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场十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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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96年新年，柳志雄在公司组织联欢活动，要求我来做主持人。我自己还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不过我没有拒绝，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大家也都不是外人。活动结束后，原来的同事对我说：〃你怎么这样，让别人当傻子耍。〃我一笑了之，我真的没有认为柳志雄有这种恶意。



2003年我到南方出差，去看望在总经理带领下曾经满怀理想投身惠州的过去的同事，惠州这段经历对于大家的影响还明显可见。公司后来发展到这个地步，在我看来，给大家朋友兼同事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他们受到的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有感情和精神上的。我作为变故的直接经历者，清楚地看到，当时我们大家在一种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意识影响下，把亲情变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面变故对大家造成的伤害。



惠州集团公司的这段饱含亲情的管理实践，从反面促使我转向了职业化的行为方式。



无奈的告别



1995年10月，不知道为什么，我连续一个月发低烧，柳志雄安排我回北京检查，也没有查出原因。回到惠州后，柳志雄告诉我：〃我没法让你休假，但是你每天可以晚一点儿上班。〃



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柳志雄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集团公司的破败。市场无法启动，公司没有盈利，形势迅速恶化。1996年中，我的大学老师山秀明找到我，告诉我倪光南和联想分裂，大庆市将给倪光南投资，〃再办一个联想〃。山老师和大庆市负责这件事情的副市长很熟，希望我过来做这件事情。公司破败无疑，我也必须另谋出路，所以我接受了这个邀请。这让我有幸和倪光南院士共事一段时光。

　　　　
　　　　　　　　







柳志雄知道后说：〃谢耘你背叛了我。〃我只好实话实说：〃柳总，你不可能挽救公司，你也得想自己的出路了。〃财务部总经理也说：〃你要走了，公司就真的不行了。〃我答道：〃如果你们把我剁成肉泥，便可以救公司的话，我一定让你们把我剁了。〃我真的不认为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做什么。



我们的项目是中国投资保险公司投资的。中投保的人知道我要离开，同情地对我讲：〃这个项目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现在离开，别太伤心了。〃出乎他们的预料，也出乎我自己的想像，我在离开的时候，还真的没怎么伤感，只是有些无奈。我认为这是成熟，但也许是麻木。



我离开惠州不到一年，柳志雄也离开了惠州，张云峰去了加拿大，我们的项目卖给了一家著名家电厂商。



作为我当时的最高领导，张云峰对我个人最大的帮助之一是，我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现。每次和他开会时，我发现不论在会上他的情绪如何，会议气氛如何紧张，只要有电话来，他总是用愉快平和的语气来接电话。那时我还年轻气盛，情绪波动大，所以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这个特点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



尽管这个公司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张云峰也不能算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尽管我们开发的产品，没有终成正果，但是，我在这个公司两年多的这段经历，是我自己极为宝贵的一段体验，并从中感悟到了许多对人、对社会、对企业的认识。它成了我后来在it行业工作最重要的本钱之一。



1995年春节，我们都在惠州加班。大年初一，张云峰带着我们上了罗浮山。山上香火很旺，一个同事拉着我们一起在黄大仙的庙里抽签。我以前从来不参与这类事情。那天，我第一个抽，拿起签一看，竟然是个下下签。因为是大年初一，大家来抽签都想图个吉利，当庙里管抽签的人看到我抽的是下下签时，非常不好意思，要我重新抽。我说不必了，便去解签的地方要来解释，发现此签讲的是孔子出游，在异乡陷入困境的故事。



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抽签的道理…如果有的话。但是，我一直相信，人世的境遇是不应该简单地用〃祸〃、〃福〃来标定的。阳光灿烂，固然令人心旷神怡；狂风暴雨，难道不也是另一番风光吗？甚至可能更动人心魄。况且，人确实是在磨难中才更有长进的。



惠州，这个苏东坡曾经生活过的南粤古城，小巧而温馨，我在这里度过了近两年的岁月。经过一些年以后，我才感觉到，离开的时候我从这里到底带走了些什么。







第三章



在联想主持掌上电脑开发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我在过去的积累基础上全面演练比较独立地去建立、培养一支技术队伍，并带领大家向国际水准冲击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在实战中，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也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认识了更多的规律，对企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实际工作中，自己也开始初步接触企业战略层面的管理。



