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多情玩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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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梅说：“你能行吗？”小胖子又说：“你们走吧，一会儿就好了。有事我会跟你们联系的。”我看出来，小胖子是自己安慰自己，也在安慰我们。我确
实佩服小胖子的耐心。
我和周雪梅走了。出门之后，周雪梅长叹了声。不知是在为未来的生活担忧，还是为小胖子母亲着急。我说：“你要晓得小胖子将来对你怎样，看看他对别人的母亲怎样，就知道了。”
周雪梅苦笑一下，突然改变话题，问我说：“张大哥，你也许比我更了解直德发，我问你一句话：你说我姐姐和赵德发会离婚吗？”
我说：“不知道。你应当问他本人。”
周雪梅懊丧地说：“估计他们好景不长。”
我纠正她的错误表达。我说：“他们本来就不是好景。是坏景不长，好景长着呢。”
小胖子的母亲连续闹了几天。她不是那种狂燥型的精神病人。她只是六神无主，思维混乱，情绪郁闷。这几天正是小胖子忙碌的时候，他每天都要抽空往外跑房子的事情，搞按揭贷款，办理房产证，有一系列的手续要办。每天回家后，就看到母亲的情绪不对劲，哭笑无常。他简直烦透了。当他给母亲讲不通的时候，他就只好走人。在我这里坐坐，然后到周雪梅那里过夜。那天晚上正好赵德发和周雪梅都在我这里玩，他们得知他母亲的状况后也很着急。赵德发是个火爆筒子，他直截了当地说：“小胖子，你妈要再闹，干脆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算了！你不烦，我听着都烦！”
周雪梅看了小胖子一眼，赵德发的说法似乎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周雪梅说：“我看也是，长期这样怎么行啊。也许到医院一住，病就好了呢。”
小胖子说：“不行。以前送去过。医生说没多大必要。她的病情是很轻的。弄不好反而会加重。再说，我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她真是一走，我还觉得空落落的。”
周雪梅有点不悦：“那你就自己扛着。别叫苦。”
赵德发说：“你是不是怕花钱啊？钱的事好说。我可以给你妈拨出一笔专款。”
小胖子说：“不是钱的问题。精神卫生中心你们去过没有？没去过。那地方不好玩。别说病人进去，就是好人进去都难受。把你关进去一个月，你准是个精神病人。把她送到那里去，我于心不忍。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这样做的。”
这话说得周雪梅直摇头。她嘲笑说：“你真是个孝子。要是雷锋在世的话，雷锋同志还得向你学习。”
在母亲的事情上，周雪梅与小胖子之间明显有了分歧。小胖子也一再向她解释，母亲的病情说好也就好了，不是顽症，也不是别人想像的那样可怕。任何夸大母亲病情的态度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周雪梅就阴着脸说：“我想好了，只要你小胖子能够忍受，我周雪梅也能忍受。”
赵德发在一旁拍手：“这样就好。这就叫同甘共苦！”
周雪梅以为姐夫讥笑他们，她白了赵德发一眼，不满地说：“同甘共苦怎么啦？我们同甘共苦，也比你们两口子成年累月打内战强得多！”
小胖子不喜欢揭别人的短处。他加重语气说：“雪梅，哪有这样讲话的！”
赵德发永远不会生小姨子的气，他笑笑，说：“她姐欺负我，她也跟着欺负我。”
周雪梅说：“就是要欺负你。”
赵德发说：“欺负我我就走！”
赵德发说着站起来，跟我们挥挥手，就往外走。最近他把手机变成了震动，他嫌铃声太烦。欧阳一虹打电话来了，他不想当着周雪梅的面接这个电话。一边往外走，一边接电话。欧阳一虹说她在浦西采访完毕，人家请她吃饭。她问赵德发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开车去接她。只要欧阳一虹叫他，赵德发任何时候都是空的。目前的赵德发只有两件事他喜欢，一是跟我们这些玩伴们相处，大家在一起说笑。二是跟欧阳一虹在一起玩，为她服务也成了他的天职。他快步下楼，开车去了浦西。
赵德发到欧阳一虹就餐的饭店找了许久才找到她，他们吃饭已接近尾声了。她就坐在那里等待赵德发。赵德发知道，欧阳一虹来例假了，这几天身子不舒服，不时地小肚子痛。见了赵德发，欧阳一虹变得更加娇气起来，加上忙了一天，身子软软的，连走路都没力气了。赵德发把她扶着走出包房，说：“要不要我背你？”欧阳一虹说：“你背吧。你敢背吗？”赵德发说：“你敢让我背，我就敢背！”赵德发蹲下去，欧阳一虹就趴在他背上了，真的把她背穿堂而过。一路上，身上爬满了客人们的各种目光。旁边有个女孩在笑，说“你看人家对老婆多好啊。”赵德发听见了，也哧哧笑着。欧阳一虹也笑，把嘴里的热气吹到他脖子里了，他有些发痒，不住地紧缩着。背到汽车前面了，赵德发要把她放下来，欧阳一虹觉得摇摇晃晃很好玩的，不想下来，说：“再背一会儿吧。”赵德发就沿着街道多走了一段路。又吸引了一路好奇的目光。人们看见他们边走边笑，幸福极了。66、赵德发让欧阳别干记者了
