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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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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的历任台大校长身上找到了。”(《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二期70页)
傅斯年和亦师亦友的胡适一贯主张表达意见要署真名实姓,表示负责 任,因为他们要争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台大校园里出 现了匿名的油印传单,以极丑的词句攻击训导主任。他发出布告,“须知
傅斯早:『我们贡献这个大举于宇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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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之事,即不负责任之表示;而丑言攻击,实非大学教育所能容。“总 之匿名传单,恶词攻击之风气,与良好之学校风习绝不相容”。(《傅斯年全
集)》 第五卷249…250页)
5月20日,他发布布告,台湾已宣布戒严,即进人战时状态,要学生 注意:所有壁报必须由登记团体盖章才可张贴,其中文字如发生事故,由 登记人负责。不得举行非学术性、游艺性、交际性的集会,即使是这类集 会事先也要经训导处许可。但当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践踏大学独立、学 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时,他终干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不准军鳘 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 被判罪,其他人都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 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 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 能。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 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 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 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傅
斯年全集》第五卷丨3页)
7月11日,叶青在《民族报》发表公开信,攻击傅斯年主持下的台 大“优待共产党”。一是台大教授李霁野突然离开,未经系主任、院长同 意,只是留信一封,说是请假,传闻先到香港,后到大陆。另一副教授张 则是办好了请假手续,送家眷去广州,校方仍发薪水。二是法学院院长萨 孟武“参共亲共”、“台湾大学中有些院长和系主任还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 子,他们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他们把院系变成共产党细菌的温床”。
面对这些不顾事实罗织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 报纸发表《傅斯年校长的声明》,一一予以驳斥,并断然表示“学校不兼 警察任务”、“但是我不兼办警察,更不兼办特工”。这一声明义正词严,55 年后依然有着金石般的回响,这是他对大学精神的捍卫。他与叶青的冲突 主要就是因为此,叶青信中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对于从共区逃出来的学 者专家,应该尽量罗致”。傅斯年读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说:“我请教员, 当然要依据标准,依据专业之精神,尤其是因台湾大学各院系之需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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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若把台湾大学作为‘招贤纳士’之处,那真对不起国家了。招贤纳 士与办学不能合为一事,国家要如此,可以另设机关,学校若如此,必糟 无疑。”
在7月20日发表的《两件有关台湾大学的事》中,他继续说:“我不 能一面办大学,一面‘招贤纳士’。‘招贤纳士’在国家有其必要,若是一 个人去办,徒是培植自己的势力耳。这是我所绝对不取的。一个大学,兼 办4招贤纳士’,必致弄得不成样子,所以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 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 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之介绍信同 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傅斯年全集》第五卷so页)
如他后来给远在法国的李书华信中所说:“弟到此办此一大学,真正 上当,大概说来:(1)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2)弟在北 大任内,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办事也有甚愉快处,此地是‘接受别人 杂牌队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 比如他请竺可桢、陈寅恪等都没有成功。(《傅斯年全集》第七卷”7…378页)这 封信写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涉及与大陆情况对比的一段被湖南教育 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删节了。
当然,小到新生入学、盖学生宿舍、学校医院、接济大陆来台学生的 “救济金”、解决困难学生“申请工读”等问题,作为校长,傅斯年也无时 不牵挂在心。在他手里,台湾大学成为第一流的大学,不是偶然的。在他 逝世前不久,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 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 (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傅斯年
全集》第七卷378页)在孤岛当时朝不保夕的大环境下,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 就。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 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 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 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 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李 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23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aooo年版)与那些巴结专制 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他终究只是一个读书人,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念书人的习气”,他 的见解哪怕不对,在他乜是出于至诚,完全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丝毫 也不作伪,因此才充满了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浩然之气。他之炮轰 孔、宋如此,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台湾大学也是如此,用他喜欢的斯宾诺 莎的话说就是“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来到孤岛,他已抱定 “归骨干田横之岛”的决心,所以才会心无旁骛地办台湾大学,将他最后 的生命都投入进去。台湾大学在他手里迅速崛起,不是偶然的。
1949年:中国知 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1949年,又到了一次时代转换之际,中国知识分子 必须在去、留之间做出选择。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81 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24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 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组院士,占全部28位人文组 院士的35。7%。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毛子水 等或赴美,或去台湾,钱穆到香港办他的新亚书院。毫无 疑问,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这当中甚至包括了洞若观火 的储安平,包括了许多沐浴过欧风美雨、对西方文明怀有 很深感情的人们。
