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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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
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
刊登的报道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
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
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东方杂志》W33年1月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说白了，胡适并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全盘否定的论政态度，在他看 来，这样做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事实本身要更复杂一些。他本人更愿意采 取稳健的论政立场，这不是国民党不能批评，而是批评赛有分寸。这是胡 适与储安平的分歧所在，从中可以理解他们后来不同的历史选择。如果是 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储安平对当局持再激烈的批评姿态都算不得什么， 遗憾的是中国近代的社会状态是不正常的，储安平的取向决定了他与国民 党的势不两立。换言之，他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上，《观察》被封门是 早晚的事，也使他逐渐要在对峙的两强中必须倒向其中一方，非红即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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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墨”之间没有中间道路。这虽然与他所倡导的“中立的”原则相 背离，但到那一刻，他确已别无选择。这一切诚然否认不了储安平和《观 察》周刊在激荡的百年言论史上存在的意义。
从1949年以后储安平在复刊的《观察》上发表的东北纪行之类文章 来看，他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一丝的虚饰和作伪成分，完全是真诚的。他 看到了一套全新的运行有效的新体制，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的氛围，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一些令他欣喜的现象。1949年9月29日，也 就是“开国盛典”期间，徐铸成日记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今天 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 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 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亊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 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
谈，反复请教云云。”（《温故》之一 9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些微妙的变化似乎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能不 感叹新时代的魅力之强。连储安平那样犀利的目光、桀骛的性格都变得让 人几乎认不出来。这就难怪他江苏宜兴的老乡徐铸成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 由衷之言：“祖国的变化真大”‘！他们一行从香港北上，一路上如同走进 了一个大观园，这些有见识、有阅历、经过无数大世面的人们都禁不住感 到自身的渺小、无足轻重。
这一切的根由都来自他们对国民党的失望、绝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仇恨与鄙视。特别重要的是时代转换之际的“一边倒”，从柳亚子他们对 国民党战犯居螅傧碌那丛稹⑽驶爸校笾露伎梢蕴寤岬剿堑恼庵中奶�
四
还有…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中共螅愕笔钡恼呷∠颉Ｔ�1949 年刚刚到来之际，即将掌握政权的革命党表现出了大度、宽容的一面。毛 泽东有过这样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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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
必须避免釆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
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 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所以他要求采取 “团结、教育和任用”的策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I〃2年版）
他批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全国，是工人， 农民（包括新富农广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小资本家， 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幵明绅士，一般公务员， 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 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毛泽东选集》第4 卷！2】2页，人民出版社I96！年版）
1949年5月，胜利已成定局，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左翼文化人士开 会，就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交代政策：“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 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 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 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 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走，也 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 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他 郑重表示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刘少奇曾经不止一次 地说，要花大力气团结旧艺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d 1页）
周恩来向即将南下接管上海、主持上海文化接管工作的夏衍交代任务 时说：“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全国闻 名的艺术家、科学家，所以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梅兰芳、周信 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 访，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
文艺工作者大得多。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学单位、 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 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但一定要事先做好思想工作；
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模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 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394页）
那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还在上海，那里真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不仅以其儒将风采倾倒了无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 分子，而且确实执行了周恩来、刘少奇他们的意图，一切都要等到政权稳 定下来再说。陈毅对夏衍交代文教界的接管工作时说：“你们的对象大部 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就不要乱管，先 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万不要居高临下，你先把这个 意见告诉文管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平等待人，而且要谦虚谨慎。”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I396页）所以在整个接管上海过程中，没有禁演过 一出戏，更没有禁止过一本书。不仅是上海，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上也差 不多。
