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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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的意味了。李白也经历过一次入长安不仕的打击，但与孟浩然的人生态度不同，他依旧是满腔热情，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他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一直保持至死。
诗文有时能成为扬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到了唐朝，诗文被真正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天宝元年（742年）秋，李白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经道士吴筠推荐，玄宗连续三次下诏，征召李白入京。半生夙愿得以实现，李白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踌躇满志地来到长安。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
第二次到长安，李白文章风采，名动一时，由此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因而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据说贺知章与李白相见恨晚，当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事不凑巧，贺知章刚好当天身上没带钱，便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带的金龟（当时大臣的佩饰物），用金龟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从而留下了“金龟换酒”的佳话。事见唐人孟棨《本事诗》。
贺知章，字季真，会稽永兴人。年轻的时候就以文词知名，书法也很好，擅长草书和隶书。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进士及第后，一直在京城任职，历官礼部侍郎、集贤学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读、检校工部侍郎和秘书监等职。贺知章性格爽直，豁达而健谈，自号“四明狂客”，生活放诞不羁，往往因饮酒作乐而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太子宾客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丞相李适之、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书法家张旭、诗人李白、布衣焦遂等嗜酒成癖，被时人戏称为“饮中八仙”）。贺知章后来告老还乡时，还有一则趣事。玄宗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便要求玄宗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以“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玄宗道：“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曰：孚。”便以“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贺知章却怀疑玄宗讥刺他的儿子是爪子，说：“皇上为什么戏弄我呢？我是吴地人，家乡的人都说‘孚’是‘爪下子’，这不是叫我儿为‘爪子’么？”（事见唐人高择《群居解颐》）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一再推荐，李白受到玄宗的隆重接见。据说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唐·李阳冰《草堂集序》），意思是说，玄宗见李白潇洒地朝金銮殿走来，远远望去一副飘然若仙的风采，一时心仪不已，竟然忘记了皇帝的尊威，不自觉地从御座上走下来迎接，并请李白在御座旁边的七宝床上坐下，亲手调了一碗羹汤，赏给李白喝。随后，李白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的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其实是个闲差，但玄宗表面的礼遇使李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他以为皇帝对自己恩宠有加，自己的地位就在王公大臣之上。
李白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类文人。这类文人都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并试图将文学才华转化成政治资本，在朝廷中取得要位。诚然，有些文人确实集文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有着了不起的政治才干，比如名相张九龄。然而，对于大多数的文人来说，他们政治才干相当欠缺。但这些人却往往因为文学上取得的巨大名声而自视甚高。李白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尤其是玄宗对他的隆重礼遇，更让李白误以为这表面的浮华便是他的政治舞台。能够得到天子的赞赏当然是一种荣誉，但得到赞赏并不意味着就会得到官职。
李白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多次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李白甚至一改傲岸的常态，阿谀奉承玄宗。本以为如此，他的旷世功业将要建立，辅明君、安社稷。然而，此时玄宗正沉溺在盛世明君的自我陶醉中，痴迷于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尤其是他新得杨贵妃不久，正是如胶似漆之时，嫌国事繁琐，将所有的政事都交给宠信的李林甫。玄宗看重李白，看重的是他的才华。当玄宗发现李白好言政事时，颇为反感。最重要的是，玄宗认为李白终非“庙堂器”。在玄宗心目中，李白始终只是一个诗人，一个相当优秀的诗人。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却成天在天子面前指手画脚，着实令玄宗反感，便逐渐疏远了李白。
政治家有可能是出色的诗人，但诗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白性格直率天真，与朝廷中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阴谋诡计格格不入。加上他一身傲骨，难以与现实世界妥协，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于是，他对官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厌倦，孤独与寂寞无法掩饰。
天宝三年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不是不爱才，但这时候他耽于声色，不想听到有人在他耳边成天谈论国家大事。他没有挽留李白，而是“赐金放还”。此次李白到长安，待诏翰林，前后不到两年时间。但这两年却对李白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玄宗对他政治主张的冷淡，几乎打碎了李白一生济世的理想。但此时的李白仍然相当自负，将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归咎于朝廷中的小人，常有“浮云蔽日”的感叹。在他的身上，很好地应验了那句话：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
