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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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写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当年5月8日的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事件。房宁称5月8日这一天“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一次被西方欺负而遭受奇耻大辱的日子”。他告诫人们，西方列强的本质并没有变，西方独霸世界、奴役世界的野心没有变，因而他要在这本书中把冷酷的国际关系的本质剖析给国人看。
房宁认为，依照黑格尔的说法，任何事物都依“正、反、合”三个阶段发展。数百年来，西方的殖民主义看来也正应这一规律，走向它的合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西方对世界战略做出了新调整，使殖民主义向其三段式的合题转化——西方国家及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科索沃危机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后殖民主义战略的实验场。科索沃的隆隆炮火向全世界人民发出了警报：殖民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殖民主义者的利剑在空中挥舞。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仍有再被殖民化的可能！
不少国人认为：要想不受西方欺负，就必须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把经济搞上去。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但房宁认为，怎样把经济搞上去才是一个关键。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走西方的路，加入资本国际大循环，就可以渐次达到西方的经济水平，实现现代化，结果发现西方绝不会允许第三世界国家跻身于它们的行列。
如果说1995年“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是房宁现代民族意识间接的隐喻式的表述，那么《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则是房宁对全球化、民族主义做出的一次思想和学术努力。
房宁告诉我们，比物质落后更可怕的是民族精神的失落，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矮化导致的弱势，是比单纯经济落后更难克服的整体性的文化落后。在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于西方经济不仅不会真正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反而会使发展中国家丧失自主发展的条件与可能。因此他提出，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当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挣脱出来，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给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乐观心态带来了冲击，由此而引发的争议也在所难免。国外分析家认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给中国民族主义奠定了一个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民族主义新崛起的标志。
另外，海外媒体还认为，该书的出版表明了中国高层逐渐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它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最终只能取决于这个民族深植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和创新的能力。这实际上正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呈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
第一辑房 宁 （4）
警惕：美国的战车已经开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在影响颇大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反思全球化”的时候，有人问房宁为什么要选择学政治。他当时作了一个颇具“政治意味”的回答。他说：“为什么学政治？起因于插队时学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不知道房宁当时是不是出于幽默才这样说的，至少在座的不少人把它当成政治幽默了。
事隔不久房宁到北京一所大学做讲座，又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房宁费了一番功夫作出解答，这次的解释似乎更符合情理一些。
房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院子里长大的，他的祖父以上三代都是北京的中医名家。1975年18岁的房宁来到北京市郊上地村插队。上地是汉代屯兵之地，是北京地区一处文化遗址。也许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村子里不少姑娘、小伙儿能写会画，能歌善舞，一表人材，一点不比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差。可是不久，房宁就发现，本村的小伙子娶的媳妇几乎清一色的来自更加贫苦的河北三河县，而本村的姑娘却无论如何都要嫁个城里人，对象即使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也得凑合。性资源的流向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差别，它赤裸裸地向人们揭示社会的等级和差距。现实使一心响应毛主席号召、满脑子理想主义的房宁看到了社会的真实、人生的真实。他曾说，农村的经历使他感到困惑，体验了悲凉，也使得他开始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的命运。就是这一情结促使他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决意学习社会科学。
1977年底，房宁如愿以偿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当了一名教师。听过房宁的课或讲座的人都领略过他的口才，上佳的口才使他的教师生涯相当顺利，连续的破格晋升使他在同学和同龄人中以最快的速度当上了教授，直到200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政治学所副所长。
留意房宁的人会发现，房宁的人生之路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可以说是顺风人生。但是从一名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著名的政治学者，短短20多年的时间，房宁在中国思想界已经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刻发出独特的声音，他的思想无可争辩地具有前瞻性。他无疑是一位真正站在思想前沿的中国人。
最能体现房宁思想家素质的例子，是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对世界格局的预言，几年后全部得到验证。
先看房宁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未来世界战略格局走向辨析”一章中的一段文字：
“美国通过北约东扩肢解了南斯拉夫，在进一步逼近俄罗斯的同时，已经越过俄罗斯，向远东的中国张望了。时下，人们把对北约东扩的注意力放在北约对俄罗斯的包围和钳制上。其实，‘北极熊’已被美国关进了笼子。北约东扩的目标绝不止于围困俄罗斯，北约东扩的目的地是中亚，最终美国要把与中国毗邻的国家拉入其麾下。
“美国在大力促进北约东扩的同时，以同样的力度在策动西进。就在美国与北约盟国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亚洲的北约’——‘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如果说北约东扩，美国还是在得陇望蜀，那么，这个‘亚洲的北约’可就是赤裸裸地针对中国了。”
