但是她并不满意。她自己晚年想把它译成中文也没有译成了，她没有这个时间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书。这个书表现她一方面爱自己的国家，一方面也不是糊涂到把国家跟党放成一块儿。她开始对共产党也是很敬佩的，才去给它做事。到后来，发现共产党、毛泽东，至少毛泽东时代是这样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她绝对不肯屈服。
在监牢里，怎么样打她、怎么样说她，怎么样用酷刑，她都不屈服半点。所以，出来写这样一个提倡自由社会的重要的书。这个书在美国果然引起重大的反应，在海外中国人作家中间、中国读者群中间，也起了不得了的作用。
你说这个书写是1987年，87年时候还对邓小平、赵紫阳，书的最后表示她的关切，希望改革成功。可见她彻头彻尾不是一个乱骂中国的人，是尤其爱中国的人。她对共产党也没有完全说彻底反对它，只希望它经过改进以后，可以进入一个文明的社会，这是她所想望的。
可是这一点愿望它就是达不到，所以她后来就坚决不肯再回上海。像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第一，把中国的真相真正告诉美国人，同时也表现中国人中间还有这样有教养、有才能、而又不激愤、非常心平气和，但同时又是感情丰沛，这是非常难得的结合。一方面非常理智，一方面感情深厚，这样的书又能动人、又能服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所以她这个成就是极其伟大的。
现在她过去了，但是我相信她的精神如果中国人能够接触到，一定会发生正面的好的影响。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作者，比她小个5岁，现在还活着，健康还很好，就是巫宁坤先生。他写的一本英文的、在1993年写的《一滴泪》，同样写他怎么样爱国回去、从芝加哥回去，1951年回去，然后就怎么样打成右派，最后文革怎么样种种遭遇，他写得也是极为动人。
郑念的书是绝对最畅销的书，巫先生的书虽然没有她的那样畅销，也相当流行。所以已经印成平装版，卖得非常多。后来他自己在2002年又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这个书非常值得一读的。
所以，我们有中国这些老一辈的知识界的人，能够这样得有骨气，不会对权威随便屈服，但是同时又对自己的国家非常爱护，希望它走上一个文明的、健康的道路。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例子最可以看出来，中国这个国家是大家的，党是一党的，不能混为一谈。政府如果是一党专政，也是属于党的，也不能跟国家划等号。
所以这些概念在今天都相当模糊了。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两位先生，一位女的已经过去了、一位是男的，还健在、精神还很好，巫先生现在还经常写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将来一定会起来的。不是现在这个大国崛起，现在只是一种铜臭的、赚了外国人钱、把外国人的钱骗到中国来投资，在这个地方发财的，此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在文明上，一点也没有看到中国在这个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什么了不得的进步。
一座圣女的丰碑纪念郑念女士2011…1…12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的那个秋天，一艘邮轮离开上海的码头向大洋的彼岸驰去。一位瘦弱的老妇人，在凄厉的雨声中，面对阴霾笼罩下，昔日繁华几近丧失殆尽的一座座高楼，怆然泪下。这位曾经的北洋重臣家的千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毕业生，这位民国外交家的妻子，50年代大陆仅有的外资企业，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助理，此时袋中仅有二十块美金，和一些替换衣物。泪水和着雨水滴落在甲板上，流进了黄浦江。撒落在她工作，成长之处，她那英年早逝的丈夫的安息地和那被恶势力吞噬了的她唯一爱女的上海滩。她不停的默念到：〃我再也不回来了，我再也不回来了。〃这不是电影戏剧中的场景，而是真实的那个时代的一幕。在几年之后震撼了西方政坛文坛的一部自传体小说《生死在上海》中，记录下了那一刻：〃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
《生死在上海》的出版，以个人的亲历，将十年文革的鉄幕撕开一条裂缝，将人和人性所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摧残，灵与肉所受的空前的逼迫，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世界的面前。血泪的控诉，将铁幕后的一切与赫斯威辛集中营，罗马斗兽场，宗教裁判所等捆绑在了一起，使之在世界文明史的耻辱柱上刻上那恶者的名。尤其是郑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