赵德发觉得当记者真辛苦。他让欧阳别干了。每月给她一万元生活费。
赵德发背出了一身大汗。身上裹着厚厚的衣服，太热了。他反扭着脸对背上的欧阳一虹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把她放下来。欧阳一虹下来后，连忙去路边的商店买了瓶饮料让他喝。赵德发喝着饮料，欧阳一虹就站在他对面，掏出纸巾给赵德发擦拭额头上的汗水。五个纤细的指头在他面部轻轻地游动着，象化妆一样一丝不苟，生怕擦痛了他。这个对别
人来说毫不在意的寻常举动，赵德发的心里却激起阵阵涟漪。长这么大，没哪个女人这样关怀他。想当初，他在南京搞建筑的时候，为了省钱，他每天中午都回家吃饭。多少次，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时，累得满头是汗，脸也顾不上洗，端上碗就吃。周雪冰就吵吵嚷嚷地说：“看你那死样子，谁跟你抢饭了？把汗水擦了再吃呀。你看你看，汗水都滴到碗里去了，你嫌盐没放够呀！”人就怕比较，幸福和痛苦全是比较出来的。此时，赵德发对欧阳一虹说：“你要是觉得背着好玩的话，我就经常这样背你玩儿。背你一辈子！”欧阳一虹摇摇头，说：“不。太累了。我本以为你个儿大，谁知汗流浃背。”赵德发说：“只要你高兴，哪怕我累成压缩饼干，我都乐意！”欧阳一虹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两人上车了。欧阳一虹开车，让赵德发歇着。赵德发兴奋地哼着歌儿，象一只快乐的小鸟。夫妻关系危在旦夕，周雪冰也不管他。儿子毛毛上幼儿园，周雪冰料理家务事。她一人忙不过来，就请了小保姆在家里打杂。有了保姆，周雪冰就清闲了，白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跟她的朋友们玩耍。衣服有保姆洗，毛毛有保姆接送，饭有保姆做，家有保姆看着，周雪冰就只管每天下午回家吃饭就行了。赵德发对老婆也不闻不问，不知道她每天在干什么。夫妻两人都在外面逍遥。保姆倒成了半个主人。有时，赵德发下午回家吃顿晚饭，有时很晚才回家，回家就睡了。夫妻俩本来就无话可说，又各睡一间屋子，话就更少了。有时两天不见面，三天不说一句话。见面时竟象邻居一样打招呼，互相问声“你好”。在赵德发手机贮存的电话号码中，从来没有家里的电话，周雪冰也没给他打过电话。有天，周雪梅要给姐姐打电话，问赵德发：“你们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赵德发的回答匪夷所思：“我记不清呀！”周雪梅说：“天啊，有你这样做丈夫的吗？”赵德发说：“你打她手机吧。她很少用电话的。”连自家的电话都记不清的男人，家的概念在他的心目中早已荡然无存了。脑子中的概念只是房子，不是家。房子可以用来装家，家却并不一定要用房子来作载体。当欧阳一虹坐在他的车上时，他就觉得他的家也在车上了。车装载着他们的身躯，也装载着他们的灵魂。
回到家里，欧阳一虹确实感到很累了。洗澡过后，她还要赶稿子，后天要见报。明天必须把初稿拿出来送审。电脑一打开，小肚子就一阵隐隐地疼痛。每回来例假都这样。什么药都不管用。索性不吃了。每月这几天都成了她最难熬的日子。赵德发见她写稿子了，就到厨房去给她洗衣服。春天水冰冷，赵德发怕她见生水，身子好久不干净。欧阳一虹说：“你别洗衣服了，放在那里吧。”赵德发说：“放着谁洗？放多久都是你自己洗。倒不如我给你洗了。反正我又没事。”自从两人相好以来，欧阳一虹身上的大件都是赵德发洗的。赵德发从这个过程中体味着做丈夫的感觉，也体味着关心他人的感觉。当一切杂事做完之后，赵德发就坐在电脑旁边，看着欧阳一虹写文章。欧阳一虹双手按着键盘，侧过脸去亲他一口，然后再写。写两行字，再亲他一口。
欧阳一虹都写得腰酸背痛了。她真正体会到了当记者的苦处。写完之后，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懈怠情绪，她对赵德发说：“我真不想干了。”
赵德发说：“你要嫌太累，就不干吧。我每月给你一万块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欧阳一虹说：“那我干什么？”
赵德发说：“什么也不用干，在家里读书学习。我要跟你结婚。”
欧阳一虹说：“我可没有让你跟我结婚。我没有伤害你老婆的意思。”
赵德发说：“不是你要伤害她，是她自己要伤害自己。我既然跟你同居了，就要对你负责。我也不希望你上班，当那个记者干什么？每月就那么两三千多元工资，我每月给你一万元还不够吗？再请个钟点工做饭，你可以好好学点东西。”
