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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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经常饥寒交迫。他的族孙杜济当时住在长安南郊,杜甫时常厚着脸皮去打秋风。杜济生活也不富裕,对杜甫老来蹭饭十分不快。他表面不说什么,但打井水淘米,便故意摆动水桶;到园中摘菜,也放手乱摘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陈述自己的困境,或明或暗地请求对方给予提携,但却是无功而果。于是他又想效法汉代杨雄、司马相如,通过献赋来求仕。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举行大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李唐王室宗庙)、天地。杜甫趁机献了《三大礼赋》,终于得到玄宗的赏识,诏令由李林甫出题,在集贤院试杜甫的文章,等待朝廷任命。这一等,便是四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县尉的官阶为从九品,主管一县治安,杜甫拒不赴职,又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京城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小官,官阶是从八品下,略高于县尉。杜甫哭笑不得,十年奔波,仅获此微职。但迫于生计,他只好屈就。就是这么个小官,他也没当几天。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杜甫正回家探亲,在奉先与家人团聚。杜甫先带着妻小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打算前去投奔。但举家行动不便,杜甫安顿了家属,独自一人赶去灵武。他先来到延州(今陕西延安),在城南七里的小河(后改名杜甫川)稍作停顿,在从延州往灵武途中,被安史乱军俘获,并押解回到长安。
大劫难后的长安,满目疮痍,遍地狼藉。叛军四处劫掠,滥杀无辜,城中无时无刻都弥漫着血腥味。杜甫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春望》便是在这期间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里面既有纯属个人的心绪,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洛阳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合谋杀掉。消息传来,长安城中人心浮动。这一年的二月,肃宗进驻凤翔,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叛军开始处于不利的位置。许多被押在洛阳的唐官员趁机逃跑,有些人潜逃回长安,带来了最新的消息。于是,长安城中的人纷纷投奔到凤翔。杜甫也决定逃走,他来到怀远坊大云寺,寺主赞公和尚赠给他盘缠和衣服。杜甫化妆后悄悄溜出金光门,直奔凤翔。
经历了千辛万苦,杜甫终于在凤翔见到了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样子相当狼狈。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谏官,是给皇帝的政事提意见的,官阶为从八品上,官品虽低,却是属于所谓的“近臣”。肃宗还在授官诰文中写道:“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杜甫当时入仕不满一年,之前不过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官,遭遇战乱后,能够担任相当于天子近臣的谏官,心情相当激动。他感激皇恩浩荡,连请假去探望家人的愿望也没有说,就意气风发地投身到中兴大业中,但是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卷入到房琯事件中。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名臣房玄龄第五代孙,父亲房融是武则天时宰相。房琯少年时在陆浑伊阳山读书十多年,与杜甫是“布衣之交”,清人熊宝泰《杜甫》诗云:“千秋诗史有谁知?房杜交深患难余。”由此可见房琯与杜甫关系非同一般。房琯在当地方官时能除暴安良,所到之处多有遗爱。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幸蜀,房琯闻风追赶,当日就被拜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一步登天,当上了宰相。房玄龄、房融、房琯是历史上有名的房氏“五代三宰相”。
至德元年(756年)八月,玄宗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便派宰相韦见素、房琯到灵武册封肃宗。肃宗记恨韦见素原来依附杨国忠,因此对其相当冷淡,却故意对房琯虚心以待。房琯见到肃宗后,大言国事,慷慨激昂,肃宗大为感动,之后军国大事多与房琯商议。