独立操练



…打造出色团队



初入it行业



我生性喜欢安静，一直希望能认真踏实地做一些事情。热闹而又变化非常迅速的it行业，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况且自己也不是学计算机的。我自己是带着些许无奈进入it行业的，不曾想，正是it行业使我有了更大的收获，即使从名利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当然，我收获的绝不只是名利。



倪光南和大庆的合作，持续不到一年便无可奈何地夭折了，现在几乎无人知晓曾经存在的〃中庆集团〃。在公司行将消失之前，跟随倪光南从联想来到中庆集团的刘晨晖和我商量去向，我极力劝他再回联想。〃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屈，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开导〃他。



他很快回到了联想的技术中心，反过来也劝我加入联想，这样我便结识了联想副总裁曹之江老师。当时根据联想〃贸…工…技〃的发展思路，曹老师正在管理刚刚组建的〃联想工业投资公司〃，希望发展类似广东代工厂那样的业务。



或许因为我的书生气，曹老师见过我之后就非常喜欢我，极力劝我加入联想。当时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便到了曹老师下面做新项目的立项评估工作。



由于对公司环境不太适应，也由于我一直希望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联想工作四个月以后，我便辞职去了摩托罗拉（中国）半导体技术部。



曹老师认为我是个人才，非常希望我能留在联想，哪怕是去其他的部门。出于对it行业的〃恐惧〃和在国际一流企业中从事技术工作的渴望，我还是推辞了曹老师的好意，离开了联想。



也许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在起作用，我最终还是没有逃脱it行业。我在摩托罗拉工作三个月后，又回到了联想。这次又是刘晨晖出面，把我推荐给了联想qdi常务副总裁贺志强。



当时我在摩托罗拉的老板对我非常不满意，准备辞退我，我投了一些简历出去，都没有回音。于是我便接受了贺志强的邀请，于1998年1月重新回到联想，出任qdi北京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刘晨晖是副总经理。我当时只是想先找个地方过渡一下，回头再另作打算。



在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对于企业政治有了一些感受，不喜欢那些鸡飞狗跳的事情。所以在与贺志强见面的时候，我提出了自己惟一的要求：〃我只想做事情，希望不要有太多'政治'的干扰。〃贺志强答应我：〃你放心，我这里只做事，绝不搞政治。〃后来果真如此。

　　　　
　　　　　　　　







当时qdi北京研发中心只有十二三个人，贺志强给我们的任务是开发掌上电脑。我们的办公地点和联想工业投资公司在同一个地方，曹老师看到我又回到联想非常高兴。



从此我正式开始〃混迹〃于it行业，直至今日。



首战告捷



研发与项目管理之一打破僵局



在我离开工业投资公司之前，刘晨晖他们便已经开始了研制掌上电脑的探索。我曾去看过他，他拿了一个hpc（与掌上电脑类似的一个带小型键盘的掌上计算机）给我看，说要自己开发类似的产品。我当时就问他：〃这么精巧的东西，我们自己能做吗？〃我们原来的产品在精巧程度上根本无法与掌上电脑相比，我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总觉得有一种神秘感。刘晨晖当时倒是满怀信心，天性乐观是他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也是后来他对我帮助和影响最大的方面。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便来负责这个我自己毫无概念的产品的开发工作了。我再一次投入到一个对我来讲完全陌生的领域，开始了又一次新的跨行业转变。



qdi北京研发中心成立于1998年4月，成立这个中心的原因主要是原联想技术中心解散后，一部分人被分到了qdi，而他们又不愿意到深圳工作。研发中心成立之时，总经理缺位，刘晨晖以副总经理的身份主持工作。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被撤销的联想技术中心的一部分人、联想程控机事业部的几个技术人员以及部门成立后新招进来的员工。



进来以后，部门的状况有点让我吃惊。不仅大家都没有相关产品的开发经验，而且在联想程控机工作多年，也是程控部门主要技术人员的开发部硬件负责人于小童，连项目计划都不太会做。部门基本不开会商议事情，员工几乎从来不加班。