欧阳一虹说：“那我不成了寄生虫了吗？”
赵德发说：“寄生虫有什么不好？有多少人想成为寄生虫还不行呢。告诉你，每月一万元这个标准，可以在清华大学任意找一个女博士上床！”67、赵德发说：“二奶总比大奶好
在工作的强大压力下，欧阳决定正式辞职。她说：“我不成二奶了嘛！”赵德发说：“二奶总比大奶好！”
欧阳一虹听得目瞪口呆。可以任意找一位女博士上床，这话是太猖狂了，太绝对了，太不好听了。但并非没有可能。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心中原有的道德尺度，学问家们天天都在说钱不是万能的，可钱天天都在充当万能的角色。钱偏偏喜欢跟做学问的人做对。
学问最终没能斗过钱，不少做学问的也拜倒在了钱的脚下。紧接着倒下的还有性。性这个东西，它不再神秘，甚至不再隐秘。性已经突破了最后一层道德底线，大家都洞若观火了。人们可以认为偷盗是不道德的，打人是不道德的，坑蒙拐骗是不道德的，却没人说跟人同居是不道德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爱情都不象当下这样扑朔迷离，爱情生活中极力盛行着霸权主义和拿来主义。在我们附近的每一个居民小区里，在那个居民小区大门内最显眼的地方，居委会都办着一板黑板报，上面写着很单独的一行字：“亲爱的居民，请你务必做好避孕措施！”仿佛一走进居民小区首先就要考虑到避孕，可以设想非婚姻的爱情是无处不在了。在这些避孕措施之中，有几个是合法的？满大街都是手挽手的男女，没有几对真正的夫妻。大都是假的，是野的。手拉着的都是别人家的人。这是欧阳一虹每天都要看到的一件事实。欧阳一虹早就从同行们的嘴中听说过，某某著名高校的高材生，一向对自己的男友守身如玉，却跟一位老板见面第一天就上了床，第二天早晨起来时，还不知道老板的真实姓名。身边只扔了五千块钱。而老板却四处炫耀，说他搞了某某大学的高材生。她还听说，某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刚刚主持人两年时间就开上了奔驰，她哪来那么多的钱？不是后面有老板撑着是什么？而她还亲眼看到，一个老板指对荧屏上的女主播说：“她平时穿的衣服都是我从法国给她带回来的！”那个得意忘形的死样子，就象总理接见了一样。
可要欧阳一虹放弃记者这份工作，又是她所不愿意的。作为一名普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眼下在大学生多如牛毛的情况下，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当记者原本是新闻系毕业生的事，可她喜欢记者这个行当，可以抛头露面，可以做无冕之王。为了安排她的工作，家里把所有的关系都用上了，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她只做了一年见习记者就顺利成为真正的记者了，算得上一路顺风。就在这一年时间里，她还获得过本市年度最佳新闻作品奖。报社的人都说她是一位有前途的记者，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名记”。可话又说回来了，她每天采访的都是那些大富豪，他们有名车，有洋房，还有几辈子用不完的钱。吃一顿饭她要挣两个月。那种潇洒天天感染着她。核心问题是，在那些有钱的老板中，除了那些儒商外，未必有几个在知识水平方面赶得上她的。个别老板，新闻标题起“文”一点，他们都不知道是啥意思。可他们偏偏拥有大笔资金。他们不断地在为社会做贡献，不断地在纳税。欧阳一虹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期。全社会都在为此而困惑，她更困惑。有时候她也想，你懂得“之乎者也”有什么用？懂得唐诗宋词有什么用？有一支笔又有什么用？统统都不能当饭吃。能当饭吃的，一是饭的本身，二是购买饭的钱。如果一个身无分文的博士生导师和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同时去饭就餐，饭店绝不会因为博导知识渊博而给他吃饭，也不会因为罪犯的罪大恶极而不给他吃饭。欧阳一虹每月辛辛苦苦只有两三千来块钱的工资，人人都说她笔下生花，可光开花不结果也不行。而她那些采访对象，常常因为她笔下的文章而使股市飚升，或使产品走红。她不会因此而多拿一分钱。现在禁止有偿新闻了，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是上面规定的，记者本人没有多少采访自主权。再说，那些大户身边是不愁没有记者的，也不愁没人吹捧。能够接待你就很不错了，有时还要吃闭门羹。那就更别说从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