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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2部分

小说: 755年:中国盛衰之交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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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段“千里送荔枝”的往事。现广东有荔枝品种名曰“妃子笑”。』

有“解语之花”杨贵妃陪伴在身边,玄宗的日子如诗般美好,他真是恨不得自己再年轻些。然而,惊天动地的消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谎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万,号称20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指长安与洛阳)。十一月十五,安禄山起兵反唐6天后,消息才传到骊山华清宫。

此时,正值华清宫梅花怒放,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击羯鼓赏梅,杨国忠直奔进来,大叫:“安禄山反了!”竟然是一脸兴奋之色。玄宗毫不惊讶,但并非他已经预料到安禄山谋反,而是根本不信,天真地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杨贵妃也在一旁帮腔:“陛下待禄山甚厚,几似家人父子一般,他若恃宠生骄,习成狂肆,或未可知。至如造反一事,他未必敢然。他子庆宗,尚主留京,他若造反,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三个人的态度各有不同,极见微妙之处。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

朝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

皇帝确实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

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5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话。

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任宰相李林甫阴狠毒辣、老谋深算,每次会见安禄山,必定先派人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揣摩安的意图,所以,安禄山一见李林甫又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有隙”。

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19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

安禄山一见到玄宗,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500余人,为中郎将的有3000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

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立即进谏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怎么可以为宰相呢!制书如下,恐四夷有轻我大唐之心。”玄宗一想有理,这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注:唐初制度,诏敕制书都由中书省和门下省有文才者草写。乾封(666年~668年)以后,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之。因为这些文士经常在北门候进止,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中宗在位时,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专门负责草写诏敕制书。唐玄宗即位后,设置翰林院,在禁中延引文章之士,下至僧人、道士,及书、画、琴、棋、数术之士皆置之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张垍当时皆供奉于翰林院。』

安禄山逗留在京城两月,玄宗恩宠无比,杨国忠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安禄山将回范阳的时候,玄宗在望春亭为他饯行,亲自斟酒三杯,赐给安禄山。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就叩头谢恩。玄宗此时还对安禄山有极高的期望,说:“西北二虏,都委托你镇驭啦!你,休负朕望!”安禄山得意地说:“臣蒙皇上厚恩,怎敢怠慢!只要有我安禄山一日,外敌就决不能入侵一步。”玄宗听了十分高兴,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亲自披到安禄山身上,这是无上的恩宠。玄宗还对众臣说:“你们这些官员,如果都能像安禄山一样为朕效忠,朕就高枕无忧了。”

安禄山心中却是相当警惕,生怕杨国忠奏请玄宗把他留在京师,赶紧谢恩拜辞。他一走下望春楼,便立即上马,疾驰出关。玄宗远远看见,不但不怀疑,还认为这是安禄山为人憨厚,受宠则惊。为了抚慰“憨厚”的安禄山,玄宗又命高力士赶去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安禄山饯行。玄宗不曾想到的是,这,是他与安禄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面。此后不久,他们就由温情脉脉的君臣变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

高力士送行回来后,玄宗特意问他:“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看上去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大概是愤恨没有当上宰相。”预备任命安禄山为相一事当时没有外人知道。杨国忠在一旁阴险地说:“这肯定是预备起草制书的张垍泄露了消息。”玄宗大怒,贬黜张均为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张垍为卢溪(今湖南泸溪)司马,张垍弟给事中张俶为宜春(今江西宜春)司马。

张垍娶玄宗女宁亲公主,为玄宗女婿,之前一直亲贵无比。玄宗因为杨国忠一句挑拨的话便如此不近人情,对安禄山的宠信由此可见一斑。张垍为此怀恨在心。他后来投降安禄山,与玄宗轻率地处理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安禄山这次来京,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杨国忠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因此一旦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骑马飞奔出了潼关。出关后,早有心腹接应,然后到淇门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还嫌船太慢,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的惊惧。

平安返回范阳后,安禄山仍然心有余悸,忧虑不自安。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指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下决心起兵叛乱,进攻唐朝。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被杨国忠逼着走到了这一步。

而长安的玄宗却没有丝毫怀疑,因为杨贵妃喜欢这个安禄山胡儿(大杨贵妃许多岁的安禄山称杨贵妃为母),甚至杨国忠告“安禄山欲反”时,杨贵妃还为安禄山辩解。公平地说,杨贵妃并不像之前的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那样有勃勃的政治野心,她自始至终没有干涉过朝政,然而,玄宗对她无以伦比的宠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以致她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著名的“红颜祸水”。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玄宗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玄宗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玄宗,二人还没有说话,玄宗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玄宗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玄宗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琳回京后,对玄宗盛言安禄山是如何的竭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

杨国忠、韦见素为了削弱安禄山的兵权,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玄宗也未采纳。

当杨国忠正在想方设法除掉安禄山时,安禄山也针锋相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预谋叛变。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指使京兆尹李岘(不久便被杨国忠排斥出朝)包围了安禄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当时杨国忠杀李超并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打算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激怒安禄山,期望对方赶紧造反,以表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好取信于玄宗。而玄宗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安禄山最喜欢的长子安庆宗当时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义郡主,住在京师长安。玄宗一直不相信安禄山要造反,安庆宗在京城为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庆宗见杨国忠日夜催逼,便秘密派人将京师的种种情况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心中大为恐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玄宗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不再上当,均置之不理。

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3000匹,每匹牵马夫2人,以蕃将22人护送,车300辆,每辆车夫3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玄宗,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玄宗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玄宗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它小错将辅璆琳处死,但对安禄山竟没有采取丝毫戒备的措施。

即使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玄宗还是几乎无法相信安禄山起兵谋反的事实。他是何等信任安禄山呀!许多人都说过安禄山将要谋反,可玄宗是怎么做的呢?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而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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