在1949年前夕,国民党当局曾有过将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北平艺专等高校南迁的打算,后来也有迁移浙 大、复旦等大学的企图,不过都遭到了抵制。清华校务会 议讨论迁校无结果而散,在胡适主持的北大校务会上,经 过2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北平艺 专校长徐悲鸿决定I己不离开北平,学校也不南迁,他的
主张在校务会议上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许多艺术家的热烈支持。浙大 的迁校计划也遭到校长竺可桢、教授苏步青、严仁赓及广大师生的抵制。
吴宓、陈寅恪、杨树达留下了,沈从文、浦江清留下了,张元济留下 了,竺可桢留下了,李四光选择了回国,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除成舍 我之外,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在 香港登上了北行的轮船。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 难怪长期以文化人身分出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 最后无比感慨地回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 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待了 10年。而中 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 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袓国。
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 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 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 钱钟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 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45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夏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十月革命后的现象,他只看到了历史 的表面,其实,这一现象背后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 选择,有着各不相同的理由,不是单一的。将这一切放在历史的多棱镜下 观察,我们在看到知识分子在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不但受到时代的影 响,而且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受自身思想、性格、情感、家庭 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吴宓之所以留下,就很特别。他自述:“1948年秋,我 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 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 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至1949年春夏 之交,方能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学院。解放后,我当然 与时偕行,一切生活计划都改变了。那时我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 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但担心中国文化此番不免大受损失。”(转引 自张紫葛著《心香泪酒祭吴宓》2】8 —2丨9页,广切出版社1〃?年版)这是他1952 年7月8 R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
教师》文中袒露的,应该是可信的。天翻地覆之时,他确实没有想过离开 大陆,他想的是“慢慢地出家为僧”、写小说,他以后的选择几乎完全是 被动的。
那些参加了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之 选择留下,实际上起码在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那一刻就已注定。政治的 因素固然是主要的,毕竟他们和中共上了同一条反国民党的船,但其中也 有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倒向左翼的知识分子中,可以张东荪、施复 亮为代表。那时候主张走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 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正是当年盛行的 一种思潮。早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文中,张东 荪就重申了他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 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 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 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 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 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我相信果真这样做 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以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 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 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他 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 “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 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纲领, 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 让步,而得着一个折中与调和”。(《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 I79页,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著。他在丨947年4月发表于《观察》周刊的文章
1949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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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 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他把自己的这套兼顾
“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 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提法完全…样。
这并不是张东荪个人的见解,他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声 音。施复亮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阐述“中间路线”, 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中间路线”简单地 说就是“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并指出“联合 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在他看来,“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 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 家的真实利益”。因此他提出“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周鲸文在1947年7月发表《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曾以饱含感 情的笔墨赞誉“中间路线”——“不但是进步的,温和的,不用厮杀而把 国家纳入正常的政治轨道,而且是合乎人道的,具有时效的。它会缩短黑 暗野蛮的期限,它会温和着同胞的彼此爱护,它调解着利益不同的党团免 得各走极端,它使分野的重归于好,它改变破坏的力量而入干建设,她使 进步的统一在团结之下”。(《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239 — 页)他阐述了自己对苏联民主的认识:
“英美的民主,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上并不民主,我们称之为假 民主。苏联的民主,在形式上不太民主,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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