基于“团结”、“争取”这样的政策取向，在大变动的前夜，各地、各 大学乃至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的中共地下党对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做 过工作，希望他们留下来。共产党人诚意眷眷地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责之以民族大义，这对那些骨子里都怀抱着爱国情结的知识分 子来说，很少有不动心的。这和国民党官员的傲慢骄横、飞扬跋扈也形成 了鲜明的反差。
在北大，就在国民党方面动员沈从文南下、北大校方送来了直飞台湾 的飞机票之时，中共地下党员、北大学生乐黛云及左冀进步学生李瑛、王 一平等人也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
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夏衍：《懒寻旧梦录M增补本＇404页）
在浙江大学，1949年元旦前夕，杭州的中共地下党用“中国共产党 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竺可桢以及一批开明教授寄贺年信，希望竺可 桢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用 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这些工作对沈从文、竺可桢等最终没有走到底有多大关系，现在已经 无法猜测，但在他们的心理上是不会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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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王芸生，就在他感叹前路茫茫、面临何去何从
的抉择时，地下党身分的李纯青和奉命专程从美国赶回来的女共产党人杨 刚及时给他做了工作。当他得知是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时，就马 上作出了留下的决定，取道台湾到香港，亲自安排了《大公报》香港馆的 起义，开始踏上“向人民投降”之路。对王芸生来说，那是他个人和《大 公报》最好的出路，毕竟当时有过口头的保证，报纸的民间性质不变，报 名不变。
本来《大公报》到1948年还连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 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等一系列社评，提出走 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等主张，和知识界的胡适等人呼吸相通。他们的 基本观点包括：“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相信理性与公平”、“反对 意气、霸气与武器”、“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 制”、“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概而言之就是“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 纳异己”。这些文章或出自王芸生的手笔，或是他所同意的。但是时局的 变化之大超过了任何预测，国民党在前方兵敗如山倒，一溃千里，在后方 也是糜烂腐敗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眼看着呼啦啦大厦将倾，《大公报》总 经理胡政之已经为这份报纸的出路而忧心忡忡，以他阅世之深，他对时势 的敏感要在王芸生之上。1948年初，他花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了英文版的 《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他又全力以赴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 为今后的出路。他的打算是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 这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大公报》桂林版的退路一 般，确是未雨绸缪之举。他说自己 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 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不料4月4日他就因积劳成疾而突然病倒， 只得回上海养病，从此卧病在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黯然 谢世。《大公报》的前途已不由他决定，在彷徨之中深感迷茫的王芸生一 旦得到中共地下党方面的承诺，尤其是毛泽东的邀请，如同柳暗花明一 般，让他迅速作出了选择。当然他作出决定的后面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 素，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对他的打压与围攻，《中央日报》“三查”王芸生； 给他戴上了 “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等红帽子。在这样的处境下，中共地 下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自然就奏效了。李纯青生动地记下了 1948年冬 天几度登门和王谈心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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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对话如下：？
“没有出路了！ ”他喟然长叹。
“想想办法吧——柳暗花明”
另一次：
“国民党完了！ ”他说。
“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呢？ ”我说。
他感到奇怪，朝我瞅了一眼。
又一次：
“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他自叹。
下一次：
“如果共产党要你呢？ ”
“那绝不会，不可能的事。”
再下一次李纯青告诉他，有人正式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当他得知 是毛泽东邀请他时，他有点惊讶，沉默了许久，似乎不太相信。期间，从 美国回来的杨刚以中共“使者”的身分和他有过多次彻夜长谈，杨刚再三 承诺《大公报》四馆不易名、不换人，按原样出版，他动心了。最后他对 李纯青表示：“甚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
公报》。”（凌宇：《沈从文传》3补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五
i949年春天，当钱穆谢绝荣氏集团中人的挽留，与同事、哲学家唐 君毅一起告別江南大学，接受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南下时，江南已风雨 飘摇，百万雄师正在长江北岸枕戈待旦。作为历史学家、信奉传统文化的 旧式读书人，钱穆已嗅到了那种让他难以接受的空气。“余念于人事素疏； 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 这和当时许多人的看法是有距离的，“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 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 之安祥如是也。”（王芝琢：《一代报人王芸生》W丨一丨8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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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是没有看法的，他曾说？？ “其实抗战八 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 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 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 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5页，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I〃8年版）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呵，连钱穆都对国民党的腐 败“恨其不争”。但他毕竟还是与这个政权在情感上更接近些，当上海即 将易手时，国民党政府早已迁至广州，弃数十年老巢而去的“山西王”阎 锡山时为行政院长，一次邀请一批党外人士座谈，主要是追随国民党的两 个小党派青年党、民社党的成员，以大学教授资格被邀请的只有钱穆一 人，他即席发言：
“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在最后 方，惟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 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 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他说 自己的意思只是希望存亡危急中国民党政权“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 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4页）可惜无人理踩，不过是天真的书生放一番空 言