房琯喜接宾客,好发议论,多方引荐提拔知名之士,但其为人轻鄙庸俗,群臣多对其不满。当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灵武来拜见肃宗。贺兰进明曾在张巡、许远守卫睢阳时拥兵自重,见死不救,但这样的人却能得到肃宗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贺兰进明与房琯曾是政敌,便利用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诬陷房琯说:“晋用王衍为三公,崇尚浮虚,以致中原板荡。现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引用之人皆是浮华之辈,与王衍无不同。陛下用琯为宰相,恐非国家之福。再说房琯在成都辅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且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其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用意是不管上皇哪一个儿子得天下,他都不失富贵,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吗?”意思是说,房琯是墙头草,既忠于玄宗,也效力于肃宗。从此,肃宗开始疏远房琯。
房琯见自己失势,便想立下盖世奇功来赢回肃宗的信任,于是主动请求率军出兵,从叛军手中收复长安洛阳。肃宗同意了。房琯不懂军事,便任命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军务全部委托于李、刘二人,但偏偏这二人也都是书生,不谙军事。出兵前,房琯大放豪言说:“叛贼曳落河(胡语,壮士的意思)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至德元年(756年)十月,房琯兵分三路:裨将杨希文率南军,从宜寿(今陕西周至)进军;刘贵哲率中军,从武功进军;李光进率北军,从奉天(今陕西乾县)进军。房琯自己自将中军,为前锋。房琯先在陈涛钭(今陕西咸阳东)遭遇叛军大将安守忠。房琯仿效古书上的兵法,用战车阵,以牛车二千乘,步骑夹之。叛军则顺风鼓噪,牛皆被惊骇,叛军又纵火烧之,人畜大乱,唐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人。
之后,房琯又率领南军与叛军大战,结果又大败,唐将杨希文、刘贵哲均投降了叛军。肃宗听说房琯战败后,勃然大怒,幸好有李泌为其求情,才保住了性命。而房琯战败后,觉得没脸见人,经常称病不去上朝,每天只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大谈释迦、老子,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不久,有御史弹劾董庭兰有赃贿事,肃宗借机将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其实就是个闲职。
房琯的仕途升沉,也关系到至交好友杜甫的命运。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杜甫立即上疏营救,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认为房琯对国家是忠诚果敢的,不能以“细罪”“免大臣”。肃宗正痛恨房琯,立即迁怒于杜甫,立即下令将杜甫逮捕审问。幸好新任宰相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出面说:“杜甫言论虽然狂妄,却不失谏臣大体。”此时国难当天,一切以平叛为要务,肃宗这才没有穷究治罪,只下了一纸墨制,放杜甫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
就在杜甫探亲期间,郭子仪率领唐军和回纥的骑兵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也回到了长安,十一月,杜甫带着家眷回长安。
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意识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不久,张镐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房琯贬为邠州(今陕西彬县)刺史,与房琯交好的国子祭酒刘秩贬为阆州(今四川阆中)刺史,京兆少尹严武贬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大云寺主持赞公和尚也被流放秦州,杜甫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司功参军,主管地方文教事务。房琯后来被贬到新设置的慈溪县任县令,因而成为慈溪县历史上第一任县令。
杜甫离开京城时心境悲凉,但仍然忍气吞声,不敢埋怨皇帝,对朝廷依然留恋。他心灵的深处,纠缠翻腾着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也是封建时代大才子们的通病。李白、杜甫均是如此。
乾元二年(759年)的秋天,关中大饥。杜甫官职卑微,对此一筹莫展,干脆弃官而去,举家迁往秦州(今甘肃天水)。杜甫客居秦州时生活很窘迫。便寄诗给族侄杜佐,希望能换来一些米和菜。隐士阮昉是他新结识的朋友,曾送给他三十束韭菜。贬居于此的前大云寺主持赞公和尚也曾领他到南山相地看址,计划卜筑居住,可是限于资财,没有如愿以偿。所以他就靠采药、种药、卖药谋生。杨氏夫人也帮他晒药。
这一年的十月,杜甫从秦州又投奔同谷,因为族侄杜佐没有能力帮助他,而同谷县令此时又写信欢迎杜甫。杜甫还专门写诗对此表示感激。然而到了同谷后,县令并没有像来信中所说的那样热情慷慨,甚至见死不救。杜甫全家几乎陷于绝境,在荒郊野外拾橡栗生活。杜甫这一年仅四十八岁,但已是两鬓斑白了。在同谷呆了一个月,杜甫一家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便南投成都。
乾元二年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这艰苦奔波的一年,是他思想变化最大的一年。有位哲人说过:“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从心灵的变革开始的。”所以这一年,更是杜甫创作最丰硕、成就最高的一年。
