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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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平1984年提出的“大中国邦联”等十二种“邦联制”等等。
楚树龙认为，“邦联”是由独立国家自主决定，经过谈判、签署条约而成立的邦联。“邦联制”是复合国家体制，说白了就是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何突破两岸的僵局，楚树龙希望能从经济入手，构建中国统一大战略，以期两岸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长期的融合，形成彼此密不可分的情形，最后达到统一。“WTO与两岸关系”论坛便是一个契机。
2003年9月，楚树龙应邀去台湾出席第二届“WTO与两岸关系”论坛会议。这次的议题还是从经济入手，寻找两岸的共同点，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楚树龙临行前对笔者说，我想总会在两岸之间找到共同点的，中华民族的大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我有信心。
薄弱的一环：阻碍中国强盛的，
是科技，是军事
2002年5月，楚树龙在香港给亚洲学会的会员发表午餐演讲时称，中国在今后20年也不可能如许多外国领导人所说的，成为美国以外的另一个超级强国。即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能够达到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到了下个十年时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排在美、日、德之后，在技术上仍然很难赶得上美国。即使像清华大学，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也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地区。
楚树龙的这个发言在国内引起哗然，人们称这份“没给中国人长脸”的发言是“楚树龙式的妄自菲薄”，暗示着中国在外交上将继续“韬光养晦”。
一段时间以来，对“韬光养晦”政策在中国知识界带有浓厚的思想对峙色彩。所谓的“强硬派”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韬光养晦”助长了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损。而所谓的“温和派”则认为，中国必须通过现实主义路径寻求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只有继续开放与变革才能真正维护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认为，“强硬派”出于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义愤，已经走向了“刚愤民族主义”，这种“刚愤派”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艰苦努力毁于一旦。
尽管思想分野明显，但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的学者在国内似乎依然占据着主流位置。楚树龙当是其中的一个。在楚树龙看来，由于中国未来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依然要放在首位，外交应服务于国内需求，“不当头”是国家利益的需要。
另外，人们也意识到，楚树龙坚持“韬光养晦”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对中国科技水平和军事实力的忧心。
在楚树龙看来，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证明，国家对外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变化源于国家力量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中国未来20年的外交及外交战略不能不受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都是定性的、无形的，因而就更难预测和把握；相比之下，经济、技术、军事实力的发展变化可以有数量上的标志，具有一定的可见性。
楚树龙在《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一文中分析了2002年前中国国力的发展趋势。他说：如果说今后2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如经济发展那样乐观的话，那么今后20年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前景恐怕就更令人悲观了。因为军事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水平。乐观的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自然而然地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防建设，即军事实力的发展有更雄厚的经济基础。但纵观人类，并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就能够成为军事强国，因为军事实力并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这在21世纪的今天尤为如此。如果说可以用钱买来现代化的民用飞机、汽车等机器设备产品，那么在军事武器装备方面，恐怕没有一个军事强国会把大批的先进武器卖给另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军事现代化是买不来的。
他认为今后20年，中国在经济上可能具备条件，但在科技上却难以发展到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像过去20年那样，今后20年中国同美国、日本等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比较，其军事技术、武器装备水平的总体差距不但不会有明显的缩小，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
科学技术的落后使他意识到国家安全的危机。在楚树龙看来，国家利益中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有着辩证的关系。发展离不开安全，安全依赖于发展。问题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使人们难以把握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从长远角度，要真正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依靠国家的发展，国家安全利益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国家发展利益的真正实现。要根本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必须依靠实现国家发展，实现发展利益。只有把自己建设得强大了，别人打不了你，你才有安全感。所以，发展自己是最重要的。
要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教育和投入。中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科技开发方面投入太少、比重太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把10％、甚至20％左右的政府开支和企业利润用于科技和新产品的开发投入，不断推出新产品，保持竞争力。中国政府科技投入太少、增加幅度太慢以及使用效率太低的状况，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他呼吁国家在加强经济的同时，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只有科技水平上去了，国家实力才能真正得到增强。
附录
中美冲突、对抗——台湾问题（节选）
楚树龙
冷战后及21世纪的中美对抗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中国 的力量和影响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程度，并和美国形成争夺的战略格局，威胁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霸主”或“领导”地位，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出现一个像前苏联那样可以和美国匹敌的对手，不管这个国家是日本、德国、俄罗斯还是中国。二是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因为台湾、西藏等问题而使其中一方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另一方的严重威胁或侵犯，导致中美对抗和冲突。
