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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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还先后邀请了50余位国际知名学者和记者来清华参加现代传媒论坛讲座，其中包括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鲁宾斯坦、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创始人乔纳森·穆尔、克林顿政府总统助理等。
中心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传媒研究学术网站和中国第一个网络新闻实验室，在一种开放、活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里，为海内外研究人员、媒体专业人员，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开展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
中心目前承担着一系列国家重点课题，其中包括“政治传播学与国家形象的构建”“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舆论监督与环境政策的形成”“软力量研究”“中国主流报纸上的日本”“新闻构建与国家利益”“中国国际形象重塑”“美国媒体研究”“国际传播前沿研究”“现代传播技术对新闻学的影响”等。
为了开创新闻事业的新局面，李希光开设了新新闻学，传授客观报道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客观公正是一个优秀记者的第一标准。他在专著《新闻的核心》中特别强调了新闻的公正性。他说，我们对新闻的报道必须坚持多信源的原则。所谓多信源，就是指，如果报道战争或冲突，应该报道冲突双方的意见。比如，伊拉克危机，新闻报道应该报道源自冲突双方的信息；关于朝鲜的核武器核查，也要报道信息双方的意见。仅报道一方的意见的新闻，就不是好新闻。在他看来，司马迁和唐玄奘是最好的记者，因为他们是记录事实，是事实的忠实记录者。
有一次他让学生到国子监一带采访。采访没有题目，但每个人必须发现新闻。几个小时后，一位学生向他介绍对一种砖雕的发现。李希光问：“这是他们告诉你的吗？”学生说：“不是。”李希光请他再去向当地居民提问，核实清楚，再下结论。
李希光自称他教授的是“警犬新闻学”。他说，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记者将保持他们的警犬功能。新闻的公正性是新闻视角和新闻观点的平衡，而不是所谓的没有观点的纯客观。公正性应该包括所有相关观点的报道，但不仅仅是报道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而是要这个光谱上的各种观点，要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的细微差别。从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看，警犬记者被看做最崇高的媒体人，而公共新闻又强化了新闻界的基本使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各级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否则，一个健康的民主法制社会无从谈起。新闻媒体的未来不在于采用新技术，不在于网络化，更不在于新闻的娱乐报道和体育报道，而在于强化其“社会警犬”的作用。
另外，在清华他还提出一种新的新闻观，认为新闻就是“找故事的艺术”，任何一条好新闻，它必然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人类从有自己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以来就在讲故事，从荷马到司马迁，到唐玄奘，到马可·波罗，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在讲一个个美好的故事，新闻也是讲故事，只不过新闻时效性更强一些。
李希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学理念，一改原有新闻理论的空泛说教，生动形象，也更接近新闻的本质。美国《明星论坛报》称，从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那里看到了中国传媒令人鼓舞的发展趋势。如今，他正在清华培养新一代中国记者，期望这些记者能以全新面貌走上新华社记者的岗位。
李希光到清华已经4个年头了，人们看到这位质朴的教授依然保持着记者作风，每天只睡5个小时。《北京晨报》曾这样描述他：从家里赶到清华园时，他总是背着一个大旅行包，里面有书和笔记本电脑，一如他当年背包踏走古“丝绸之路”的样子。
清华新闻学院并不比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差
李希光教授另类的传闻是从一件发生在饭桌上的故事开始的。
有一次，李希光和他的学生在食堂吃饭，开始时大家说说笑笑，这时他的一位女学生说起她的男友读完核物理学专业后准备去美国的事，李希光突然脸色大变，怒火万丈道：“国家培养他，是为了要他去给美国人造原子弹吗？这要让那些两弹元勋们知道，非得气死不可！”据说当时他还差点掀翻桌子，在场的人无不愕然。
