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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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民主，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上并不民主，我们称之为假　民主。苏联的民主，在形式上不太民主，而实际上倒没有英美民主之弊，　我们称之为狭民主。……苏联是共产党理论支配下的国家。共产党是主张　以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消灭阶级。这个过渡期间是相当长久，无产阶级　专政乃为今日苏联的民主。既以一阶级专政自标而非全民政治，其民主的　范畴自然狭小。……苏联的民主形式虽不如英美式的宽大，然而在这一狭　小的范畴内，因为行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它倒没有资本家从中操持的
毛病，这可以说明，苏联这狭小的民主范围仍不失为真。”（《批判中国资
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275　—H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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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眼中，“真民主”就是“包含了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民主”。而苏　联恰好是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作是有“经济民主”的地方。
他们所主张的“中间路线”，概括言之就是“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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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h信仰社会主义”，使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这在知识分子中　有相当的代表性。同样的言论也曾出现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　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潮，一直延续到20　世纪40年代末期。连章乃器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　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到1948年5月15日，“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　《新路》周刊在北平创刊，钱昌照、吴景超、潘光旦、周炳琳、杨振声、萧　乾、朱光潜、吴蕴初、楼邦彦、费孝通、钱端升、陶孟和、冯至等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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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出了　32条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七地国有化　等十条主张大致上与张东荪他们的想法差不多，也包含了计划经济的某些　因素：
（十六）我们主张国家应筹划妥善方法，负责发展国家资源，实现全民　就业，促成公平分配，提高生活水准。
（十七）国家应运用各种合理的政策，积极促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与工
业化。
（十八）全国土地，以全部收归国有为　最终目标。第一步应即规定私人农地的最高　限度，超过此限度者，应立即收归国有。对　于原来地主，给以长期债券，以为补偿，收　归国有的农地，或租与自耕农，或集体经营，　视情形而定。市地应立即收归国有，并酌予　补偿。
（十九）农业之生产经营及农民生活，
应运用国家力量辅助其改进。
（二十）凡独占性及关键性之工矿交通　事业，原则上应由国家经营。
（二十一）金融事业，应由国家经营。第　一步应将国家银行之私人股本立即收回，并　简化及统一其机构。
（二十二）国营事业，应以资源之充分
朱光潜像，
19的年，朱光潛发表《自我检讨》文。　目的是要向革命意识靠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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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理运用及谋全民之最大福利，为其经营方针。
（二十三）国家賦税政策，应以平均私人财富，创造国家资本，促进资　源开发，维持经济繁荣，及达成社会安全为目标。
（二十四）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应配合国内经济及其他生活方面之需要。
（二十五）欢迎不带政治作用而能配合我国经济政策的国外投资，在互　惠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经济建设。（《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
辑之72　—　273页）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一成立就被称为“新第三方面”，成为左翼知　识分子批评的对象。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选择了留下，其中最主要　的恐怕还是他们的这些思想认知在起作用。甚至连朱光潜、毛子水、张佛　泉等16位知识分子在1948年11月联名发表的呼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　们对苏联经济平等的赞美。尽管全文的主旨是对遭受“极权共产主义”威　胁的深切忧虑，生怕新时代以“经济平等”而牺牲了　“政治民主”，‘‘因为　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　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賜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　这种賜予。”（《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犯3　—324页）不过这其
中毫无对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人民将享有“经济平等”的怀疑。
当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弊端尚未暴露出来，而计划经济带来的平　等引发了有着大同梦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悠然向往，也是正常的。包括张　东荪在内的那么多知识分子把“计划经济”看作是发展生产的灵丹妙药，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主张“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理　想的tt联合政府”，与毛泽东提供的“联合政府”纲领在许多方面是有共　鸣的。我们仔细比照他们的观点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主张，实际　上也有许多暗合之处。“联合政府”不仅是共产党人的主张，民盟以及其　他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对“联合政府”都曾充满向往。何况在中国　民主同盟的纲领中关于经济的第一条本来就是：“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　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　行。”张东荪的“新民主主义”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思路上都有　许多接近、甚至相似之处。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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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主义必定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思　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吻合的。这些因素的存在，使他们与共产党人之间　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大部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选择都可以在他们的思　想深层找到原因，不光是单纯的现实政治的考虑。
毛泽东的纲领中也可以说包含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见解在内，这才可以　解释这些一辈子有自己政治追求的知识分》在历史选择的关头，几乎没有　多少犹豫就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
至于那些比张东荪、施复亮、《新路周刊》等更“左”的知识分子就　不言而喻。
郭沫若、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茅盾、邵荃麟、翦伯赞等许多左　翼知识分子一直在不停地批判“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凡是不站到　他们一边的，都在批判对象之列。但这些弥漫着火药味的、毫不留情的批　判对促使他们最后下决心倒向哪一边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更重要的还是　这些中间派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经济平等的向往，对苏联代表的经济平等　的认知无疑是他们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的思想根源之一，虽然他们内心还　有一些不十分情愿的地方。权衡轻重，他们的选择几乎也是自然的。何况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非黑即白，向来缺少一个灰　色的中间地带，两强对時，最终都是要分出胜负。站队几乎成了必然的选　择，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中间路线”。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并绵延不绝的“大同”之梦，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对　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前景内心深处不仅没有抵触感，反而不无憧憬。　早在1938年6月，周鲸文就在《时代批评》发表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　前途》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办法适当，是容易办到的。第一，我　们有传统的亲亲仁人一致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思想，我们有一贯的‘仁政利　民’的要求，我们有4天下为公’的长久的期望。第二，我们有过井田制度，
我们有过均田的办法，我们现在尚有比较适当的土地制度。第三，我们没有　许多大地主，我们没有左右国家的资本家，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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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许多恶毒。这三种条件很容易使中国建成　一个大众福利的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　第四辑358页）
他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不需要一　党或阶级专政，免去专政独裁的弊病。”（《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
第三辑4）—42页）
更早也是更有力的例证是1932年11月胡愈之主持的老牌《东方杂志》　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了约四百多封征稿信，　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　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都是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　“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　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　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I　—切平等，一切自由。”
女作家谢婉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　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　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活过了百岁、当时担任《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　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撒除，国家这　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　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　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　个大同社会”。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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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　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　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一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有国　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　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　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用不着　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　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　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中央　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　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　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理想中的未来中　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　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　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　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　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　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　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　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　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他　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
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三辑43页）
尽管他们不约而同地梦想的“社会主义”的“大同”社会，和我们在　1949年后实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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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作出人生抉择之时，这些潜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梦
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1949年来临之时，国民党政权的道义
威信几乎已彻底丧尽，完全变成了腐败无能、腐朽没落的代名词。战场上
的失畋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广大的中下层民
众中，在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中，确乎已人心尽失。
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早在1946年就对未来的可能命运有过清醒的
判断，但他最后还是留下了。这确是一个永远耐人寻味的题目。储安平先
后给国民党这个政权下过几个断语：“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
失常”等。他对国民党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不留余地的。而国民党
竟容忍《观察》周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生存了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今天看
来或许是个奇迹。胡适当年虽然也曾名列《观察》特约撰稿人之中，却始
终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已经引起谢泳、程巢父等学者的注意。
程巢父在《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中这样分析：“从《观察》奉行民主、
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
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
殊，见仁见智了。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敗的统治》……储文概说
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
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
对学潮，储安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