当时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比较差，办公家具是从公司其他搬走的部门留下的家具中挑选不太破旧的来使用的，部门的待遇也比较低，无形中给了大家一种〃后娘养的〃感觉。



外部环境也很困难。这个产品在国外也处于开发阶段，尚未投放市场，我们拿不到别人的样机，而且需要的一些关键器件都很难找到。我们的产品将要采用的微软windowsce操作系统，当时还没有开始中文版的开发。



但是，贺志强对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与微软windowsce的中文版同时发布我们的产品。我刚一到位，他就催促我立即开始开发工作。1998年春节期间，于小童打电话来，高兴地告诉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于我们产品的液晶显示器。春节假期一过，我们便正式启动了开发工作。



在春节前近半年的时间里，刘晨晖带着于小童他们一直在研究类似的产品、评估不同的cpu性能，可就是下不了决心确定整体方案。搞得贺志强非常着急又没有办法…他总不能亲自插手来干预这些具体的工作。选择，有的时候对于没有相关经历的人，显得是那么困难。因为大家总想找一个〃最优〃的〃解〃，害怕选择错了导致全盘皆输。实际的情况是，在现实中，我们只能在可能的条件下，包括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依靠我们当前的认识能力，去选择一个相对最好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条件的不具备，包括我们自己经验的不足，就去不断地拖延决策。那样我们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吓得裹足不前。还是那句话，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在探索中学习和前进。我们不必因为自己的经验欠缺，而失去勇气，更不应该因为众多的成功者在事后对自己的辉煌成就，给出了一个值得质疑的近乎完美的过程描述，而自我贬低、失去信心。



有了曾经在美国的半年经历，打破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难事。我要求于小童把前期的工作向我作详细的汇报。根据他们对于三种cpu的评估结果，尽管我从来没有相关的直接经验，我还是立即拍板，决定采用飞利浦的产品。整体方案由此也基本确定，工作马上便走出了反复论证的僵局，开始了实质性设计工作。



在作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并没有比于小童他们有更多的依据。我只是按照他们的分析，确定了一个相对好的方案而已。而他们一直犹豫不决，原因无非是看到不论哪一个方案，都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感到有风险而不敢作出选择。



我们决定采用飞利浦的嵌入式应用cpu后，对方很快就派技术支持工程师，一个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neehua，在3月份来北京给我们做培训。第一天的培训结束后，neehua找到我，相当激动地问：〃你们的人到底能做什么？你想让他们做什么？〃显然，我们的技术人员离他的期望，以及跟他在其他国家遇到的技术人员的水平相比，差得有点远，问了很多他认为不需要回答的、很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我多少有点儿硬着头皮地安慰他，并和他套近乎：〃你别着急，现在你帮我们一下，几个月后我们一定能够在中国的市场上帮助你们。〃他恐怕没有相信我的话，勉强把培训做完了。



1998年4月公司新财年开始，贺志强让我把下面员工的工资做了一些调整，我的工资由他另行考虑。大家的情绪向好的方面有了一些改变。



项目在重重困难中向前推进。微软从西雅图派任建到微软中国技术开发中心，主持windowsce的汉化工作。任建原来任职于联想，与贺志强是同事。按计划，我要求在当年6月底必须做出一个实际产品大小的，并且能够工作的样机，当时大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有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没有在大的实验板上解决，做这样一个样机，在技术上意义并不大。6月下旬，我去美国出差，其间几次打电话叮嘱样机的开发进度。

　　　　
　　　　　　　　







在我的坚持下，1998年7月2日第一个样机做了出来。尽管软件有很多问题，尽管机器的外壳是用手工做出来的，样子不好看，但是使用两节五号电池，机器可以工作三四个小时，这使得大家相当兴奋。因为台湾一家公司在1998年4月和我们谈oem合作时，他们带来的同类产品的样机，一旦放入电池，电池便会很快发热，演示一结束，他们就要马上把电池拿出来。



我们的样机出来后，飞利浦负责日本和大陆市场的hughcree从日本sharp来到北京。当时日本sharp也在用飞利浦的cpu开发同类产品。hugh看到我们的样机后，高兴地告诉我：〃yourteam誷workisnoworsethansharp誷，eitherinspeedorquality。（你们的工作不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不比sharp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