在21世纪，中美两国也不大可能因为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打仗。中美关系的真正危险是国家安全领域，即其中一方的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等国家基本利益受到另一方的严重破坏或侵犯。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中，中国从来没有严重威胁过美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而在过去、目前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中，美国仍然在主观和客观上威胁着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及国家的统一。美国对台湾、西藏，特别是台湾问题给中美两国带来的冲突、对抗的危险在现在和今后可预见的将来是严峻地存在的。这种危险有时可能得到了暂时的、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有时又会造成严重的危机。中美关系过去50年、100年的历史说明，两国间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惟有台湾等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的基本国家利益问题难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台湾问题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个不同的时代都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和冲突的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冲突、对抗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台湾海峡两岸冲突的可能；第二，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定的意志和决心。
（一）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台湾问题的必然性
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干涉中国内政、介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是由历史、美国的战略、政策、法律和美国政治制度运作规律所决定的。美国介入不介入并不主要在于美国有无“与台湾关系法”及其该法对“台湾安全”含糊的承诺，而主要在于美国的全球、亚太及对华战略，在于导致美国历史上卷入战争和冲突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运作规律。
1．美国在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一直是介入台湾问题的，包括军事上的介入。至少从1950年朝鲜战争至今，美国一直在介入台湾问题。美国现在和将来仍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不愿结束这段历史，不愿放弃对台湾问题的介入。美国的外交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
2．过去、现在和将来导致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即利用台湾遏制、制约中国。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遏制战略。但美国对华战略中确实有防范、制约中国的因素或一面。只要美国今后不放弃对华战略中制约、防范中国的一面，美国就必然会利用台湾问题制约和防范中国。
3．导致美国必定要介入台湾问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更多的是把对中国的战略放在其亚太地区战略的范畴内。只要美国还想成为亚洲的大国和地区的主要力量，且不说要控制或主导地区事务，那么，美国要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信誉，就不能不对亚洲地区内的重大问题有所介入。对美国来说，美国不介入亚洲重大事务的那一天，就是美国决定在战略上撤出亚洲的时刻。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出这一天会到来。
4．美国国内政治体制、政治运作和外交决策模式决定着美国极有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直接介入台湾问题。在美国近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对外干涉、介入史中，起主导作用的倒不是当时的政府是否在战略和意志上想介入，而是新闻媒体的密集报道和舆论引起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引起国会的注意和要求有所行动的动议，导致当时的总统不得不采取“适当的行动”。
5．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台湾问题，那就是中国不但成为美国的盟国，而且是听从于美国、服务于美国战略的小伙计、小兄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做出“要大陆、不要台湾”的选择。这种情况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出现的。
第三辑张卓元 （1）
巨笔如山，参与起草国家“十五”计划
张卓元，男，1933年7月生。1983年7月起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财贸经济》主编、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任《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多强调“制度建设”，少谈点“大胆探索”。
——张卓元
愈老愈辣的经济学者
2003年10月14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老牌经济学家张卓元就成为海内外各路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这不仅因为张卓元是一位在决策层及社会大众中均具影响力的学者，还因为他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专家之一。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像，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愈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又一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张卓元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5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作为中国权威的经济专家之一，被中国三代领导人看好，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
他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和市场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呼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张卓元和刘国光在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等“激进改革派”产生分歧，使经济学界分化出“激进”与“保守”两种学术阵营，继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大讨论。张卓元由此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正是因为张卓元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比较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他的“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观一直在中国经济政策中发挥着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大多能被高层采纳。海外经济观察家私下里把他称做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团的红人”。
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张卓元在经济界“闯荡”40多年，继赢得邓小平、朱基等领导人的赏识之后，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些年来，张卓元多次参加了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93年，他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1996年又参与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
十六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共20年来的历次三中全会注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一个转折点，都是权力调整、新领导层定型、确立重大改革方案的会议。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移，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