离开长安后，李白重新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他先是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刚好此时比他小十一岁的诗人杜甫因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从洛阳赶来奔丧，二人由此结识。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抱负远大，与李白意气相投。二人一见如故，相互推崇，结为知交好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并同游今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携手探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次年，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此后再未会面，但彼此都写下了感情深挚的怀念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重”的千古佳话。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梁国（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之后，李白以梁园为中心，又开始了漫游的生活，“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伟业、成为非凡人物的理想。在旅行的过程中，努力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但此时朝政大权为权相李林甫所把持，国事日非，李白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他心中总是有所失落，并通过反复空吟壮志来抒发这种失落的情绪。无论就其才能、还是机遇来说，他都不可能成为功臣名将，而这正好促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据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乘醉骑驴入华阴县，县令呵止之。李白要了纸笔，写道：“曾使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许骑驴？”（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县令大惊谢罪。可见李白对长安的那段生活是相当留恋的，对天子曾经的礼遇也一直沾沾自喜。
其间，李白还曾到长江南岸漫游，登武昌黄鹤楼，览江山胜迹，本欲赋诗，忽然见到崔颢题诗《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此诗写得意境开阔，气魄宏大，令人叹为观止。李白竟然也为之敛手，慨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表达了珠玉在前、难以超越的满腔遗憾。事见《唐才子传》。
『注：崔颢，汴州（今河南开封）人。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崔颢其人有才无行，好饮酒赌博，因而他宦海浮沉，始终不得志。但其所作边塞诗，慷慨豪迈，雄浑奔放。其《黄鹤楼》等脍炙人口，为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李白后来所作的《鹦鹉洲》前四句：“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句法极为相似，其《登金陵凤凰台》诗亦如此，显然是受了崔诗《黄鹤楼》的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宗氏到江南避难。这时候的李白，心中又怒又恨。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这时仍然没有放弃雄心壮志，“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永王李璘不服兄长肃宗李亨，打算在江陵起兵。李璘得知李白正在庐山屏风叠隐居后，立即想将这位誉满天下的名士罗致旗下，以壮声威。于是派心腹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以平定安史之乱、复兴大业的名义，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
李白虽然才华横溢，在政治上却没有任何经验。他一生自视甚高，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但当年玄宗一见之下便认为他“终非庙堂器”。以玄宗阅人无数的眼光，这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才华是一回事，政治才能则是另外一回事。此时，历经沧桑后的李白根本没有看出李璘的真实目的，便是很好的验证。李璘不过是以抗敌为名，实际上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要与兄长肃宗争位。而年迈的李白只看到了国家正值生死存亡之秋，“感愤时艰”，他入世的热情被重新点燃了，以为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在《永王东巡歌》第二首中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李璘，平定叛乱。夫人宗氏竭力劝阻，李白不听。
当时江陵长史为高适，高适一眼看出永王李璘有对抗唐肃宗之意，感觉大势不妙，便借口有病，偷偷离开江陵，投奔了肃宗，详细介绍了江东形势，说明李璘必败之状。肃宗于是设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任命高适为节度使。又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节度使，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来瑱曾经任颍川（今河南许昌）太守，安禄山叛军多次攻颍川，都被来瑱率军民击退，因此被时人称为“来嚼铁”。可以说，肃宗已经抢先下手，对弟弟永王李璘做了严密防范。
『注：高适还有更显赫身份——即是与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那句广为人知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便是他的名句。高适，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他早年生活困顿，随父旅居岭南。高适性情狂放不羁，好交结游，但也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开元中他曾入长安求仕，又北游燕赵，希望能从军立功边塞，但却毫无结果。不过，就是在这次边塞经历后，他写出了极负盛名的边塞诗力作《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首诗表达出诗人极为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的英雄气概的赞颂，也有对战争给征人家庭带来痛苦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对战士浴血奋战而忘我的崇高精神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将领帐前歌舞作乐的不满。此诗文采并不华丽，却纵横豪放，雄浑有力。之后，高适寓居宋中近十年，贫困落拓，以耕钓为业。他与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是很好的诗友，三人曾相与唱和，成为盛唐诗坛一段佳话。天宝八载（749年），高适因宋州刺史张九皋的举荐，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三年后，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安史乱起后，他跟随玄宗入蜀，拜谏议大夫。此后官运亨通，做过淮南节度使和蜀、彭二州刺史。代宗即位后，他入朝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在盛唐诗人中，高适是唯一做到高官并且封侯者。《旧唐书》本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李璘以平乱为号召，擅自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起兵，引军东下，军容威盛。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派人诘问永王李璘，问其擅自引兵东下到底是何用意。永王李璘大怒，派大将浑惟明进攻李希言，李希言则派大将元景曜和丹徒太守阎敬之抵挡。结果李希言军大败，阎敬之被杀，元景曜投降了永王李璘。永王李璘又派大将季广琛攻击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李成式派大将李承庆抵挡，李成式军也大败，李承庆投降了永王李璘。江淮为之震动。
这时候，肃宗事先专门任命的防范永王李璘的高适、来瑱与韦陟三人在安陆（今湖北安陆）会合，结盟誓军讨伐永王李璘。之前吃了败仗的广陵长史李成式决定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一起讨伐永王李璘。李铣率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西南）一带；李成式派判官裴茂率兵三千人马，布军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