不啻如此，李希光不许他的学生考托福和GRE。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你到清华来，你的学费不是你父母出的，是全国纳税人出的。你本身考取了世界一流的大学，你再考托福和GRE到国外的三流、四流大学读书，你当初就没有必要进清华大学。你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其他的同学。中国人称清华是中国的哈佛，而美国人自称哈佛是美国的清华。如果你到了清华，一心想着出国，你是对自己的老师没有信心，对你自己更是没有信心。我们清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并不比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差。哥大的院长是《纽约时报》总编，而我们的院长是《人民日报》总编。哥大的新闻学教授是美联社高级记者，而清华新闻学教授是新华社高级记者。
尽管他的这种解释并不一定能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但他的学生中考托福的还真不多见，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在李希光的教授下所学远超过了国外的二三流大学。
李希光开课之初就实行了中英文双语教学。当时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样的话，清华的新闻学就太“洋化”了。可李希光说：在这个全球传播的时代，一个记者每天打开电脑，要看新浪和搜狐的新闻，也要看当天国外各大报纸的新闻，没有优秀的英语水平，未来的记者如何生存？接受这种训练的学生10年后，他们在上课、采访和做梦时分不清自己说的是英语还是汉语；他们为商业媒体工作，但他们是没有偏见的记者；他们拥有优秀的互联网应用能力；他们写的是新闻，而不是学者的评论。为此他还计划他的新闻学课改用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原版英文教材，结合中国的案例来讲授。
李希光的课很特别，生动、幽默、灵活，重在启发和实验。他要求他的教室一定要有多媒体、投影、网络，常常让学生念《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原文报道，并逐段分析，逼得大家不但有分析能力而且英文一定得过关。他的新闻分析课最受学生欢迎，常常乐得大家前仰后合，而正是这种插科打诨式的讲演，使学生对新闻的本质体会得更深刻也更长久。
有一次，李希光给他的学生讲课，他说：“我们有的记者不知道新闻究竟是什么，于是在写新闻的时候，只是telling something（说某些事情），可是真正的新闻是reporting（报道），应该从一个完全客观的角度来报道……”
他觉得同学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意思，接着说：“如何 获取新闻？不仅要凭借一名记者的好奇心，还要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
说着说着，他脱去帽子，对同学们说：“我现在很疲惫，你们试着从哪些细节可以看出？”
同学们看到老师乱糟糟的头发，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异口同声地说：“头发。”
李希光很少按部就班地布置作业，但每次布置的作业都别出心裁。有一次他竟出了一道题：用不超过50字的导语概括《红楼梦》。学生们匪夷所思：老师怎么把《红楼梦》与新闻联系起来了呢？
由于李希光上课另类，效果好，所以有很多人来蹭课，除清华的学生外，还有来自人大、北大、广院等院校的学生；甚至清华炊事班的一位职工也被李希光的课所感染，一次次混进学生的队伍，乐此不疲。而一位清华外语系学生，从来没想过要做记者，自他听了李希光的课后，对新闻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心改行当记者，果然毕业后进了新华社对外部。
来听李希光课的人越来越多了，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李教授纳闷为什么自己学生的面孔越来越陌生。但他没有摆出教授的架子，也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更没有驱逐过任何来蹭课的人。只是有一次，李希光无意中出了一怪招，让6位北大丽人在大庭广众下暴露了身份。当时李教授在课堂上出了一道练习题，要两位同学一组，彼此描述一下对方的外貌、背景等，以增加采访人物时的观察力。结果蹭课者的身份一个个暴露无遗，但李教授的友善使他们沉浸在愉快中。
出怪招是李希光教授的拿手好戏。在他看来，怪招如能提高学生的水平，怪也就不怪了。
李希光教授刚到清华时，他手下共有十几个学生。有一年暑假，他带着帐蓬、睡袋、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话、GPS定位仪，和他的4个学生，跑到了兰州、内蒙古额济那沙漠及敦煌一带进行探险式的采访，向北青报网站和自己的网站发回大量稿件。当他们来到罗布泊时，居然在这无人区里住了近一个星期并凭借定位仪和军用地图找到神秘古城楼兰。回来后，他将学生的采访报道汇编成书，成为新华出版社的热门书。
又一年，他突发奇想，带了几个学生到他当年做苦力的江苏一个煤矿去采访，他还要他的学生和自己一起下到矿井深处。涉世不深的学生哪里吃过这个苦，叫苦连连。可事后他们感到这样的体验真是难得。