就在房宁预言的同时，1999年，北约接纳了捷克等东欧三国加入北约。尽管俄罗斯再三声明反对北约东扩，但北约根本没把俄罗斯放在眼里。2002年1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北约成员国会议，决定北约继续东扩，将一举囊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7个中东欧国家，创下该组织成立53年来规模扩大之最。至此北约成员国增加到26个。北约降低标准急于东扩，其真正目的是要挤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控制中东欧事务，增强对西亚、南欧的军事投送能力。北约把东扩的对象锁定在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这正是俄罗斯的软腹部，其矛头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现在，北约已将防线推进到俄罗斯的家门口，离圣彼得堡仅仅几十公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罗斯的战略回旋余地已大大缩小。
而就在这一年的12月9日，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到莫斯科安抚普京，普京强装笑脸，违心地对客人说：“北约东扩不应造成局势紧张，而应促进信任。在北约决定接纳新成员后，对于俄罗斯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双方合作的‘实际内容’。”——房宁在几年前仿佛已看到了这一幕，正如他预言的：“‘北极熊’已被美国关进了笼子。”也许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中国的战略家和房宁一样已经看到了，而房宁与众不同的是：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人们关注北约对俄罗斯的挤压和包围的时候，已经进一步预见到美国将跃过俄罗斯，进军中国的最终的真实意图。
“9·11”以后，美国实现了战略大跃进，一举占领了中亚的腹地——战略要冲阿富汗，并在不同程度上将巴基斯坦和其他毗邻中国的中亚国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的战车终于开到了中国大门口。房宁在1999年的预言，3年后得到了证实。
2000年台湾大选，台独势力上台。台湾海峡两边的政治局势为之牵动，美国纵横捭阖，利用台海形势游刃有余，进一步插手东亚。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全面控制西亚地区的同时，掌握了世界石油的命脉。目前已经调头东顾，美利坚的利剑已经悬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朝鲜头上。房宁所称的“会师中国”几近完成。
房宁对全球化阴影下西方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进行再殖民统治的方式进行分析、归纳和概括，他说这是新帝国主义的三大政策——军事控制、政治代理、经济接管。在剧变后的东欧，在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亚洲的阿富汗、伊拉克，人们看到的不正是这幅图景吗？
房宁论证道，无论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国际循环中被榨干油水，从而被甩出资本国际循环轨道，还是少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种种机会，初步实现工业化，与西方形成一定的竞争，这两种情况对于西方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因为“前者使西方失去了部分资源与市场；后者对西方构成挑战。”这样将出现后殖民主义重建统治的局面，而后殖民主义要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采取上述的三种方式。
而现在看来，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确已经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国家宏观经济的决策权已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亚洲国家也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一心扶持一个“影子政府”作为政治代理。房宁四年前的预言——一个以“热战”代替“冷战”的再殖民的时代即将到来，如今听起来已经不那么“危言耸听”了。
房宁对伊斯兰的世界革命的预言极具隐喻色彩。早在1995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他就写道：“在未来的世纪里，富于战斗精神的伊斯兰成为与西方抗衡的一种社会力量、一种文化力量是非常现实的。这首先是由于新殖民主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贫困、痛苦和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弥撒在亿万穆斯林心底的、对他们不幸遭遇的激愤心情。”
“伊斯兰教在未来作为第三世界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抗衡西方还在于它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全世界有10亿多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个国家，而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亚、北非，是地球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甚至在欧洲，伊斯兰教已成为第二大宗教，英国有近200万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是世界范围的信仰。”
在房宁看来，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最终将掉入“发展的陷阱”。在再殖民时代，面对一个相对于自己无比强大的帝国，非西方的民族和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由和发展，以及自己的信仰和价值，不得不面对一场最深刻的文明冲突。“9·11”使美国加快了它重建帝国的步伐，而如果按照房宁揭示的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在为更大的冲突进行准备，更惨烈的灾难和斗争还在后面。
到目前为止，房宁预言了历史，事实证明了他的眼光。也许我们有理由对他和他的理论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他的预言说中了！
学者和思想家的区别是：学者阐发于事后，思想家预言于事前；学者是打哪儿指哪儿，思想家是指哪儿打哪儿。作为一个思想家，房宁做到了。
然而，让这位有洞察力的思想家感到十分尴尬的是，他那些精心阐述的理论和有预见性的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并未引起真正的关注。有人把房宁、王小东这类学者称为“尴尬的先知”。这不由让人想起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故事。尼采疯了，他奔走于山林，站在高山之巅遥望大海。尼采看到了海中的帆影，向人们大声疾呼，而山下的群众却茫然无知。这不是群众愚昧，也不是尼采高明，只是尼采看到了人们还没有看到的东西——这其实恰是房宁在20世纪末的境遇。
第一辑房 宁 （5）
过度依附国外资本：越“发展”，被侵夺得越多
美国对于预言有个说法，“educational guess”，意思是有根据的猜测，而不是瞎猜乱撞，用我们中国流行的说法就是科学的预见。而关于全球化的分析理论则是房宁近年来对国际频频发言的依据。提到房宁，人们会想到他的两句名言：“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和“发展的陷阱”。
这两条经典的房氏语录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经久不衰，成了房宁的一个思想标签。
房宁是第一个对全球化作出警示，提出“发展的陷阱”的中国学者。而这个概念意在揭示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客观规律，揭示其不利于第三世界的全球分裂的结果。房宁认为“外围”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必将为全球化所排斥，进而将产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外围”之间的文明冲突。这正是他的那些“educational guess”的基本依据。
当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汹涌之时，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