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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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权势日张，操持国柄，为祸酷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宦官魏忠贤家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皇帝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色变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满清入关后，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但始终没有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重新回到安史之乱的话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安思顺，他因为事先反复上奏说安禄山将要谋反，所以虽然为安禄山族弟，这次没有受到牵连。但玄宗还是不放心，削去了他的节度使兵权，改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以为这下该高枕无忧了，哪知道大对头哥舒翰尚在一旁虎视眈眈。后哥舒翰驻守潼关，主掌天下兵权，就肆意报怨，诬告安思顺与安禄山暗中串通，还让人伪造了他们互通的来往文书，故意扔在关门外。然后抓了安思顺，献给朝廷。玄宗也不问青红皂白，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一并被杀。
叛军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兵不血刃地横扫蹂躏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叛军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西南）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黄河水浅，为了迅速渡过黄河，叛军用长绳系结破船、草木等横于黄河之上，一夜寒风冰冻后，结如同一座浮桥。借助这座浮桥，叛军轻而易举地踏冰越过黄河天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偷袭了灵昌郡。至此，安禄山叛军进入了河南道境内，进逼重要关隘陈留郡（今河南开封）。
刚升任河南节度使的张介然前脚刚进陈留，后脚就被安禄山大军包围，闻叛军已至，遂匆忙率兵登城，坚守要害之处。然而，陈留守城士兵大都是临时招募，这些人不但从未上过沙场，就连刀剑都没好好摸过，一听到叛军震天动地的号角鼓噪之声，顿时吓得胆战心惊，全身发抖，连盔甲也无法穿上。等到叛军一攻城，守军立刻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声势浩大，难以与其抗衡，竟出城投降，张介然被俘。
此时，安禄山得到来自长安的消息，得知儿子安庆宗被唐朝所杀后，为痛失爱子而捶胸顿足，恸哭不已。为泄私恨，他竟把张介然和陈留降将、降卒上万名全部残忍杀死，血流成河。陈留太守郭纳也未能幸免。陈留为运河的重要港口。它的失守，直接导致唐朝廷的南方供应线被切断。
十二月初八，叛军到达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诐领兵拒守。然而，叛军鼓角之声一响，守城唐军见识到叛军声势，吓得纷纷从城头上跌落下来，即所谓“众闻鼓声，自坠如雨”，无人敢战。荥阳因此沦陷，太守崔无诐被俘，为安禄山杀害。
荥阳为洛阳的东面门户，荥阳失守，洛阳门户洞开，危在旦夕。安禄山率军进入河南道以来，屡战屡胜，军心大振，气焰更加嚣张。所以在攻下荥阳之后未及休整，安禄山留其部将武令珣守荥阳，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径直进袭洛阳。
当时负责保卫洛阳的唐军主帅正是封常清。封常清因为部下都是新招募的白徒新兵，没有战斗力，便将部队屯于武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拒叛军。封常清先率骁骑出战，杀数百人。不久，叛军主力赶到。封常清虽然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前锋部队，多是骁勇善战的精锐骑兵。而叛军通常一上阵就首先用骑兵冲锋，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叛军铁骑冲垮。叛军横冲直撞，势如破竹，唐军大败。封常清收拾残部，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遭惨败。封常清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受重创。
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安禄山纵兵鼓噪，叛军自四门入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封常清且战且退，率残部与叛军在洛阳城内展开惨烈巷战，先血战于都亭驿，大败。退守宣仁门，又败。最后，封常清只好忍痛率领败兵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撤走。为了防止叛军追击，于途中“伐大木塞道以殿”。
这样，东都洛阳便落入安禄山之手。河南尹达奚珣，曾经在几个月前上书提醒玄宗，怀疑安禄山献马一事有异谋，然而叛军一到，便立即投降了安禄山。可谓是典型的“识时务者”。
然而，并非每个官员都如同达奚珣。东京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都受朝廷恩惠，虽力不从心，但应为国战死！”卢奕亦点头称是，表示愿与李憕共赴国难。之后，李憕收拾残兵数百，准备与叛军决以死战。然而，还未交战，早已被叛军吓得胆战心惊的士兵就各自逃命，四散而去。李憕便穿好朝服，独自平静地端坐于府台公堂之上。卢奕安排妻子怀揣着官印，从小道逃往长安，自己则正襟危坐在御史台中。其属吏早已影踪皆无。李憕、卢奕及采访判官蒋清3人被叛军捉住。卢奕见到安禄山，骂声不绝，还对叛军说：“凡为人者当知事有顺逆，我虽死但不失臣节，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安禄山勃然大怒，当即命人把3人残酷地杀害，并枭首示众。
当时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安禄山不久就会兵败，就连老百姓都对唐军极有信心。可见玄宗昏昏噩噩20年，大唐却始终未失人心。但叛军南下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起兵一个月，便陷东都，逼近潼关。人们开始对大唐将士深深失望，忧惧不安。封常清则被认为是最大的败军之将，饱受骂名。封常清以6万乌合之众力抗强敌，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气馁，还能屡败屡战。比起许多望风而逃或者索性投降的大臣，不知强出多少倍。当时情况凶险万分，放眼唐朝上下，任何一位名将到了封常清的处境，都不可能比封常清做得更好，结果之糟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时人看不到这一点，天子也看不到这一点。
