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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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经过上述活动，潘岳以极快的速度扭转了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困难局面，使之成为全国较知名的学术机构和团中央的先进单位之一。
在“国资流失潮”中力挽狂澜
1995年，中国刮起反腐之风。这时潘岳已是国家资产管理局副局长。他连续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号召查处全国国有资产大案，消除政府与企业界的腐败现象，有力推动了2月份开始的全党反腐倡廉运动。据国有资产管理局1995年对3万家合资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在中外合资过程中，中方80％的企业丧失约90％的应得权益，使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元。潘岳组织人力对全国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统计，写成情况汇报并提出解决方案，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获得最高层认同。那年一段时间里，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先后在各种场合强调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讲话，都是以潘岳等人提供的汇报材料为依据的。
按照潘岳等人的分析，国有资产的流失虽有千条万条渠道，但最危险、最严重的还是在资金外流方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潘岳等人是在资金外逃全面曝光的8年前指出这一巨大弊端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处理问题的棘手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据说潘岳曾感慨：我们的工作努力能够达到促成“下不为例”的目的，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可以说，潘岳在国资局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能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国资管理方法而努力，为了“下不为例”，潘岳几乎是殚精竭虑。
在担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期间，潘岳直接领导建立了国有资产宣传、教育体系；加强了对境外国有资产的调研；对行政事业国有资产与资源性国有资产工作进行重新定位：加强了资产评估业的行业管理，加快了资产评估业的法制建设；推进了国有资产学术理论的研究；创办了《中国资产新闻报》，推动了国有资产新闻出版领域的发展，等等。其工作受到公众好评，在国有资产管理系统获得了较高威信。
在此期间，潘岳为阻止国资流失潮滥觞，使出了四记重拳：
其一是全面清查境外国有资产现状。
1994年11月，潘岳主办“中国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该主题的研讨会，10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会上就当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讨，为中国加强对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奠定了基础。海内外传媒对此均予以关注，学术成果编辑成《中国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探索》一书出版。
为了尽快了解境外国有企业的情况，1994年10月至1997年9月，潘岳带人对境外国有企业现状与发展趋势，做了系统全面的调研，足迹遍及各大洲，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报告。这些报告受到各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成为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
其二，对国有资产管理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调研。
1996年到1997年上半年，潘岳组织开展了许多重大课题调研。如“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研究”，对国有资产体制改革与未来发展有积极意义；“结构调整与资产重组”，对国有资产活动和结构调整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中国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对国有资产改革提出全方位思考；“中国大集团发展战略”，探讨国际竞争问 题，为实现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进行理论探索。
在当时引起关注的课题研究，还有诸如“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体系”“事业单位办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战略的途径与办法”“在国有资产管理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这些课题，对国资管理的宏观决策的微观运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
其三，规范国有资产评估体系。
1996年，针对当时我国资产评估行业极为混乱的状况，在潘岳的力倡和主持下，国资局通过制定《专家评审制度》《立项备案制度》，加强了国有资产立项确认管理体制建设；整顿资产评估机构，实行注册评估师的管理和境外机构行业准入管理；加强了对上市预选企业资产评估的管理。也正是在潘岳的努力下，国际评估标准委员会决定1999年国际评估标准年会在中国召开。1995年9月，潘岳主办了中国首届大规模的“国有企业500强”企业评价活动，历时两个月，并定名为“中国的脊梁”宣传月。其评价成果与标准，现在仍被许多部门与企业沿用。
其四，以人为本，加强与国资企业家的联系和交流。
为了进一步探索国资管理方法，了解企业家的思想动态，交流国资管理信息，1995年5月，潘岳出任中国国资青年总裁委员会会长。中国国资青年总裁委员会有530名大型国企的负责人。潘岳所主持的一系列活动，赢得了企业家的赞誉。如邀请国务院财税、金融、经贸等部委的领导与100余家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就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问题进行直接对话，深受企业与有关部委的欢迎：举行“部分上市公司理事与有关政府部门对话会”，与会企业均就上市公司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家股、法人股如何保增值问题进行了对话；举行了“部分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政策研讨会”，内贸部、外经贸部、计委、经贸委等部委负责人针对合资商业企业进一步发展政策性问题进行对话，受到企业欢迎。等等。这些对话受到有关部委和企业的欢迎，成为当时国家有关部门直接了解国资管理问题，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窗口。
但国资危局非一天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资问题，是中国体制问题的陈疴。尽管潘岳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突破体制困厄。相对于当时愈演愈烈的国资的行为，多少有些“尽人事”的悲壮之感，不免让人生出一份唐·吉诃德式的感慨。台湾《商业周刊》1996年7月22日的一篇评论说：“潘岳以‘绝不手软’的强硬态度，对国有资产近年来频遭瓜分现象，发起轮番的攻势，给外界留下了‘清流’的印象。潘岳此举，乃‘第四代’崇尚的‘国家至上’理念的集中体现。”
由于涉及的利益因素过多，国资管理的方式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资局便在一片争议中被撤消，空留下地方上一片没有中央级主管部门的国资管理局（处）在苦苦挣扎。所幸的是，在党的十六大后，中央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及监督委员会。不过，这时潘岳早已离开了他曾呕心沥血的国资管理领域，经由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而到国家环保总局任职。