乾元二年末,杜甫一家辗转到了成都,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草堂寺。草堂寺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边,历史悠久,是南齐时的一座古刹,殿阁俨然,古木遮天蔽日。杜甫一家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生活。第二年,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开始经营草堂住宅。至此,杜甫才算有了个安定舒适的家。
宝应元年(762年)正月,杜甫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严武忙完公务时,常携酒至草堂与杜甫诗酒酬唱。在严武的资助下,草堂又进行了扩建整修。
同年四月,肃宗驾崩,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依依惜别,一直远送至绵州,并赠诗给严武说:“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一方面期望严武要以国事为重,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仍寄情朝廷,时刻想重返长安。
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杜甫回不了成都,便到梓州(今四川三台)避难,依靠梓州刺史李某。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迁到梓州来。
广德元年(763年)春天,杜甫在梓州听说唐军大败安史叛军,史朝义兵败自刎,叛将纷纷投降,沿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捷报传来,诗人喜不自胜,老泪纵横,手舞足蹈,纵酒放歌,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时,朝廷任命杜甫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因吐蕃侵扰,北上交通阻断。京兆功曹微职,与杜甫理想距离很远,足见朝廷并非诚心重用他。所以杜甫拒不赴召,而是又回到了成都。
不久,严武重新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又几次寄信挽留杜甫,所以杜甫举家迁回浣花溪草堂。严武拉杜甫到节度使幕府任职,又表奏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故杜甫被后人称为杜工部。
杜甫在幕府供职半年多,心情很不舒畅。他衰老多病,对同僚间的互相排挤、尔虞我诈和幕府生活的严格枯燥很不习惯,“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于是,在永泰元年(765年)的春天,干脆辞职回到了草堂。
这年四月,严武又病卒于成都。他在蜀中的亲友或离任,或病逝。杜甫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感到自己无所依靠,只好举家东下。大历元年(766年),杜甫一家到达夔州(今四川奉节)。夔州依山傍水,气势雄壮,是长江三峡的起点。历史上闻名的白帝城雄峙江岸,瞿塘峡也高踞江腹。夔州在唐代属山南东道,设有都督府,州治就在鱼复浦和西陵峡之间,瞿塘峡周围,与白帝城相连。由于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关照,杜甫在这里寓居一年零八个月。他刚到时住在山腰的客堂,入秋后搬到城里的西客,第二年年初移居赤甲山,三月又搬到瀼西草堂,秋天移到东屯,先后搬迁了五次。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离开夔州,到达江陵,住在族弟杜位(李林甫女婿,时任江陵行军司马)家中。杜甫拜见了荆南节度使卫伯玉,还与礼部尚书原太子宾客李之芳、江陵少尹郑审游宴酬唱,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提携。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推荐他,就连江陵府衙中的小吏也因他的老病而轻视他。杜甫贫困无依,决定南行到岳阳。
年关将近时,杜甫来到岳州。登上岳阳楼,俯览壮阔的洞庭波涛,不由得心潮澎湃。孟浩然、李白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著作。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写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诗则说:“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杜甫凭栏远眺壮丽水景,写下了自己不亚前贤的名作《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相比杜诗的宽广深沉,孟诗似乎有些功利,李诗则有些轻狂。这就是杜甫的秉性所决定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国计民生。他的执著,已经到了可悲可叹的地步。
岳州的裴使君并没有热诚照顾杜甫一家,杜甫便决定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韦之晋是他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后,韦之晋调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刺史,与他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杜甫非常悲痛,只好折回潭州。
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