而在北京，他带着本科生满北京城采访更是屡见不鲜。有人对大教授如此“不顾身份”表示惊讶。而李希光则说：大家都应该这样，新闻学是职业教育，没什么高深理论，师傅带徒弟天经地义，这是哈佛的培养模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教科书开章就说：新闻这门学科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产生激情；要让学生产生激情，就要老师带徒弟。我要在他们身上克隆我自己。
李希光教学的又一古怪之处就是要求他的学生24小时手机开机。他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优秀记者的基本要求。“你睡觉，新闻不可能睡觉。”为了检查同学是否开机，他有的时候会半夜突击检查，如果发现哪个同学没有开机，他会严肃地让他写检查。
为了让他的学生更多地了解新闻的本质，接触各种思想，近几年来，他张罗了有国际大牌新闻明星参加的十几个圆桌会议，与他的学生面对面交流。这些“大腕”包括美国CNN亚洲著名主持人韩玉花、默多克新闻集团前副总裁张镇中、《华尔街日报》首任驻华记者秦家骢、《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阳光卫视》掌门人杨澜以及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香港大学的传媒专家。
2001年，李希光通过网络结识到一个在阿富汗采访的日本战地记者岛津洋一。他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相互交流信息。据说阿富汗边境上驻着4400多名记者，而岛津是为数不多的能深入塔利班战区采访的记者。有一天，岛津把一张塔利班高层密会的照片传回日本，没想照片被美军截获，第二天，那个小山坡就被炸弹夷为平地。
这个故事让李希光很激动，他对岛津说：“你从前线飞到清华 来吧，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岛津真的从巴基斯坦买到了一张机票直奔北京，饥肠辘辘的岛津在清华与李希光的学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辩论。学生们说，这样的教学案例在中国的课堂太少见，只有李教授才敢想。
2002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实现自己评课。李希光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和“国际传播”被评为第3名和第6名。
清华校领导颁奖那天晚上，他捧着两块奖牌回家，不由流露出欣喜之情：“这是我的最高荣誉，这就是我的诺贝尔奖！”
第四辑李希光 （3）
中国形象被美国“妖魔化”有其根本政治原因
1996年11月，一本继《中国可以说不》后在中美两国知识界引起震荡的时评专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在北京悄然问世，该书以鲜明的立场、客观冷静的姿态，分析了美国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妖魔化”歪曲的来龙去脉，其尖锐的思想交锋所引起的中美冲击波一直蔓延至今，势头不减。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在该书出版不久便提醒人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赶在今年底问世，呼应‘说不’系列……这本书可能成为今年最后一本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对峙的可圈可点的力作。”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由8位留美或有旅美背景的学者共同完成。李希光便是其中的主要作者和策划人。为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美国传媒恶意挞伐的焦点人物，还被一些人不怀好意地戴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显然与作者李希光的初衷大相径庭。
李希光曾这样表述他写作这部书的初衷：“于私是为消解胸中 对美国媒体不公正报道积压数年的宿怨，于公是指出妖魔化中国的趋向，借以引起双方重视，以稳固中美关系。”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凝聚了李希光在美生活和工作时的思考。
1995年，李希光来到美国《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虽然来美国时间不长，但他看到了美国及西方主流媒体极不正常的现象。
这年的夏天，李希光来华盛顿工作刚1个月，《华盛顿邮报》系统的亚洲事务负责人阿丽丝女士邀他到希尔顿饭店吃午饭。
阿丽丝如此热情款待李希光的原因是想听听他1个月来对美国媒体和美国新闻制度的看法。
“你敢接受采访吗？”阿丽丝女士问。
“我很高兴通过各种机会同美国新闻界同行交流。但问题不是我敢不敢接受美国同行的采访，而是你们敢不敢刊登我的专访和我的谈话。”李希光说。
“我们倡导的就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什么我们不敢刊登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