在兵败将亡之际，封常清只得渡谷水，西奔至陕郡（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投奔驻守该地的高仙芝。陕郡太守窦廷芝听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已逃往河东避难。城中吏民皆已逃亡，作鸟兽散。
陕郡是潼关的前沿阵地，而潼关则是拱卫京师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城防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过此时高仙芝将兵力全部集结在陕郡，而对军事要塞潼关却未设重兵把守。他见到封常清率残兵败将从洛阳前线溃不成军地败下阵来，感到事态的严重，不禁忧心如焚，焦虑不安。封常清则一眼看出高仙芝布兵的不妥，向高仙芝劝说道：“我连日与叛军血战，其士气旺盛，难以阻挡。现在潼关无兵守御，如果叛军入关，长安就十分危险。陕郡无险可守，我们不如率兵至潼关据险以守。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高仙芝仔细思考后，认为封常清说得在理，于是封、高二将兵合一处，放弃了无险可守的陕郡，退而据守潼关。叛军闻讯派军追击，唐军狼狈逃窜，队伍散漫，士马互相践踏，死者甚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退入潼关后，立即着手修缮守备。刚及在潼关布好城防，安禄山部将崔乾祐率部骤至，即刻向潼关守军发动猛攻。封、高二人率领5万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白徒”，据险拼力作战，终于将叛军击退。
安禄山派部将崔乾祐率兵屯于陕郡，河南的临汝、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济阳、濮阳和云中（今山西大同）等郡都向安禄山俯首称臣。当时，唐朝廷所征发的朔方、河西、陇右诸道兵尚未抵达长安，关中震动，长安汹惧，害怕安禄山会攻入潼关。幸好安禄山滞留在东都洛阳，准备称帝，因此未全力进攻。加上高仙芝、封常清及时退守潼关，抢修守备工事，加固城防，作好拒守准备，遏制了叛军攻势，关中军民慌恐之情才得以稍安。
事实证明，封常清退保潼关的战略十分正确。潼关自古为雄关要塞，为进入关中和京城长安之前的最后一个可守之地，此时对于长安安全更是至关重要。如果封常清的计划得以完整实施，战争绝不会旷日持久达8年。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任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正当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发生了。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边令诚平日寸步不出宫门，哪里懂得军事。高仙芝自然没有听从，边令诚却因此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意思是封常清夸大贼势，动摇军心；高仙芝擅离陕州，又私吞军粮，都不堪重任。玄宗此时已经是一个老人，长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极度不信任，尤其高仙芝还是高丽人，听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辞后，登时大怒，不假思索地派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成为了战局始终难以扭转的根本原因。
最初封常清兵败后，曾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叛军的形势，但玄宗都不接见。封常清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封常清只好亲自骑马入朝报告，行至渭南，得知玄宗已下敕书剥夺了他的官爵，并让他回到军中，以白衣的身份自效。封常清只得返回潼关。此时，他已经预料到即将到来的风暴。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准备坦然接受败军之将该接受的一切，甚至写好了遗表。表曰：“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他知道朝中大臣以杨国忠为首，都认为安禄山狂傲叛逆，用不了多久就会失败，于是专门上表告诫玄宗。封常清草写遗表之时，边令诚正在赶往潼关杀他的路上。
边令诚到了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向他宣示了敕书。封常清说：“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封常清传》）在临刑前把自己草写的遗表交给边令诚，请他呈送玄宗，之后从容引颈就戮。
封常清死后，尸体被陈放在一张粗席子上面。边令诚随即命人绑来高仙芝。高仙芝说：“我遇贼即退，罪固当死，但谓我偷减粮赐，我何尝有这等事情。”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这时被招募的新兵皆排列在外，对高仙芝非常信任。高仙芝申诉无门，只得大声说：“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旧唐书·卷一百零四·高仙芝传》）士兵皆呼：“枉。”声音震天。但边令诚不听。高仙芝转而注视封常清的尸体，叹息道：“封二，你从微至显始终相随于我，初引你为判官，后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你同死于此，岂非命运！”言毕被杀。
大敌当前，潼关却冤气冲天，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封常清和高仙芝均是当朝名将，长年担任边关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都死非其罪。玄宗因宦官之言擅杀大将，不仅自毁长城，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引起了军心的动摇。当时潼关将士相继呼冤，只因敕命煌煌，不敢反抗，但心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可笑的是，这个深得玄宗信任的边令诚，后来投降安禄山比谁都快。
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充任封常清的判官。他的很多边塞诗名作都是歌颂封常清的，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已成为边塞诗的经典之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二 潼关内讧】
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兴乱，仅用了短短35天的时间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