思想家的“打假传奇”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得到各界人士普遍支持的维护消费者权利的打假行为，最早的提倡者之一就是潘岳。这一举措是在他担任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期间出台的。仅列举1999年下半年的一些事件，就可以看出潘岳在促成打假行动，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方面所作的努力。
1999年8月5日，“中国质量万里行第二届理事大会暨99中国质量万里行出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选举潘岳为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以及一批行业主管部门及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为副会长；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人大常委会、科研院所以及新闻单位、企业界的300多人当选为促进会理事。这是潘岳正式介入消费者权益保护行为的开始。
1999年10月，潘岳带领万里行促进会工作人员，组织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界记者，与广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一道，深入广东揭阳，现场跟踪采访并集中曝光了广东揭阳区域性生产劣质螺纹钢案，一举摧毁了揭阳劣质钢材生产基地。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对此高度重视，作出“此次打假，效果很好，应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对造假者群起而攻之”的重要批示，众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这种打假模式后来为各地机关部门和媒体纷纷效法。
同月，潘岳组织新闻界，与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质量技术监督执法人员一道，经过深入、艰苦的明查暗访，公开曝光并查处了一起危害华北十余载的非法制售病、死鸡案，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有七八个省市由此采取了针对死鸡及熟食的联合打假行动，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1999年12月2日，潘岳带人联合贵州省、贵阳市政府采取打击制造假冒卷烟行动，一举端掉假窝点26个。同时，采取“边打边扶”的新方式，即一边打击假冒伪劣，一边扶持当地名牌，为形成打假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新思路。
潘岳的“打假传奇”，也许与一个理论家、思想者的作为相去甚远，海外媒体很少加以关注，但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却是俯拾皆是，也许对于太多的国内普通消费者来说，潘岳打假者的形象，确实鲜明于一个思想者的形象。
潘岳？“攀越”？
关于潘岳的为人，有人概括为“仗义、霸道、悲壮”三条。
仗义说。潘岳的“仗义”绝不是江湖气，而是替人着想、急人所急。这个禀性的由来，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他在《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辑时的口碑更是印证了这一点。1989年，经中组部、中宣部联合考核后，潘岳调至中国青年的理论最前沿《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当年的潘岳年仅28岁，就已经是国家副局级干部。团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议上介绍说：“潘岳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已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研究 报告。”这话是说给才子成堆的《中国青年报》员工们听的，有替潘岳压阵脚的良苦用意。但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的很多人的确对年轻的潘岳不服气。
很快，《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们就见识到这位年轻副总编的才能。面对“八九风波”后一片混乱的局面，潘岳以一个平民精英的作风，想尽一切办法将人心稳定下来，不仅打消了人们“秋后算账”的顾虑，而且在3年里全面扭转局面，重新确立了《中国青年报》新的办报思路。他关键时刻敢于维护编辑记者利益的仗义行为，更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欢迎。
潘岳敢于负责、古道热肠的风格并不是从《中国青年报》开始的。据一位老国资人讲，潘岳在国资局被撤销、连自己尚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他首先做的，便是为自己部下的前途奔忙。至今，仍有许多老国资人对此感慨不已，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看不惯他雷厉风行，甚至暗中骂他“霸道”的人。同样，在国务院体改办被撤销时，潘岳也是为部下之急所急，把对自己的考虑放到最后一位。
仗义之人多霸道。尤其是像潘岳这样年少得志的才俊，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干事业，为了追求，看到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反对。这样耿直的性情，在支持者看来是仗义，在反对者看来就是霸道了。
不容回避的是，潘岳的追求和努力，相当一部分被迫半途而废，而他的思想又受到太多的争议，他的赤诚不被人理解。故知情人提起潘岳，又有“悲壮”之说。除此之外，他的人生境遇，还有更多个人的不幸福。潘岳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的过早去世对他的打击极大，对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大的潘岳来说，不能尽孝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结。在潘岳事业如日中天时，家庭却不幸破裂，这对于刚刚进入中年的潘岳来说，犹如当头一棒。
在他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引起巨大争议，自己的前途也因此晦暗不明时，慈爱的、给他鼓励的父亲又去世。潘田的去世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有文章预言，潘岳面对个人的前途困境、妻子离异，又临丧父之痛，这个性情型汉子恐怕从此要一蹶不振。
但潘岳的事业心还是战胜了悲哀，他的事业永远是生命中第一位的。2003年10月25日的再度一鸣惊人，《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巨大反响，说明他还是顶住了压力，走出了阴影。正如媒体所说，潘岳还是那个潘岳。
《中文导报》2001年3月1日的文章《潘岳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面》里如此描述潘岳：“喜欢读书、交友，善于思考，既能正视社会主义制度弊端，又有鼓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热诚，是‘敢想敢干’型的猛将；有人说他是粗线型，也有人认为他为人率直，尤其他在高干子弟中亦十分活跃。”
伴随着多年来的争论，有人说潘岳可能因为他的性格而“失宠”。樊百华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说：“开明派的重要自不待言， ……这里只想给潘岳一点忠告——当说可说则说，不可说索性缄口。即使今后开明派已没有机会采用我的建议，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来。”
第一辑潘 岳（2）
潘岳是惟一一位重新走完了红军长征路的年轻的中共高级干部。2001年9月1日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潘岳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最悬殊，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